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氣治污30年陷“治不勝治”怪圈

　　代表委員呼吁從生態系統層面整體規劃

　　“每天早上拉開窗帘先看看有沒有霧霾，我也有兩個口罩，給我女兒一個我一個。”在4日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大會發言人傅瑩說。

　　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環保部專家表示，我國近30年大氣治污陷入“防不勝防、治不勝治”的怪圈，各地應盡快明確並落實空氣質量全面改善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塵霾之痛

　　代表委員呼吁加快空氣治污

　　“作為一名北京市民，我的心情跟在座的各位，還有所有的北京市民一樣，希望每天都能呼吸到新鮮空氣，能看到藍天白雲。”談到環保部提出的“力爭到2030年全國所有城市達到空氣質量二級標准”，發言人、全國政協委員呂新華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直言，“18年的時間太長了，希望縮短這個時間。”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蔡玲認為，我國已經明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目標。小康社會不僅僅是G D P和人均收入等國家和個人物質財富的提升，更意味著，“呼吸上新鮮空氣”絕不應當只是一種奢侈的願望。他建議，各地方加快推進空氣質量達標計劃，爭取在國家設定的目標之前完成，縮短達標進程。

　　代表、委員追問的背后，是全國兩會前夕的2月底，北京經歷了灰霾天和沙塵天疊加的“灰黃一日”。

　　據新華社電，2月28日晨，北京出現能見度不足1公裡的大霧，全市大部分地區空氣質量普遍達6級嚴重污染。而在2012年、2013年的連續兩個冬天，我國經歷了兩場長時間、大范圍的霧霾天氣。對於環保人士而言，它有另一個名稱：“大氣重污染天氣。”環保部部長周生賢透露，這“影響17個省(區、市)，約佔國土面積1/4，受影響人口達6億”。

　　重污之下，各地出“重拳”。

　　據報道，西安市市長董軍強調，市區兩級要成立由市長和各區縣“一把手”挂帥的領導小組，把減霾作為環境治理的一號工程來抓﹔要加大大氣治理資金投入，加快項目進度，力爭相關污水處理工程提前竣工。

　　石家庄市委書記孫瑞彬強調，一要鐵腕治理環境污染。強力推進石家庄大氣污染治理，加強水環境綜合治理，加強農村環境綜合整治。二要強力推進生產轉型。要改造提升現有產業，強化節能減排倒逼機制﹔啟動實施“騰籠換鳥”計劃，對“三高一低”產業要堅決淘汰、有序退出。三要大規模開展植樹綠化。

　　遼寧省省長陳政高近日率省直有關部門負責人到遼寧省環保廳現場辦公。他要求，鞍山、遼陽縣、本溪北台3個藍天工程重點治理區域一定要取得實質性突破﹔生產企業必須達標排放。

　　治理之難

　　30年陷“治不勝治”怪圈

　　“快30年過去，這本書裡提到的問題，一點也沒有變。”1月下旬，望著窗外灰蒙蒙的天，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常務副主任韓國剛感嘆。

　　他手頭拿著的書，是1994年原國家環保總局環境規劃與環評專家姜鳳蘭等人出版的《超載的環境———困境與抉擇》。這本書提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日益嚴重的城市大氣污染：

　　近30年前：“我國北方城市大氣中降塵和顆粒物濃度100%超標，南方城市50%至60%超標。”2013年初，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坦承：“按照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准》評價，全國330多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有近2/3的城市達不到二級標准要求。”

　　近30年前：“烏魯木齊市連續16天有彌天的煙霧籠罩在市區上空，在迷蒙的濃霧中，汽車行駛的速度像蝸牛在爬，民航班機一次又一次地延期起飛。”“沈陽、鞍山、遼源、撫順、哈爾濱、北京等地調查表明：飄塵濃度大於0.5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濃度大於0.15毫克/立方米的地區，兒童和居民鼻咽部慢性疾病檢出率較輕污染地區增加0.5到1倍左右，個別情況可增加2到3倍。”

　　2013年初，據新華社報道，京港澳高速公路長沙—湘潭路段上，13日的早上8點到下午5點的9個小時內，連續發生40多起交通事故﹔北京、濟南、石家庄、南寧等城市各大醫院裡，呼吸內科、過敏源測試科等接診人數在短短幾天時間裡飆升了7至8倍。

　　“30年來，從某種意義上講，環保學者‘如果這樣下去，會對人體造成危害’等預言，比預測A股大盤的股評家、預測G D P的經濟學家還要准確———這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激動地說。

　　“防不勝防，治不勝治。”1994年，作者這樣總結道。

　　參與大氣污染防治研究工作的環保部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解釋稱“我國大氣污染之所以仍然防不勝防，治不勝治，深層次原因在於：一是這兩年隨著節能減排力度的大幅加強，能耗增長率雖然低於經濟增長率，但絕對量仍在持續增長﹔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近30年來沒有改變，佔比僅下降了不到20個百分點，仍然超過70%，是我國絕對主導的能源。二是中國用了不到10年時間，就成為了全球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和消費國，汽車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PM 2.5等細顆粒物成為城市空氣的主要污染源。三是工業污染源問題仍然突出，中國在發電量和鋼鐵、水泥、焦炭等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產量上已經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有些的產量已經佔全球50%以上。”

　　改革之路

　　從生態系統層面整體規劃

　　“每年兩會談一談環保問題，實際上是‘潑一盆清澈的冷水’，讓地方政府、民眾的發展熱情能夠冷靜一下，發展腳步能夠放慢一點。”呂忠梅說。

　　對於破解“防不勝防，治不勝治的怪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研究員溫香彩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提出了四點解決方案“一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弱化經濟干預功能，把政府全力抓經濟發展的職能轉變為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職能。二是改變唯G D P的政績考核標准，不能主要以經濟發展的快慢和經濟總量的大小論英雄。三是完善立法，嚴格懲治企業違法行為，對污染企業，試用日懲罰辦法。四是能源結構方面，加大清潔能源的技術研究投入並業務化應用。”

　　“按下葫蘆起了瓢。”從“十五”時期的煙粉塵到“十一五”時期的二氧化硫，再到“十二五”時期的氮氧化物，提到近30年來不同階段的重點污染物控制目標，柴發合這樣形容。

　　呂忠梅提醒，這次從北到南的全國性大氣污染警示我們，我國大氣治污需要從生態系統層面整體規劃，在產業布局方面長遠考慮。“過去，部分地區覺得有的地方環境容量大，就繼續在那裡布局高污染、高環境風險產業和項目，等到出現灰霾天再去搞環評限批。這最終導致污染總是從管得嚴的地方向管得鬆的地方蔓延，沒完沒了。”呂忠梅建議，地區規劃要未雨綢繆，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為環境保護留下“休養生息”的余地，把一些生態良好的地區設為優先保護區。

　　全國政協委員、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張明森向《經濟參考報》記者建議，地方環保部門要杜絕監管不力。他舉例說，以前看過一個地方企業的生產技術証，上面標明的技術絕對是一項重度污染的工藝技術，但環保局卻給出了合格証明。

　　但呂忠梅認為，這需要通過環境立法打破環境監管條塊分割的體制障礙。她解釋說，地方有G D P考核、財政“分灶吃飯”帶來的發展沖動﹔把各級環保部門設在各級地方政府之下，各級環保部門既要跟本級的其他部門爭取地方財政預算，又要“頂撞”本級政府的發展沖動，“它反對得了嗎？”

　　呂忠梅還呼吁，富起來的國人用車習慣要改變“我們不能都學美國人開大車、開豪車，甚至恨不得連買菜都要開車過去。”

　　另一位政協委員痛心地說，如果學習美國人過高耗能的生活，下一個30年，就要為子孫后代的健康憂心流淚。

　　4日，剛剛卸任環保部副部長的全國政協委員張力軍被國內外媒體圍堵在委員小組會會場。他最后講：“治理好大氣比治理好水，要復雜得多。這個過程能不能加快，要靠我們全體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記者 梁嘉琳 王璐 實習生 王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