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31省級正職晉升觀察：模式漸具制度化

　　制圖：潘旭濤

　　目前，全國31個省級人大、政府、政協依照法律程序，選舉產生了新一屆領導班子。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道路上，他們無疑是執政骨干和中堅力量。

　　新的省級三套領導班子的新任“一把手”，尤其政府正職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盤點此次地方兩會，出現的“新人”“新語”“新風向”，無疑影響著中國未來的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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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位省級正職引人矚目

　　黨委副書記和政府常務副職是主要“候補”

　　此次省級人代會共產生9位新任政府一把手。此次地方兩會的一個醒目特征是，有8位代省長（市長）在人代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並轉正。這8位轉正的新任省長（市長）是：北京市長王安順、浙江省長李強、吉林省長巴音朝魯、陝西省長婁勤儉、山西省長李小鵬、貴州省長陳敏爾、四川省長魏宏、上海市長楊雄。

　　統計發現，這8位新任省長（市長）升任前的任職均是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或省級政府常務副職。具體來說，省委專職副書記和常務副省長各佔一半：王安順、李強、巴音朝魯和陳敏爾，履新前均任所在省（市）的黨委專職副書記﹔婁勤儉、李小鵬、魏宏和楊雄，履新前均任常務副省（市）長。1月29日西藏自治區產生的新主席洛桑江村，履任新職前是政府常務副主席。

　　統計其他22個省級政府首腦的履歷發現，晉升模式屬於上述兩種模式之一的共有14位（9位由專職副書記任上晉升，5位由政府常務副職任上擢升）﹔剩下8位的履職模式大致有中央部委“空降”、央企負責人轉任、地方重要城市市委書記升任、異地平調等4種模式。

　　也就是說，31個省級政府一把手履任新職前，13位是黨委專職副書記，10位是省級政府常務副職，其他模式8位。換言之，在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和省級政府常務副職共同構成省級政府首腦最主要的“候補”基礎上，省級黨委專職副書記最終升任者超過了省級政府常務副職，成為省級政府首長的第一“候補”。這凸顯出，黨在人事組織任命上逐漸規范化，地方領導人的更新漸趨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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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省任職經歷更加豐富

　　升任更高崗位前，有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

　　新任省長（市長）的一大特點，即多省任職經歷大大加強，富地方經驗。這也是中國政治精英選拔錄用不同於西方的一大優勢：在升任更高崗位前，必須經歷實際工作鍛煉，積累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

　　進一步統計發現，9位新任省長（市長、自治區主席）中，吉林新省長巴音朝魯具有三省任職經歷，北京新市長王安順、貴州新省長陳敏爾均具有兩省（市）任職經歷。其余6位則具有本省優勢或交叉經歷，例如浙江新任省長李強在家鄉浙江工作30余年從未離開，四川新省長魏宏從1982年到四川工作以后，30年來他從一個縣人事局干事一步步做到省長。而交叉任職的代表山西新任省長李小鵬，之前一直在大型能源型央企工作，2008年轉到能源大省山西省任副省長，成為“商而優則仕”的典范。十八大上，李小鵬當選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統計還發現，相對於2007年十七大時，約2/3的省政府“一把手”（21位）隻有一省領導經歷，9位具兩省領導經歷，1位具三省領導經歷，此輪換屆后的31位省級政府“一把手”多省任職經歷大大提高，地方經驗更加豐富。具體來說，隻有一省任職經歷人數下降到15位，具有兩省任職經歷人數增加到11位，而具有三省任職經歷的人數則達到5位，他們分別是吉林的巴音朝魯、黑龍江的王憲魁、湖北的王國生、湖南的徐守盛、甘肅的劉偉平。

　　基層穩則社會穩，當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主要集中在基層。因此，擁有和熟悉基層管理經驗已成中共干部選用的重要環節和標准。可以說，隻有在基層中得到了歷練，積累了豐富的實際經驗，才可能勝任在更高層次上面臨的治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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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意識 廉政意識強

　　廉政言論深刻洞悟十八大精神

　　盤點新任省級政府一把手的“述職演說”,發現法制、清正廉潔是他們最為強調的內容。四川新任省長魏宏在三分鐘的述職講話中表示：“始終把法制放在心中，把廉政放心中。自覺把權力規范在法律和制度的籠子裡，不講特殊，不搞特權，建清廉政府，做清正干部。”浙江新任省長李強履職后首次表態：“率先垂范，清正廉潔，以身作則，干淨辦事。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自覺把權力的運行規范在法律和制度的籠子裡。”

　　隨著社會進步以及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某些地方領導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行事風格，“人治大於法治”陳舊治理模式，已經失效，而且民怨很深。縱觀成功的現代國家治理模式，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后發展國家，無不崇尚法律治國的理念。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

　　后十八大的中國有一個醒目現象，就是反腐敗越來越“動真格”。十八大上剛剛當選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的省部級官員李春城的落馬，就表明了黨反腐敗的堅定決心，堪稱“習李新政”的第一擊。可以說，無論是高層領導人還是地方主政者，都深知腐敗是黨執政權威的最大侵蝕者，是黨執政地位的最大威脅。所以，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人民關注的重點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新任省長、市長、自治區主席的廉政言論，正是深刻洞悟十八大精神的體現。

　　中國的法治願景、清明政治能否實現，地方政府領導人的作用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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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風務實 不空談

　　作風關系政府公信力以及黨員品質

　　新任省長的“新語”裡，無不透露出“實干興邦，空談誤國”的執政理念，給外人展現出務實、不空談的印象。上海新任市長楊雄就在新班子見面會上說，要“善聽”“智行”，解決市民“揪心”的問題。他在“就職演說”中坦言，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政府工作中還有不少欠缺，包括環境問題、就業壓力、看病難、教育資源不平衡、交通擁堵、城市安全等等方面的問題。“大家都很關心，我們也很揪心。我們有責任把這些問題逐步解決好。這是人民群眾的期盼，也是我們這屆政府的職責所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作風如何，對黨風政風乃至整個社會風氣具有重要影響。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以良好黨風帶動政風民風，真正贏得群眾信任和擁護。中國共產黨自執政以來，最大的政治優勢便是密切聯系群眾。但近些年的一些案例顯示，某些地方政府官員的壞作風，引起了很大的民怨，與人民群眾脫離的危險越來越大。任其發展下去，不僅政府的公信力會趨於式微，甚至會威脅到黨的執政根基。另外，十八大報告提出，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投機鑽營者得利。所以，能否務實不務虛，改進工作作風，打牢與人民群眾的緊密聯系，不僅關系到政府公信力問題，也關系到對一名優秀黨員高級干部的檢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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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具現代治理風格

　　更偏向於柔性治理、彈性治理等現代治理風格

　　十八大提出“五位一體建設”、“人均收入翻番”“美麗中國”等執政課題，新任省長除了是地方政府一把手之外，大多數還是中央委員會成員（四川新省長魏宏、上海新市長楊雄除外）。他們的施政思路、治理風格對中國的未來將產生重大影響。

　　他們是“50后”“60后”的一代人，年輕，高學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網絡等新媒體的適應力更強。可以說，中國政治生態正在發生著變化。傳統執政思路和陳舊思維開始行不通，現代政治在中國逐漸開啟。這就要求作為地方治理的中堅——省級政府一把手要逐漸適應現代公共行政。跡象顯示，新任省長們更傾向於，決策時納入更多的民主程序﹔執行時強調更多的監督﹔處理社會矛盾時，更願意妥協讓步，而不是一味打壓“扣帽子”。換句話說，相對於剛性治理風格，他們更偏向於柔性治理、彈性治理等現代治理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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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協主席任職呈現新特點

　　干部履新政協不是仕途“終點站”

　　31個省份的政協主席已經全部產生，其中有13人為首次當選。

　　新當選的政協主席不同於以往的一個醒目特征，是年齡普遍更年輕。1962年出生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吉林當選北京市政協主席，成為兩名“60后”省級政協主席中的一位，另一位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主席努爾蘭·阿不都滿金。類似的還有恰當處理烏坎事件的廣東新任政協主席朱明國出生於1957年。一批年輕干部和資深干部履新政協，能為地方政協管理帶來新思維、新氣象，同時也意味著他們有更廣闊的從政前景。

　　與政協有關的另一新動向是，政協干部的對外交流有所加強，地方政協機關干部調任黨政要職現象增多。這改變了一般認為政協是干部的“終點站”、很少有干部交流到黨政機關的傳統看法。這方面的典型引例是，北京市政協原主席王安順、吉林省政協原主席巴音朝魯在此次地方兩會中分別當選為北京市市長、吉林省省長。

　　可以說，政協干部升遷渠道的拓寬，與近些年黨對政協工作的逐漸完善有關。2004年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要“逐步加大黨委、人大、政府、政協之間的干部交流”。接著，2006年2月，中央發出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和改善黨對人民政協的領導。“空降”、“調任”政協主席，便是“加強和改善”的路徑之一。十八大報告則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增強民主協商實效性。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對於從政協主席到政府首長這一打破傳統和慣例的干部官員任職方式，說明了中央在選拔省一級政府的行政首長時，更希望這些干部官員能多一些執政經驗，而以“政治協商”為要務的政協在這方面具有潛力和優勢。

　　另外，此次地方兩會選舉產生12位新的省級人大常委會主任。除了政治局委員兼任省（市）委書記的省份，以及西藏、新疆自治區外，其余省份均由黨委一把手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