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2中國中小城市綠皮書》顯示,最近10年我國城鎮化率已提高至51.3%,城鎮比例超過農村,我國已進入“城市包圍農村”的新城市時代。
然而,《綠皮書》指出,目前我國的城鎮化是一種典型的“不完全城鎮化”,中小城市及其輻射區域的城市化率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僅為33.9%。“未來20年,中小城市將成為提升城市化質量、推進城市化快速發展的主戰場。”中小城市經濟發展委員會秘書長楊中川說到。
“半壁江山”半城市化
據統計,截止2011年底,全國共有中小城市2206個,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響和輻射的區域,行政區總面積達927萬平方公裡,佔國土面積的96.57%﹔總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75.4%﹔經濟總量達26.51萬億元,佔全國經濟總量的56.22%﹔地方財政收入佔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43.12%。中小城市在國民經濟中佔據“半壁江山”,地位不斷凸顯。
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小城市近年來加快了城鎮化步伐。2009年中小城市城鎮化率為30.1%,2011年達到33.9%,兩年間均增1.9個百分點。“但總的看,中小城市城鎮化發展還明顯滯后,與大城市比存在很大差距。”楊中川說到。
“進城的農民工,家屬都在農村,妻子、兒女和年邁的父母都需要照顧,他們就像候鳥一樣,一到春節就回老家。”在中國國際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看來,我國城市化率的“質量”還不高,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郊區就地轉化的農轉非居民以及城鎮擴區后存在的大量農民,雖然住在城鎮地區並被統計為城鎮居民,但面臨著勞動保障與社會保障覆蓋不足等困境,只是名義上的“居民”,處於“半城市化”狀態。
“產業結構不合理、基礎設施投入不足、公共服務體系不健全、城鄉之間發展不協調”,楊中川數的是制約中小城市城鎮化發展的條條“軟肋”。
“我的專業是網絡工程,老家在河南開封金明區的城郊,畢業后很想回家鄉做貢獻,但家鄉需要這類專業的企業很少,且工資低,從長遠看,孩子享受的教育也不如城裡好。”在北京一家IT公司上班的侯世杰在“骨感”的現實面前,隻能感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城鄉一體化”是突破口
湖北省谷城縣的石花鎮位於武當山和襄陽之間,走在鎮子街頭,商場林立,數家樓盤頗具規模,廠房鱗次櫛比,絲毫想象不到這只是鄂西北山區的一個小鎮。
石花的今天得益於其“工業化帶動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帶動城鄉一體化”的新農村建設模式。目前,該鎮有職業有住房的農村戶籍人口佔整個小城鎮人口的35%,農民可通過到企業上班、進城務工經商、回鄉創業等三種渠道順利“進鎮”。
“中小城市是‘城’和‘鄉’的結合體,既有‘城’的特征,‘鄉’的色彩更濃。中小城市要真正實現城市化,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是關鍵”,在近期舉行的中國中小城市科學發展評價體系研究成果發布暨第九屆中國中小城市科學發展高峰論壇上,楊中川如是說。
在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秘書長易煉紅看來,農業和農村發展是城鎮繁榮發展的基礎。推進城鎮化,不能以犧牲農村發展、損害農民利益為代價,必須統籌推進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走出一條城鄉一體、共同繁榮發展的新路。
2007年,山東省威海市開始大規模的城中村改造工程,截至2011年,已完成市區77個城中村的拆遷和10萬群眾的回遷安置。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后,威海市城市環境、城市功能得到了大幅改善和提高。
“十二五”規劃提出,要以大城市為依托、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城市群以交通網絡為紐帶,把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和農村聯結起來,在協調區域經濟發展、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等方面作用明顯。近年來,湖南省大力發展環長株潭城市群,長株潭地區、環長株潭城市群經濟總量分別佔全省的40%和80%以上,在全省城鎮化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3大機遇,20年黃金發展期
近年來,交通擁堵、房價高漲、空氣污染等“城市病”漸成大城市頑症,汽車限購的城市不斷增加,中小城市在這些方面的比較優勢成為其發展的第一個機遇。
據測算,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所需基礎設施的投資平均為12元,一年增加1000萬城市人口,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為1萬億元,加上工作服務的投資需求,鄭新立認為,“中小城市的發展將是擴大內需最好的選擇,會成為拉動未來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 這也是中小城市發展面臨的第二大機遇。
“中國能不能夠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關鍵在於中小城市的發展”,楊中川說的正是中小城市發展面臨的第三大機遇。我國7億農村人口人均勞動生產力很低,要使人均GDP從目前的5000多美元進入到1.2萬美元以上,關鍵是使農業勞動力盡快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提高我國人均生產率,進而縮小城鄉收入的差距。
據預測,“十二五”期間,我國城鎮化預計年均提高0.8至1個百分點,到2015年達到55%,到2030年將達到65%左右。中小城市發展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從現在開始到2030年,將是中小城市發展的黃金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