王全安拍《白鹿原》:拍一種臨場的感覺

有時候你站在攝影機前，突然會產生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你會發現自己拍的這個東西既不是電影的，也不是文學的，而是一種“臨場”的感覺……

電影《白鹿原》遵循的是一個土地的視角。過去大多數影片都是以某種歷史觀或者某種批判來架構整部作品，《白鹿原》則是從農民的角度看土地。

有人問我拍《白鹿原》有什麼意義？我的回答是，《白鹿原》既是在講歷史的故事，也是在講現實的故事。

幾經周折，電影《白鹿原》終於在9月15日公映。對於王全安這樣一個習慣於安安靜靜拍電影的導演而言，執導《白鹿原》時所引起的關注和爭議，也許隻有2007年他憑借《圖雅的婚事》獲得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的時候可以媲美。“《白鹿原》是中國最難拍的一部電影，也是最難公映的一部電影。”在小說《白鹿原》出版20周年慶典活動上，王全安坐在自己崇拜的大作家、《白鹿原》原作者陳忠實身旁，頗為心酸而更加自豪地感慨道。

《白鹿原》難拍，是因為小說原作是一部洋洋洒洒50萬字的鴻篇巨制，書中所展示的關中平原白鹿村近百年的歷史，多達上百個的出場人物，以及厚重博大的思想內涵，都使得從文字轉換成影像的過程無比艱辛。從“第三代”導演謝晉到“第四代”導演吳天明，再到“第五代”導演張藝謀，很多電影大師都曾設想過將《白鹿原》搬上銀幕，但最終將之付諸實踐的卻是“第六代”導演王全安。

“中國電影人為什麼會持續不斷地為改編《白鹿原》付出心血？我認為這部小說最打動人的地方在於它探討了土地與人的關系。對於人類而言，什麼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東西？毫無疑問，是土地——人類最了解土地，跟土地的感情也最深。”王全安說，“電影《白鹿原》遵循的是一個土地的視角。過去大多數影片都是以某種歷史觀或者某種批判來架構整部作品，《白鹿原》則是從農民的角度看土地。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常常會忽略一些常識，而土地就能為我們帶來最基礎的常識。正如影片中的田小娥，你種什麼我就長什麼，你怎麼對我，我就怎麼對你。同樣的道理，你善待土地，庄稼就長得好﹔你對土地不好，它就會鬧飢荒。”

王全安曾問陳忠實：“簡單地說，《白鹿原》是什麼？”陳忠實回答：“習慣了幾千年的意識崩塌了，然后我們就失去了方向。”王全安覺得陳忠實這簡單的一句話為自己的電影創作指明了方向。“《白鹿原》是一部寫史的電影，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節點，就是辛亥革命后帝制的崩塌。陳忠實想表達的是，中國幾千年的帝制突然崩塌了，新的體制馬上建立了起來，但在這個體制更替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新的價值觀、倫理、心理結構的重建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並一直延續到今天。”王全安說，“有人問我拍《白鹿原》有什麼意義？我的回答是，《白鹿原》既是在講歷史的故事，也是在講現實的故事——它的故事在歷史裡，也在我們的生活中，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這就是拍《白鹿原》的現實意義所在。”

在確定了影片的主題之后，王全安面臨的下一個問題是，如何在一部電影的長度內，有所取舍而又比較精確地保全小說原作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內容。“簡單地說，就是要尋找一種最電影化的方式來呈現《白鹿原》。”王全安說，“電影圈裡有句行話，就是越優秀的小說越難改編。為什麼呢？因為文學作品越優秀，也就意味著它最適合用文字來表達，而非用影像來表達。影像偏重於寫實，而文字偏重於想象和自由的跨越，兩者間的差別不言而喻。”

《白鹿原》的粗剪版本長達300分鐘，而經過多次的刪減和精縮后，影片最終公映版本的長度是154分鐘，隻剩下粗剪版本的一半。“《白鹿原》內容博大精深，拍十部電影很容易，拍一部電影卻特別難。我的做法就是將人物刪減，打亂，再重新合並，將不同人物身上有意思的特質合並到一個人物身上。在小說原作中非常重要的朱先生和白靈沒有出現在電影版中，就是因為這兩個人物很難在短短兩個多小時中‘立起來’，此外，鹿兆鵬那條線也做了一定的弱化。盡管很舍不得，但為了電影的內容更加集中，我們必須有所取舍。 ”

張雨綺飾演的田小娥原本只是小說《白鹿原》中三個重要女性角色中的一個，但在電影版中她卻成為了唯一的女主角。對此王全安表示：“白鹿兩家的糾葛是宏觀和嚴肅的，它體現的是一種家族化的斗爭，而田小娥則支撐起了比較個人化的情感線，她是激活片中人物原始欲望、對抗強大體制的一個代表。我希望能通過田小娥這個人物，串聯起個人命運、家族命運與社會命運的關系。”

從籌備到公映，《白鹿原》經歷了整整9年時間，這部影片也像小說原作耗盡了陳忠實的心血一樣，透支了王全安的精力。王全安很希望自己的心血之作能成為一種區別於小說原作的獨立存在，但他又不想僅僅把《白鹿原》看做是一部電影。“有時候你站在攝影機前，突然會產生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你會發現自己拍的這個東西既不是電影的，也不是文學的，而是一種‘臨場’的感覺。”王全安說，“我自己也說不清這種‘臨場’感究竟意味著什麼，但我希望能把這種感覺通過電影展現出來，讓觀眾在聲光影像中體味到一種獨特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