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未來3年,政府退出市場乃當務之急

新加坡聯合早報11月15日發表文章：未來三年：政府退出市場乃當務之急 論“十八大”后的中國發展方向

中共“十八大”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召開。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發展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成就與各種內外矛盾都在同一時期出現，而且有些矛盾還呈現出相當程度的激化。

今日中國：問題與成就賽跑

經過34年的改革開放、整整20年的市場經濟和11年的融入全球化，今天出現在世人面前的實際上有兩個中國，一是擁有巨大成就的中國，二是具有巨大問題的中國。這兩個中國都是真實的，視乎從哪一個角度予以審視。更重要的是，這兩個中國今天正呈現賽跑的姿態，就看誰能跑得過誰。

今天“問題中國”的嚴重性已到了什麼程度？隻要對今天中國各地社會穩定的基本情況作一個掃描式的環視就可發現，今天中國各地出於各種原因的社會矛盾和事件已層出不窮，令國家機器疲於奔命，也令國家機器對於穩定二字更為敏感，更令其對於政權可能遭到動搖的前景感到警惕和慌亂。惟其如此，國家機器就更加緊對維穩的投入和對媒體及思想的控制。而這些緊張似乎與這些年國家取得的巨大成就沒有任何聯系。

東亞模式：政府與市場關系面臨調整

實際上，今天“問題中國”的出現和激化，既不會由於“成就中國”而有所緩和，同時也完全沒有達到中國國家機器所擔憂的導致政權動搖的程度。但五年后中國若仍延續這樣的狀況，那麼情況就將十分堪憂。

就目前而言，中國出現的問題與其說是政治層面的問題，還不如說首先是社會層面的問題﹔而社會層面的問題，與其說是社會模式出了問題，還不如說首先是經濟模式出了問題。以這樣倒推的方式來看，今天的中國隻要扎扎實實地將經濟模式整治好了，社會模式問題將自然迎刃而解﹔而社會模式問題整好了，政治問題大抵可以得到保証。

這裡說的經濟模式，並非指狹義的經濟政策及其模式，而是指過去20年市場經濟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及其導致的后果。今天中國取得的絕大部分成就，都來自於過去20年實施的市場經濟政策﹔然而，今天中國的絕大部分問題，也都來自過去20年的市場經濟偏差。從90年代開始，黨政、政企加強統合，為1992年開始的市場經濟創造了政府強力主導推動取得成功的所謂“中國模式”。

這種由政府主導取得早期經濟成長的模式，實際上就是“東亞模式”的主要特征。隻不過，過去“亞洲四小龍”到了一定程度都完成了程度不同的政治轉型，今天的中國在市場經濟20年之后，客觀上也已面臨這一轉型，只是不知如何開啟這一轉型而已。

過去20年裡，人們只是將市場經濟簡單化地理解為“市場＋經濟”，而忽略了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四位一體”的組合，即包括市場、政府、社會和法治四個既各自獨立，又互為依存的部分﹔其間又可分成幾個部分：一、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其精髓是政府的角色和職能定位問題﹔二、市場、政府與社會三者的關系，其精髓是社會的角色和職能定位問題﹔三、獨立法治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在今天中國的現實中，其精髓是黨政法三者之間的關系。

過去20年裡，由於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停留在極其淺層的程度，政府高度介入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和慣性。這一模式在經濟迅速成長的快感上升同時，也迅速嘗到了惡果，其表現就是因政府權力過大而導致的腐敗屢禁不絕，政商勾結的特殊利益集團攫取和控制了絕大部分財富，社會分配模式迅速由原本健康的“橄欖型”扭曲成為“啞鈴型”（即富人和窮人階層龐大，中產階級承受著沉重的壓力），人民幸福指數在經濟上升的同時卻迅速下降，社會矛盾和沖突頻頻發生，而且矛頭直指政權的象征機構（如黨政機關、軍隊、警察等）。

政府職能：中國近年產生認知偏差

上述矛盾原本就存在於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層結構中，但在2008年之后卻得到集中爆發，以致於原本經濟層面的矛盾迅速上升為政治矛盾，令矛盾呈現從量變到質變的突發過程。

其間的原因是多樣的，既有政府高度介入市場后出現的后果累積爆發，也有在政府角色定位上出現的嚴重認知偏差。2008年美國經濟危機發生后，各國政府都採取了救市措施，給人“各國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印象。恰在這個時候，中國國內產生了另一種認識，即認為中國的政府主導模式被証明行之有效。豈不知這是一種嚴重的認知偏差，因為中國經濟的政府主導模式脫胎於計劃經濟，與成熟市場經濟下的政府干預角色在本質上完全不同。

這一認知上的嚴重偏差導致了4萬億刺激方案的被濫用，也導致了后來“國進民退”的大踏步演進和民營經濟的嚴重困境，政府權力更為集中，腐敗更為嚴重，整個社會情緒在最近兩三年裡迅速逆轉。而由於沒有抓到腐敗的根源，所以反腐斗爭也呈現“邊反邊腐”的奇特現象。

這一情況也導致思想領域裡左右對立的產生和激化。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體制改革或被自由派作為發泄情緒的籌碼、或被當政者視為危險的趨勢而回避和禁止。但政治體制改革到底應有哪些內涵，則再也沒有人關心和研究。

審批制度改革：遠水救不了近火？

就目前而言，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其實可以落實到政府職能的轉型，而這又可以暫時縮小到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這既涉及到政府如何縮減手中擁有的龐大而又必然導致腐敗的行政審批權力，同時又涉及到社會如何承接政府釋放出來的行政權力，並防止腐敗從體制內走向體制外。

套用西方的一句名言，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可以成為現階段解決政府權力過大的“撬起地球的杠杆”。在廣東順德等地的試驗基礎上，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8月底正式批准廣東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試，“十八大”政治報告也再次提到了這一點。

現在的關鍵是：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試點過於緩慢和低調，它作為一種嘗試究竟能否跑贏各地大規模權力腐敗和社會矛盾的激化？“十八大”后的中國，既要在維持穩定基礎上穩健推進改革，又要在關鍵的改革議題上加大力度和速度，不然小修小補將依然無濟於事。深圳特區建立30年時，有人建議成立政治特區以推進政治方面的改革。現在看來，是否將之命名為政治特區可以再議，但是對政治權力的改革必須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提出並加以實施，否則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將迅速吞沒任何進步和成就。

社會矛盾激化：不可能再等五年

這就是筆者將未來三年設定為政府退出市場的關鍵時期的原因。從中國各地社會矛盾頻發的程度和性質來看，日益激化的矛盾將不會再給予新領導層五年的從容調整期。

未來三年裡，新領導層必須有戰略、有魄力、有步驟地對政府退出市場展開大刀闊斧式的推進，同時對迅速轉型的中國市場經濟下的政府職能站展開重新定位。這樣做，雖不致於立時解決問題，但卻可讓人民看到希望，並相當程度地推遲社會矛盾的“沸點”或臨界點。

作者是香港的時政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