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多頭利益驅動 高校教材編寫“花頭”多

　　東方網2012年10月30日消息：據《青年報》報道，近日，上海某高校內舉辦了一場自編教材的首發式，參加首發的同學均選修了該門“通識教材”，課程結束時他們將獲得1.5學分。記者了解到，該課程使用的教材是授課教師個人出錢出版的。編者表示，編寫這本專題是為了填補詩歌教育讀本空缺、改變大學詩歌教育滯后局面，實乃無奈之舉。大學教材是如何進入課堂的？高校教材到底應該有什麼樣的出版流程？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由於大學沒有全國統一的教材，加上大學教育的特殊性，各校對教師選用教材給予相當的自主性。有些高校將教師自編教材當科研成果或者教學成果，出版社在教材的出版中得到可觀的經濟效益，作者們則把入編教材作為重要的發表陣地，高校教材有著多頭利益的驅動。有學生向記者坦言：“我們花點錢買老師們的教材是應該的，只是我們花時間來學習，我們學到的知識是不是有用，這是問題的關鍵。”

　　現象

　　學生霧裡看花教師也有苦衷

　　復印講義當教材：“知識陳舊”值得商榷

　　位於楊浦區某高校的小李同學向記者反映，他們的政治課老師有點怪：馬克思主義原理課是有教材的，大一的時候就發下來了，可是老師一次都沒有用過。這位老師講課，都是用自己編的講義。每過一段時間就叫同學們去學校門外某復印店復印他的講義。李同學說：“我覺得馬克思主義原理不管誰編寫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樣的，就沒有去印老師的講義，結果沒有通過考試。后來我也去復印講義了，就考過去了。”

　　記者了解到，那家復印店集中復印的講義，也是裝訂成冊的，還做了封面，除了書號與條形碼之外，看上去就像一本書，而且價格比同學們單獨去復印的要便宜不少。“每次我們要印講義的時候，這家復印店裡早就替我們印好了，隻要交錢去買就行。一學期下來，講義復印費大約40元錢，跟買現成教材相比，花費要高出一倍。”

　　李同學說，他們也曾建議老師，找一家正規的出版社，把他的講義出版發行，免去復印講義的麻煩。老師說，學校不給經費，堅持使用統編教材。如果他自己去聯系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會要求他確保一定的銷量，否則就要自己掏書號費和印刷費，這樣的話他要花幾萬元才成搞定。老師覺得出書不合算，還不如復印講義。

　　近日，面對記者採訪時，這位陳老師卻有另一套說辭：“學校指定的教材，我不是不用，而是讓學生對照著看。我個人認為學校提供的教材知識比較陳舊，沒有與時俱進。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運動的發展的，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我作為教師，有義務向學生傳輸新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該校教務處對此則持開放態度：“隻要陳老師的觀點正確，符合學科要求，他堅持使用自己編印的講義，我們不會干預，我們隻看教學效果。”教務處的負責人表示，學校很多老師都使用自編講義，學校指定的教材只是給老師和同學們提供一個參考，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對教材的取舍有相對的自由。

　　不過，該負責人對陳老師關於指定教材知識陳舊的說法保留看法：“我們選用的教材都是近年出版的，在國內享有較高聲譽的優秀教材，且通過了學校相關專業委員會的審查。”

　　“經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不管怎麼說，按照出版流程，至少還有個三審制，對內容、印刷、政治等方面來把關，保証教材的整體質量。而老師自己復印講義，學校如何來監管這些講義的學術水准？”教務處負責人說，院系對各學科都有一套質量評價體系，對課程的開設、教師的聘任，學校有專門的部門來把關。

　　該負責人坦言：“以前我們學校也把教師出版教材當教學科研成果，在教師的考核中分值較高。這幾年我們在考核細則中刪除了這一條，也取消了非重點學科教材出版經費。這對老師們出版教材的積極性多少有點影響。而教師們自己去印一本教材，如果印數不能達到出版社的要求，不能保証一定的自銷量，教師往往會虧本。”

　　一門功課三套教材：重復雷同費錢費時

　　在某專科學校學護理的王同學說到自己的課本時，也是一臉困惑：“單單外科護理學教材我們就有三本。學校指定一本，老師自己選用一本，后來我們要專升本的時候，報考學校又指定一本。”

　　王同學說，三本書都是大16開本，每本都有300多頁，她都得認真地學，因為要應付考試。她覺得書中內容都差不多，只是有些操作性的內容，在順序表達上略有差別。“有些章節都是相同的，不但文字表述是一樣的，就連插圖都是一樣的。不過書的作者署名不一樣，我們不知道是誰抄襲了誰，面對作品被抄襲，他們為何又都這樣淡定？”王同學調侃說。

　　“為了達到教材被使用的目的，老師在考試命題的時候，往往會挑那些跟其他教材有差別的知識點。你不用他的教材，很有可能就考不及格。”王同學說，一段時間之后，她們現在掌握了考試的技巧：把這幾本教材對照著看，對比知識點的異同，應付不同的考試時，她們就有針對性地重點復習不同的課本。

　　“我們不是搞科研的，一門功課有一個版本的教材就足夠了。現在給我們弄了三本大同小異的教材，浪費我們的錢不算，還浪費我們的時間。”

　　教授自編詩集做教材：是違規還是創新

　　與此前復印講義做教材的案例相比較，近日上海某大學老師自己編寫的詩歌讀本，還是一本擁有書號、經過出版社審核、有圖書在版編目的正規出版物。記者看到，這本教材與傳統課本相比較，無論版式還是書名，都凸顯出對常規教材大尺度的突破。該校教務處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該書是老師自編的，標注的“××大學通識教育教材”，是編者要求出版社標注的。”

　　出版該書的出版社副總編，也是該書的責任編輯告訴記者：“兩年前，這本書的選題送來的時候，編者說是有學科建設經費的，可是后來這個經費不了了之，編者無奈就自己掏幾萬元，出版了這本書。”該編輯還說，如果是統編教材，他們內部是有目錄可查的，有學校相關委員會的批示的。

　　這位編輯表示，“這本書是作為自編教材出版的，雖然學校目錄上沒有，但是老師是按自己的詩歌美學講義出版的，作為社科類出版物，這個沒有任何問題，所以我們也就沒有征詢學校意見。”

　　這本300多頁的“教材”，是9名詩人的詩歌合集。該書的一位主編告訴記者，這些詩人來自社會不同的層面，有巨大的職業跨度，有大學教授，有公司老板，有法官，也有資深媒體人。詩歌所展現的社會生活面非常廣闊，這讓學生能夠多側面、多角度地了解當下的詩歌創作流派與狀態。更重要的是，作者就生活在我們學生身邊，可以隨時與學生進行互動，讓學生與詩歌零距離接觸，消除他們對當代詩歌的陌生感和神秘感，可以給教學帶來良好效果，舉一個例子，讀到這本書后，學校的詩社也找來了，希望作者到學校對學生的創作進行輔導。

　　對於社會上關於這些詩人在當代不具有代表性的質疑，該校一位教文學的老師表示，選擇一本什麼樣的高校教材，教師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我認為這些詩人的作品符合自己的詩歌美學觀就行了。我覺得他們的作品是值得學生閱讀學習的。之所以不選戴望舒、舒婷、北島、梁小斌，是因為這些詩人的作品在其他讀本裡都能找到，我們不想浪費有限的教學資源。”

　　記者隨機採訪了6名選修該課程的同學，他們表示還是第一次接觸這本書裡的9名詩人的作品。對於這一問題，作者之一陳先生回應道：“目前詩歌創作數目比較大，一年幾十萬首詩歌，對作者陌生是很正常的，何況是在校大學生，他們閱讀的重點恐怕是那些已經成名的老作者了。”

　　“這本教材與傳統意義上的教材完全不同，我不知道這門課將來如何命題考試，我們怎麼學習怎麼復習應考，畢竟這門選修課佔1.5學分呢。”學軟件的張同學說出了自己的擔憂。

　　隨后，記者向上海一位知名作家求証。他表示，詩歌目前不景氣，年輕詩人的名氣在社會上比較小很正常，近幾年，高考作文頻頻拒絕詩歌體裁，這對於當下的詩歌教育非常不利，這所大學的老師自己編寫一本專門的詩歌讀本，供自己在教授詩歌美學時使用，積極意義應該大於消極意義。

　　流程

　　大學教材是這樣進入課堂的

　　上海某大學教務處處長向記者介紹了該校選用教材的原則。“我們的院系要開一門課程，會有一個專業的專家教授團隊進行論証，集體備課，集體選教材。沒有合適的教材，就由院系組織有經驗的教師來編寫。”

　　不過，一位不希望透露個人身份的大學教授透露，高校教材，特別是選修課教材，基本上是老師說了算。學校的所謂把關，無非是在開會的時候大家討論一下。老師們都是很有個性的，沒有人為一本教材去爭辯。再說大學上課，教材只是一個參考，隻要內容不違法，院系審定教材就是走個程序。

　　校際聯合利益均沾：

　　教材質量無法保証

　　在奉賢某專科學校學習工商行政管理的鄧同學跟南匯某高校酒店管理專業的胡同學是高中時候的同學。國慶節期間，他們在一起交流的時候發現，兩所風馬牛不相及的學校，兩個毫無牽涉的專業，竟然有幾門功課使用的教材是一樣的。鄧同學的國際商務英語以及選修課導游實用英語，也是胡同學的必修課。而教材的編者分別是兩所學校裡的老師。

　　胡同學的英語老師告訴記者，他們學校一些任課老師對這本教材的意見非常大，“教材的質量比較差，內容設置上也很不合理，參考資料有些陳舊，當前國際流行的一些商函格式，特別是商務信函結合網絡傳輸方面的知識，課本裡沒有涉及。”

　　這位老師說，今年4月，在學校教務處的主持下，外語教師開會討論引進這本教材，當時就有教師反對。但是新學期開始后，學校還是使用了這個教材，學校的說法是本校也有教材在對方學校使用。

　　上海某出版社的張主任說，目前除了教育部下發的《國家級規劃教材選題目錄》上的教材印數較大外，一般教材如果隻在一所高校使用，印數就非常小。作者不僅拿不到多少稿費，還得支付高昂的書號費以及印刷費，這是個不折不扣的賠本買賣。如果作者能夠聯系到多家學校同時使用這本教材，印數就成倍增加，這樣一來，出版社有利潤了，就不會向作者收取書號費了，作者的稿費也有保障了。”

　　張主任告訴記者，這些年來，各高校不斷擴招，民辦高校方興未艾，這樣校際聯合自編教材的現象比較普遍。“特別是專科學校和高職學校，由於他們培養人才的目標跟傳統本科教育不一樣，教材市場上適合這些學校的教材以前並不多，學校往往會拿出一定的經費，鼓勵教師自己編寫教材，並通過各自的渠道，相互合作，達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張主任表示，在教材編印過程中，由於審訂工作不到位，導致教材質量不高。學校要麼不具備審稿能力，又不願聘請更專業的專家審核，要麼就是本就沒有審稿的計劃。出版社方面在流程上是有“三審”制的，但是，因為教材的專業性，而且對大學老師的學識和態度比較信任，所以對他們送來的書稿，往往隻進行大致瀏覽。

　　注重實效布局就業：

　　魚龍混雜學校也很無奈

　　某高職學校三年級的小劉同學從自己的書架上找出一摞新聞學教材，非常無奈地說：“這些書我都沒有看完，有些書連翻都沒有翻過，也根本就沒有必要看，因為這些教材大同小異。”

　　小劉同學在學校學攝影和影視后期制作專業。“當初入校的時候，學校說這個專業是為電視傳媒培養人才的。入學之后才知道我們學校有多麼弱勢。學校為了跟某些媒體搞好關系，就使用這些媒體編寫的‘專著’，說是來自新聞一線的、具有實戰性。有一次我看到一個老師的名片，身份是我們學校的‘客座教授’，他跟我們系主任編寫的教材是我們的必修課。”

　　小劉同學說，系裡時常有市內一些媒體的資深編輯或者資深記者前來“講座”，讓有實踐經驗的人來給我們講課，確實能夠學到我們在一本課本中學不到的東西，結合案例也很生動。但是不管如何，都必須去聽講，輔導員會一個個簽名，不出席就按照曠課論處。這些課講著講著，就開始賣書。

　　幕后

　　高校老師為何熱衷編教材

　　以前是“寫”現在是“編”

　　華東政法大學碩士生導師林教授最近正在張羅出版一本新聞侵權方面的教材。“在出版這本教材之前，我們做了大量的調查，也將很多同類題材的教材進行了篩選和對比，沒有一本專門講授新聞侵權的課本。所以我們才決定出版這樣一本教材，供我們學校相關專業的學生使用。”林教授表示，目前他沒有任何教學和科研方面的壓力，出版教材完全是從教學的實際需要出發。

　　“也不排除有些教師編教材存在於教學無關的目的。”林教授說，老一輩學者是“寫”教材，寫一套教材往往讓學者們嘔心瀝血，皓首窮經。一套教材寫成后，能用很多年，甚至經久不衰，成為經典。林教授說，我們記住一些大教育家，往往是從使用他們編寫的教材開始的，比如現代漢語的王力、古代文論的郭紹虞等人。“作為一名學者，都希望自己能夠著書立說，你的教材就是你的學說，對一個學生的知識結構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學生通常都會記得你。”

　　而現在，大家的說法是“編”教材，“這個‘編’字大大降低了教材的學術水准和含金量。”林教授說，教材的編者不一定需要多少教學經驗和學識，往往隻需要一把剪刀一瓶糨糊，現在更方便，網上資料隨便借鑒，鼠標一拖，別人的成果就變成自己的了。

　　林教授認為，造成這一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某些高校將出版教材當教學成果或者科研成果，教師在加薪晉級評職稱的時候用得上。教師編寫教材，一旦在學校立項，還能夠獲得一定數額的課題經費，從而確保教材的順利出版，這是一項多頭得利的事情。

　　暢銷教材收益大有利可圖

　　“如果你能保証1000冊的銷量，我們會按照碼洋的8%來支付您的稿費，超過1000冊，我們另算。您最好到我們社裡來面談一下。”記者聲稱自己是大學老師，要出版一本文藝學教材，致電滬上幾家出版社。以上是某文藝出版社開出的價碼。該編輯說，雖然他們在出版教材方面沒有專業出版社的優勢，但是作為文藝出版社，文藝學教材在該社也可以當一般社科圖書來營銷。

　　某大學出版社一位編輯告訴記者，8個點的收益對一個教材作者來說，不算高，基本上是賠本買賣。但是出版社卻能夠略有盈余，隻賺不虧。如果這位作者的教材是學校公共課教材，每年印上1000多冊，還能連續再版幾年，出版社會搶著給你出版，而且稿費也絕對“好商量”。該編輯說，這樣的“硬通”教材，作者往往能夠拿到不低於碼洋30%的稿費。

　　該編輯還透露，出版社為了盈利，有時候也會拿著一些選題，去高校找老師來寫。甚至編輯會拿著暢銷教材，到學校請教授們“編”一下，無非是借教授的名字用一下。教授們心領神會，殺雞不用牛刀，接下活兒，讓自己的研究生來操刀。也有些教授面皮薄，不好意思掠人之美，出版社的編輯就找槍手來“改編”，出版時署上教授的名字，然后給教授送上一筆稿費，意思一下。

　　》專家訪談

　　高校教材有隨意性傾向

　　凸顯質量評估短板

　　正在美國訪問的教育學博士孔令帥副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教科書是一門課程的核心教學材料，當前我國大學教材的編寫和選擇確實存在著隨意性的現象。按現行教材管理體制，選擇教材是各大高校的自主權。而在高校內部，學校下放給院系，院系再下放給教研室或教師個人，所以教研室或教師個人擁有較多自主選擇權。如果該教師剛好出版了該課程的教材，那麼他一般都會使用自己的教材。因為這樣上課比較容易，也容易擴大他的學術影響力，還可以有一定的經濟利潤。

　　孔令帥說，目前有些高校有相應的委員會對教材進行審定，但是很多高校並沒有。而且，教材，特別是社會人文學科的教材，比較難以進行質量評估。因此，目前對教材的質量評估較少。

　　出版者應有責任意識

　　“在高校教材選用上的自主權，沒有一定的監督和指導，就容易轉向隨意性。”孔令帥博士不無擔心地說，由於多種利益驅動，很多教師會積極地編寫教材。但很多時候，這樣的教材在質量上沒有保障，不僅浪費學生的金錢和時間，而且會誤導學生。

　　教材和學術著作不一樣：教材的內容必須是成熟的，經得起時間和歷史考驗的，學術專著則是需要提出新的學術觀點。但是，教材也還是要吸收前沿的經過公認的知識。現在教材的一個嚴重問題也是理論和實踐脫節嚴重，知識陳舊老化。孔博士說，高校教材自主權這一方向沒有錯，但高校在教材編寫中要樹立“有利於學生學習，有利於學生發展，有利於學生成才”的指導思想。

　　在教材選用方面，孔博士認為各高校應由相應的教材委員會或各院的學位委員會或教研組統一選定教材，如果沒有合適的教材，就請權威的教師編寫。當然，如果任課教師覺得沒有合適的教材，教師可以自己編講義，但是講義也需要通過委員會的審定才能運用於課堂。

　　孔博士還建議，在教材出版過程中，教師和出版社都應有責任意識和名譽意識。對教師來說，出版的教材是他的公開研究成果，而且會影響很多學生，因此他要有責任感。對出版社來說，也應有一定的責任和名譽意識。出版社要嚴格把關教材，要在經濟利潤的基礎上兼顧學術質量，不能讓粗制濫造的教材進入市場，這樣會影響它們的長期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