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恆明：達沃斯關注國家和公司的“幸福”

來源：騰訊網

又好又多、又好又快地增長，曾經是我們的目標、願景，或也是一廂情願。經濟學本質而言是一門有關選擇的學問，在“好”、“快”、“多”都似正能量詞匯中，當務之急是有所抉擇，有所取舍。近些年達沃斯的主題，2013年中國改革再出發，都把傾向性給予“好”字。

不管是去年 “有質量的增長”主題，還是今日口號“為持久發展注入活力”，世界級商業精英為主的達沃斯論壇無疑都與“幸福”相關，它討論國家如何幸福，公司如何幸福。

銀行家是中介商、嗜血者，被挖苦為不創造價值卻最為暴利的階層，即便在金融危機期間也腰包滿滿。即便這樣，金融界頭子、有新華爾街國王之稱的杰米·戴蒙在達沃斯的一席話還是引起我不少觸動。IMF副總裁朱民發表全球應該加強金融監管的觀點時，他強硬地回應到，金融系統需要“更好的監管，而不是更多的監管”。

這位與花旗集團締造者桑迪·韋爾情同父子，后卻被逼出走，又重振雄風的硬漢是一位霸主，但我相信“更好的監管，而不是更多的監管”更符合公司的幸福追求、國家的幸福追求，中國尤是，中國公司尤是。

讓民營經濟更活躍，讓民間融資更活躍，這是更少的監管﹔加強食品安全，加強環保，這是更好的監管。在達沃斯論壇上，中國經濟轉型備受關注，我認為，經濟轉型的本質即在：更少的監管、更好的監管。

國家的幸福，一定是深化改革后大眾舒服了，而不是權貴更舒服了。更少的監管，意味著權力下放，意味著權貴們要適應“無權可使”的寂寞期﹔更好的監管，意味著責任加重了，官老爺們要習慣過一直處於“測評期”的生活了。中國、俄羅斯的改革是達沃斯眾多話題中的熱點，這兩個國家將要在“更好”上走得更遠，收斂追求“更多”的熱情。

近幾年，美國有金融危機，歐洲有歐債危機，如果因為這類危機而增多了監管，而不是更好的監管，那是中國、俄羅斯等競爭國的福音，本國的不幸。近些年中國有如何深化改革的危機，有市場經濟搖擺的危機，如果是對自由經濟本質上的不屑，那是國家的不幸。還好，我們也主動放慢增長速度，我們也提有質量的增長。

2012年12月，中國頂級商業論壇——《中國企業家》雜志領袖年會召開，會議主題“重塑商業安全邊界”。探討的雖然是企業如何追求增長，如何幸福，但在大政府背景下，企業幸福如何還要看國家發展戰略在“更好”與“更多”的抉擇，及如何有效率的執行。

達沃斯論壇始於1970年哈佛大學畢業的年輕教授克勞斯·施瓦布的一個聚會暢想，他想讓歐洲企業界思考歐洲的未來，如今他的理想實現了，全世界企業界人在他所搭建的平台上思考著全世界的未來。財富論壇、高端論壇也貴在精而不在多，達沃斯論壇成為國際上的、民間的最具影響力的思想盛宴，無疑也是追求“更好”的結果。

2013冬季達沃斯論壇看似討論的都是危機，“俄羅斯經濟不會不崩潰”，“貨幣戰爭”，“中國粗放型經濟前景”、“誰在扼殺歐洲經濟”等等，但我相信，我們在討論危機，是因為我們在等待幸福﹔我們在大唱贊歌，是因為自我麻痺，或受他者麻痺。如同我們思忖著職業危機，是在描繪更長遠的發展一樣。

看著一群高貴的人在高談闊論著各國、各行業的危機，總比看著同樣一群人在炫耀權力與幸福更入眼些。

我相信，他們擔慮著各式各樣的危機，是因為我們個人的幸福正在被影響，被扭曲。達沃斯，無疑也是一個有關“幸福”的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