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澳門《新華澳報》23日刊載富權的文章指出,蘇貞昌在籌設“中國事務委員會”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最后幾天所使用的兩面手法,確是令人感到,蘇貞昌已不再是過去的隻管“沖沖沖”,不會耍權謀的“埋頭苦干派”,而是沖勁盡失,卻是充滿算計的權術者。 |
澳門《新華澳報》23日刊載富權的文章指出,蘇貞昌在籌設“中國事務委員會”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最后幾天所使用的兩面手法,確是令人感到,蘇貞昌已不再是過去的隻管“沖沖沖”,不會耍權謀的“埋頭苦干派”,而是沖勁盡失,卻是充滿算計的權術者。
全文摘編如下: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在籌組“中國事務委員會”的過程中,盡情地玩弄權術,大耍兩面手法。他曾經在民進黨“總統”初選中攻擊其競爭對手謝長廷“奸巧”,其實現在他自己對待謝長廷的手法才是“奸巧”,也把包括蔡英文在內的民進黨內一眾精英玩弄在股掌之中。
實際上,蘇貞昌在籌設“中國事務委員會”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最后幾天所使用的兩面手法,確是令人感到,蘇貞昌已不再是過去的隻管“沖沖沖”,不會耍權謀的“埋頭苦干派”,而是沖勁盡失,卻是充滿算計的權術者。
其一,是在“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定位上玩弄兩面手法。針對蔡英文在“總統”選戰中輸給了兩岸政策和“九二共識”的現實,民進黨必須轉型,調整大陸政策,並與對岸進行交流,這不但是蔡英文“敗選檢討報告”的主要內容,也是蘇貞昌在民進黨主席選舉中作出的承諾。按照當時的設想,他在當選並接任主席后,除了恢復“中國事務部”,作為民進黨中央兩岸政策的研究幕僚機構之外,還將新設位階較高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作為與對岸進行交流的平台,並向謝長廷作出兩項承諾,一是在上任后成立承擔“民共交流平台”職能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二是將會邀請謝長廷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委”。正是這兩項承諾,促成了謝長廷的登陸“開展之旅”,為未來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委”並主持民進黨的與中共的交流活動作“熱身”。
但是,蘇貞昌最后不但是拒絕了謝長廷、陳菊、許信良等人將“中國事務委員會”改名為“兩岸事務委員會”或“大陸事務委員會”的建議,堅持將其定名為“中國事務委員會”,擺明了繼續堅持民進黨“一邊一國論”的“台獨”立場,等於是否定了這個機構是“民共交流平台”的設想,大陸也根本不可能認同並接受這個“平台”。為此,蘇貞昌乾脆在所擬定的“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中,對其定位、任務,就沒有向初始設想那樣,賦予與大陸進行黨際交流的職能,而只是一個政策研究機構﹔即使是涉及兩岸交流部份,也隻不過是為民進黨擬定進行兩岸交流的策略與原則,而不是作為執行民共兩黨接觸及交流任務的機構。實際上,除了其名稱之外,明訂其任務的“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的第二條,所賦予的五項任務:“一、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情勢之研判。二、關於兩岸關系現況之檢討與未來之因應。三、關於兩岸政策現況之檢討與未來之因應。四、關於本黨與大陸交流之策略與原則之擬定。五、其他有關兩岸及區域情勢之研判。”就沒有一條是將之作為“民共交流平台”的。
但很奇怪的是,盡管無論是從名稱還是在其所承擔任務中,都不具“交流”的宗旨和功能,但在“中國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中,卻有五處使用了“兩岸”一詞,一是在其第一條明訂該“委員會”的名稱及成立宗旨中有兩處“兩岸”的概念:“為策定台灣有關大陸政策與兩岸交流之策略方向,以維護台灣主權,確保台海和平及兩岸平等互惠之發展,特設中國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制定本設置要點。”二是在其明訂任務的第二條,也有三處使用了“兩岸”:“本會之任務如下:一、關於大陸政治、經濟及社會情勢之研判。二、關於兩岸關系現況之檢討與未來之因應。三、關於兩岸政策現況之檢討與未來之因應。四、關於本黨與大陸交流之策略與原則之擬定。五、其他有關兩岸及區域情勢之研判。”為此。民進黨秘書長林錫耀就宣揚,這是民進黨的內規中從未有過的,向對岸表達了最大的善意。然而,倘是要“表達善意”,為何又不干脆將其名稱定為“兩岸事務委員會”?其實,這隻不過是行文所需甚至是“被迫為之”而已,尤其是“兩岸交流”一詞,總不能寫成“兩國交流”或“台中交流”吧?那巳不是“交流”,而是“外交”了,顯然與現行“憲法”的定位相悖。倘是以此來作為參選“總統”的“利器”,借以爭取中間選票,那就難以服人。
其二,是玩弄謝長廷的感情。正如前述,蘇貞昌在競選民進黨主席期間,確實曾對謝長廷作出上述的兩項承諾的。據民進黨中執委洪智坤撰文披露,其目的是要換取謝長廷在主席選舉期間“保持中立,不支持特定候選人”。而當時謝長廷確有履行諾言,依約定在主席選舉期間站在中立立場。但蘇貞昌在事成之后,卻是“過了海就是神仙”,翻臉不認帳,自行宣布自己擔任“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召集人。高估了蘇貞昌善意的謝長廷卻是誤信謊言,等了大半年才恍然大悟,原來一切都只是一場騙局,端的是讓信守諾言的謝長廷挨了一記悶棍。
其三,是挑撥蔡英文與謝長廷的關系。就在謝長廷對出任“中國事務委員會主委”充滿了期待之際,蘇貞昌卻又當面邀請蔡英文出任“主委”,並讓其幕僚對外放風。倘果如此,必將引發謝長廷對蔡英文的不滿,從而破壞蔡謝結盟。可能這連蔡英文也敏感地知道利害所在,沒有上當,並連忙發出新聞稿,予以否認,為自己與謝長廷的再次結盟,維護良好氛圍。
其四,是逼迫謝長廷、蔡英文、游錫?、許信良等“入會”,不但是要借此強調自己是這些“前主席”的“頂爺”,而且也是要借此機會,“高屋建瓴”地壓制他與這些“席長”前輩的恩恩怨怨。實際上,這四位前主席都與蘇貞昌有著不同程度的嫌隙。其中蔡英文、謝長廷二人是前后兩次民進黨“總統”初選中的慘烈競爭﹔游錫?則是在2007年的“總統”初選中,偏幫謝長廷而打擊蘇貞昌﹔許信良則是今年五月的民進黨主席選舉中,公開聲稱因要支持蔡英文而“狙擊”蘇貞昌。而現在蘇貞昌則以自己是黨主席,一定要四人“入會”,等於是蘇主席手下的“高級黨工”。如果不“入會”,就是破壞黨的團結搞分裂。
其五,蘇貞昌拒絕使用幾乎已成黨內外共識的“主委”一詞,而是改用“召集人”的概念,暴露了其既要享受權利而又不想盡義務的滑頭心態。實際上,由於蘇貞昌已經廢掉了“中國事務委員會”的交流功能,只是讓其作為一個政策研究的幕僚機構,因而其定位就是“對內機構”,不具“對外”的功能。因此,其負責人就不是作為“拍板者”,必須承擔成敗責任的“主委”,而只是作為凝聚黨內共識,無須承擔責任的“召集人”。另外,也已為已經明言反對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的游錫?,及倍感受辱的謝長廷,或會不屑一顧的蔡英文等人拒絕“入會”,而鋪好下台階。因為“召集人”所領導的,也可以是學者專家,不一定非要是黨內“天王”不可。而“主委”就必須面向諸位黨內要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