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國民黨當局逃台后,海峽兩岸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接觸談判是在1986年5月。這是一起因偶發事件引發的兩岸談判,台灣當局是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被拉上了談判桌。 1986年5月3日下午3時10分,一架編號“B-198”的台灣“中華航空公司”波音747貨機,在飛越原定降落的香港啟德機場后,突然偏離航線,朝北飛行,稍后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機長王錫爵要求在祖國大陸定居,同行的另兩名機械師要求回台,機上共有貨物22萬磅。事件發生當天,中國民航致電台灣“華航”,請其盡迅派人到北京商談有關飛機、貨物和機組其他成員的處理問題。
面對這一突發的事件,台灣當局立即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按照“三不政策”,就不能與中共談判但不談判又解決不了問題。經過權衡利弊,為避免給外界造成國共兩黨在進行談判的印象,蔣經國最后決定在堅持“三不政策”的前提下,委托第三者“香港國泰航空公司”全權代表“華航”與中國民航協商解決人機交接事宜。蔣經國還指示“華航”依國際慣例解決善后工作。這一不合適宜、多此一舉的決定自然遭到祖國大陸的反對。祖國大陸方面認為,這純屬兩個航空公司之間的業務性商談,並不涉及政治問題。既然是交接,就應當由當事雙方直接地、負責地辦妥交接事宜,以確保飛機和願回台灣的另兩名機組人員安全返回台灣。中國民航再次致電“華航”,催其盡快作出答復,並提出如果台灣方面認為到北京不方便的話,也可到他們認為方便的地方協商。
在經過兩個星期的交涉后,1986年5月17日至20日,“中華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各派出三名代表,在香港進行了為期四天的歷史性商談,就交接貨機、機組人員和貨物事宜達成協議,簽署了“兩航會談紀要”。 這次商談是兩岸在隔絕37年后由官方在背后主導下的第一次公開接觸談判,它的成功舉行,打破了台灣當局長期營造的“恐共”心理,使台灣民眾認識到,共產黨並不像當局宣傳的那樣可怕,兩岸是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同時這次談判成功也為兩岸解決糾紛創造了一種“華航模式”,其原則是:地位平等、友好協商﹔就事論事,合情合理﹔互相尊重、彼此諒解﹔多從對方考量,不作題外文章。“兩航談判”的成功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美國輿論稱之為國共兩黨的“首次正式接觸”、“首次直接會談”,日本《東京新聞》發表評論稱此次事件是海峽兩岸關系“一舉向前發展的劃時代事件”。香港報紙則稱:“兩航談判就其影響而言,顯然具有高度的政治含義,說它是歷史性的重大事件決不為過”,“它標志著國共兩黨及兩岸關系的一個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