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社會很多方面都讓我們不安全，所以我們不得不選擇一張安全牌，如果想去真愛，成本太高了 |
□焦慮的母親告訴女兒要多參加相親活動，在一個她還“值錢”的年齡。
□相親對象從見面到確定關系的“忍耐時間”是三頓飯，“見了三次，你還對他沒有明確表示，會覺得你好過分啊”。
□在相親時代，與愛不愛相比，能不能通過兩個家庭的結合達到某種理想的生活水平似乎才更加重要。
攥著印有“機關鵲橋聯誼”字樣的入場券，25歲的袁妮迎來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集體相親活動。
見面地點在一家擁有歐陸裝修風格的四星級大酒店。入口處，站著兩位穿著入時、燙卷發的“中年阿姨”，一望而去有種“事業單位的威嚴”。她們的任務是督促每位來賓填寫一張巴掌大的卡片。上面的問題簡單極了：哪裡工作？有沒有北京戶口？月收入多少？
作為交換，袁妮可以從中年阿姨手裡獲得一個紅底黃字的號碼牌——將號碼牌挂在胸前，才能進入相親現場。
在中國，浪漫往往輸給現實﹔相親很大一部分已經變成商業交易
袁妮坐在舞台下，打量著輪番上台的單身漢。按照規則，他們要先在舞台上走段“貓步”，雖然看上去更像是“幾根柱子在眼前挪動”。大屏幕上不斷變化的大頭像與似乎永遠不變的“碩士、有房、有車”等個人信息構成了某種穩定的結構。
在中國現代相親市場裡，袁妮只是成千上萬年輕人中的一個。每一天都有單身男女在婚戀網站注冊，而相親機構中的翹楚甚至擁有在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上市的實力﹔一檔相親節目曾一躍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
30余年來，市場經濟重塑了這個國家的面貌，而相親這種古老的傳統也擁有了某種商品的味道。就像要在股市中選擇一隻績優股一樣，人們熱切地期望能夠從市場中找到最好的那個人。
“愛情緊緊地同實用主義糾纏在一起”，米娜·伯裡-坦森在上海生活了13年，是一個來自紐約的作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她曾經講起，“我經常在街上看到母女倆，聽到她們的對話，‘他條件怎麼樣？有房子嗎？有房貸嗎？’”
一名今年26歲的女記者3年前剛到北京時曾有過這樣的經歷：在與相親對象見面前，對方的父親要求先見一見她。那是個洗浴中心的大廳，大叔穿著體面的西服，腳上卻套著雙藍色拖鞋，露出裡面大紅色的襪子。
談話開門見山，大叔毫不兜圈地問了買沒買車、有沒有北京戶口這樣的問題。
“那麼，你一個月能掙多少錢？”大叔繼續追問。
“2000塊。”為了結束這場“糟心”的對話，女記者給出了一個令大叔“糟心”的回答。
果然，相親到此為止，大叔的兒子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
無論是在上海的人民公園或者北京的中山公園，都不難找到蜂擁而至的家長。他們捧著印有子女照片的征婚簡歷，在幾百張並排的征婚海報前反復挑選，而每一張海報頂部所列明的條件或要求中，都會清楚地寫明，判斷合不合適的首要標准，往往是收入、財產或戶口這樣的外部條件。
《中國式離婚》的作者王海?曾經在她的微博上轉述了一個焦慮的母親的故事。這位母親告訴她女兒多參加相親活動，因為她還在一個“值錢”的年齡。
“在中國，浪漫往往輸給現實﹔相親很大一部分已經變成商業交易。”大洋彼岸的《紐約時報》這樣評價中國式的相親熱潮。
一個報名參加了中國相親節目的外國人的故事或可成為佐証。在節目現場，穿著緊身褲與條紋襯衫的主持人問他，喜歡哪種類型的姑娘。他在回答裡小心翼翼地強調了獨立的個性和文學品味。但在剪輯后的版本裡，他的答案隻剩下一句——“我喜歡豐滿有曲線的女人”。
你已經是碩士了，得找博士了，博士怎麼好找呢？
這場機關鵲橋聯誼會有將近100人參加，但袁妮並沒有打算從中帶走一個如意郎君。她從英國碩士畢業參加工作還不到一年，外表上看仍然像是個留著蘑菇頭的大學生。當在體制內工作的叔婆鄭重其事地把入場券交給她時，她只是覺得“搞笑”和“好玩兒”。
她甚至大咧咧地穿著T恤走進了相親現場。然而，大堂裡光亮得像鏡子一樣的大理石地面與會場裡踩上去很有厚度的高級地毯都讓她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我來自清華大學。”一位男士的自我介紹引來了一片“哇”聲。另一位30歲左右的參與者則老練地調動著女同胞們上台表演的情緒：“既然大家都是為了這個目的來的，就不要有什麼放不開的嘛。”
袁妮覺得尷尬不已。她拎起包，落荒而逃。
事實上，自打踏入社會，她就沒少遭遇這樣的尷尬。
“妮妮，你要趕緊找！你已經是碩士了，得找博士了，博士怎麼好找呢？”在老家打來的長途電話裡，外婆反復叮囑。
她的第一個相親對象是個“優質銀行男”，比袁妮大五六歲，在相親領域頗為老練。一頓飯時間，他旁敲側擊地詢問了袁妮在老家住城區還是鄉下，平時穿什麼牌子的衣服以及工作狀況等問題。
“我有種被默默估價的感覺，特別不爽。”
而袁妮關心的問題恰恰相反，她想與對方分享關於旅行和讀書的事情，但說起這些，“銀行男”的回答大多只是“嘿嘿嘿”的笑。
在整頓飯局裡，唯一令袁妮眼前一亮的瞬間是，“銀行男”說自己一輩子都很順利，讀書成績好，工作好，但有時候會懷疑“這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是我唯一覺得他像是有個性的一句話。”袁妮回憶。
在她的單位裡，同事劉暢的相親經歷更具有典型意義。她是名校畢業的知識女性，對愛情有著美好憧憬。從23歲算起，她已經有了將近3年的相親史。
在劉暢的印象裡，大部分相親過程都大同小異：先講家庭條件，再談單位收入，如果有北京戶口或者是黨員，也被當成重要的比較優勢。“前三腳”踢開后，偶爾會有介紹者補充一句“人挺好的”或者“相貌如何”，結束語則是“他也多大多大了，挺著急結婚的。”
在劉暢看來，大部分時候，相親對象從見面到確定關系的“忍耐時間”是三頓飯，“見了三次，你還對他沒有明確表示，會覺得你好過分啊”。著急了，就發來短信，“我覺得你條件挺適合結婚的，行不行”？
“我特別受不了‘適合結婚’這個詞，就像做拼圖一樣。你可以說不喜歡我對我沒感覺，但什麼叫行不行，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這是議價呢？”劉暢覺得，相親這事兒被物化得“挺可怕”。
在相親時代，她的堅持被很多人視作“異類”。見面前，她總會問介紹人“這人有意思嗎？”“什麼性格？”介紹人則會鄭重其事地告訴她“這個不重要”。
“他們會反問我，什麼叫好玩兒？什麼叫有意思？”劉暢說。
這個相親世界有它自己的運行法則。劉暢的一個老同學，做生意發財成了小老板。他在交友網站辦了一個白金卡，很快就找到了中意的女朋友。
白金卡還沒過期，他扔給了一個被自己看做“屌絲”的男生，“你接著用吧”。
社會很多方面都讓我們不安全，所以我們不得不選擇一張安全牌，如果想去真愛，成本太高了
幾次相親下來，袁妮覺得“膽戰心驚”。但熱心的叔婆仍然希望為小姑娘尋覓一個中意的對象。每回袁妮到家中做客，叔婆總要先擺上一盤水果，盤算盤算她的終身大事。
“做生意的你可能不喜歡，工程師你喜不喜歡啊？我覺得跟你最合適的，還是要去文化部找找。”叔婆對社會看得透徹，“做金融的也很好，可以考慮啊。哎呀不過現在做金融的都已經有對象了，人家現在的小姑娘啊，瞅得可准了”。
許多年前，人們面臨的選擇並不多。但是如今，隨著這個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與人們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選擇配偶的過程某種意義上將決定未來生活的質量。
“婚姻在中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積累資源的方式。”在一本研究中國“剩女現象”的書中，作者羅珊娜·雷克指出。這似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哲學，在相親時代，與愛不愛相比，能不能通過兩個家庭的結合達到某種理想的生活水平似乎才更加重要。
更確鑿的佐証出現在《2011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中：近八成女性認為，男性月收入超過4000元才適合談戀愛﹔受訪的90后大學生則大多持“無房不婚”的觀點﹔而在理想相親對象的選擇中，“公務員”這一職業佔據了絕對優勢。
在不同的權力網絡裡，相親模式有不同的運行規律。在北京市某區法院工作的王敏今年28歲，漂亮、聰明，仍是單身。她所在的單位曾經組織過一次聯誼活動，對象來自同區公務員系統。但有女同事私下抱怨：“區的？至少得到北京市公務員系統吧。”
“為什麼選擇相親這個通道？因為除了它是可見的，其他的通道似乎都堵住了。福利制度、高等教育給我們的保証太少了。社會很多方面都讓我們不安全，所以我們不得不選擇一張安全牌，如果想去真愛，成本太高了。”王敏說。
但這個愛看話劇、喜歡讀野夫的書的女孩仍然用力抵抗著現實，“婚姻是大路貨，愛情才是奢侈品。”她說。
最近，又有一個條件出眾的男孩子出現在王敏面前。坐在家裡，她打開一本叫做《淘到個好老公》的書，那是媽媽送給她的禮物，翻開第一頁，每個條件都能打對勾，翻到第二頁，赫然寫著“最重要的是兩個人相互吸引”。
“完了，這就是1和0的關系。”她啞然失笑。在好友圈的微信群裡，她這樣求助：“有感覺的有硬傷，沒硬傷的沒感覺，怎麼辦？”
“沒愛情結什麼婚？燒完美好青春換一個老伴兒？”群裡一個好友這樣回復，她在電視台做主持人，今年29歲，也是單身。
王敏期待自己能找到理想伴侶，但是她也知道“時間並不多了”。
“如果到30歲以后，我需要跟一個人結婚，他符合所有的條件，僅僅是我不夠愛他。我想我仍然會跟他結婚。”她說。
最后，當被問到她還算不算是個理想主義者時，她嘆了一口氣說：“很遺憾，不算了。”
與她相比，袁妮的生活已經發生了改變——她有了新男友，是初中同學，正在外地讀研究生。如果說美中不足，那就是她如今已經不大敢去總愛給他介紹對象的叔婆家做客了。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袁妮、劉暢、王敏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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