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士畢業已不是“范進中舉”

河北阜平縣近日出了一則新聞：41歲的中國近現代史碩士研究生苗衛芳畢業后，找不到工作回鄉務農，曾以其為驕傲的老父服毒自殺，幸虧被搶救過來。

高齡研究生，學的專業也非熱門，出自農村，沒有豐富的人脈，找不到工作，這在當下不算什麼新聞。因為其父的服毒，這事才引起社會關注，夠辛酸的。

一篇報道這樣描述出苗衛芳的尷尬狀態和心中的糾結：“苗衛芳雖有一些耕讀情結，但這只是他的權宜之計，他的理想是找到‘鐵飯碗’。”作為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研究生，他應明白，傳統的“耕讀文化”和“耕讀秩序”在當下不可能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權力和資本對社會資源配置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廣大鄉村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療和人力資源等諸多方面，和城市相比處於絕對的弱勢，鄉村已經成了一隻被擠干的檸檬。在如此情形下，怎麼可能維持一種能自我生發自我調整的文化和秩序？

在1905年廢科舉以前，鄉村長期儲備一些精英，一部分是退休的官員，一部分是考上秀才或舉人但未能當官的士人。這些人是鄉紳階層的主力，他們一方面維護鄉村秩序，另一方面身體力行用文化陶冶鄉村。傳統鄉村的秩序、文化、建筑甚至經濟活力與城市比，並不遜色，不能不說歸功於這些留在鄉村的讀書人。

科考競爭的殘酷性，保証了“功名”的稀缺性，因而一鄉或一族，出一兩個秀才就不得了，若出一個舉人，鄉人皆尊稱其為“老爺”。正因為稀缺，其學識加上官府權力的背書，使其具有身份的特殊性，可確保其生活狀況優於一般鄉民。這一點，看《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一幕就可知，一個老書生一旦中舉，身份就發生了根本變化。晚清重臣左宗棠中舉后，多次會試落第，后歸隱山村過著半耕半讀的生活。但若無舉人身份，他的“耕讀生活”不可能那麼舒適。即便只是一個秀才，在鄉村因有書本知識方面的優勢，可以辦私塾教孩子，總強過一般農民。

在剛恢復高考時，大學畢業生因為“稀缺性”，還具有某種身份上的優勢，因此政府方面才為這種身份做擔保，具有大學生、研究生“身份”的就有“鐵飯碗”。而自1999年大學擴招后，這種稀缺性已不存在了。

也由於中國社會城市化進程迅猛，除公務員外，其他職業越來越不具備身份性而走向契約性了。文憑，僅僅只是一個門檻而不是決定性因素。各行各業也越來越強調專業性了，這也是苗衛芳應聘老師失敗的原因。教師，除需要相當學歷外，其教書的職業技能非常重要。而且包括公務員在內，任何一個單位對人才引進有成本和收益的考量，除非某方面特別突出，引進來可以給本單位帶來現實利益，否則很難讓他們要一個41歲的碩士。這是市場經濟中理性的計算，雖然有些殘酷。

我認為，教育行政部門之所以對考大學和考研究生不再做年齡限制，一個重要因素是，政府不再為拿到學位的人做擔保。古代科考，隻有進士必須授官，而三年一次的會試，錄取的比例很小，有年齡限制的話，官府依然可以用權力擔保這些人的富貴。而今天的大學畢業生、碩士甚至博士數量龐大，政府隻能將這些人推向人才市場。

我認為，在這種情形下，高齡人士再去讀大學和念研究生，隻能為圓一個夢，或純粹出於學術上的志趣。如果高齡大學生或研究生希望拿到一紙文憑，從而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那是不現實的。比如，金庸年逾八旬，去劍橋大學念博士，顯然純為尋夢。那些四五十歲的公司老板去念MBA，也多為財富鍍一層亮色。

作為一個成年人，苗衛芳首先應該認識到，拿到一個碩士學位隻能証明他超越了自己的過去，碩士這種“身份”是沒多大意義的。要在職場有所收獲，除非能証明自己確實有出眾的專業技能。

但苗似乎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參加了阜平縣在編教師招考，並表示：“期望這次考出好成績，實現心中的夢想——鐵飯碗，完成第二版長篇小說《二月蘭》的出版。”他應該充分估計競爭的殘酷性，隻能要求得到公平對待而非特殊待遇。而且，一部書是否出版，作者的主觀意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部書能否讓出版機構覺得能帶來經濟收益或良好的社會影響，這和人才市場的道理一樣。

（作者系歷史文化學者）

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