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億人"擠"一起 大城市病是否"不治之症"?

　　新華網北京３月７日電 城鎮化率達到５２．６％，“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規模”。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城鎮化發展的論述，引起兩會代表委員的熱議。

　　霧霾、堵車、水污染、高房價、垃圾圍城……我國已進入大城市病集中爆發期，大城市病並非中國獨有，國際視野中如何開出一個有效藥方？

　　治理與危機賽跑　最大人口數屢破“上線”

　　不約而同，幾位代表委員都把眼下的中國特大城市比作“重病號”。

　　“交通擁堵如腸梗阻，空氣污染是哮喘，水污染是血液中毒，垃圾圍城好比惡性腫瘤，房價居高不下就是高燒不退。”全國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學交通運輸與物流學院副院長羅霞說。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如鬆的診斷略有不同：“現在不少城市，腎功能在衰竭，污水、糞便處理不了﹔肺功能弱化，綠地減少供氧少﹔腸道問題，很多資源吸收不好，消化不了﹔脈搏問題，交通擁堵，一些生態主動脈被切斷。”

　　“藥”其實沒有少吃，效果卻不盡如人意。譬如北京，自１９９８年起，實施了以首鋼搬遷為代表的２００多項大氣治污措施，而一個ＰＭ２．５似乎又“一夜回到解放前”。

　　羅霞代表這樣盤點各大城市出台的諸多對策：

　　看交通，限號、限行、提高停車收費、發展公交系統、把路面拓到上百米寬，但“蝸牛車”依舊滿街爬行。

　　看城建，疏通溝渠，改造管網，“拉鏈路”開開合合屢招民怨，一場大雨澆下，還是坐在天橋上“看海”……

　　“現在是治理與危機賽跑。”她說，“城市治理措施很多，新問題卻層出不窮。就像治理黃河，壩筑得越來越高，泥沙卻越積越厚，成了‘地上懸河’，萬一哪天潰壩，后果不堪設想。”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說，戶籍制度改革、放開異地高考、推進城鎮化是未來的方向，可是這會不會進一步加重大城市病？

　　２６年“長”出一個北京城　三大誤區加重“病情”

　　英國倫敦也曾以“霧都”知名，美國紐約中心地帶至今還在堵車，墨西哥城的污染導致了“城市蜃樓”……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認為，城市病是世界工業化中的通病，只是中國發展迅速，把這個過程縮短了，比較集中地凸顯出來。

　　大城市病歸根結底是“大”引起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注意到，截至去年末，北京常住人口達２０６９．３萬人，是１９８６年的兩倍多，相當於２６年就多出了一個北京城的人口。

　　２０１１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過半，其中相當部分人生活在大城市。數據顯示，３月１日，北京軌道交通全路網客運量首次突破９００萬人次大關，再創歷史新高，上海地鐵日均客流量在一年前也逼近７００萬，高峰限流措施頻繁。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中，每３個人中就有１個是外來人口。

　　全國政協委員、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主任唐子來說，“我國城市３０多年來的快速發展付出了大量環境和社會代價。”與外國相比，中國城市建設的三大誤區加重了城市病：

　　——幾十年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傾斜，城鄉之間資源嚴重失衡，城市承載力受到空前挑戰。

　　——按行政級別配置城鄉資源的體制，導致地域最廣而級別最低的農村難以獲得應有的發展資源。

　　——“攤大餅”式的粗放擴張忽視科學規劃，對長期性、功能性考慮不足，防災能力脆弱。

　　“我有一次去香港，一個大老板到機場來接，不是開車而是坐地鐵來的，因為坐地鐵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全國人大代表郭向東說。

　　借力新城鎮化　大城市病求解良方

　　“北京必須正視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以破解特大城市服務、管理的難題，要更加重視生態文明建設，這是回避不了的現實課題。”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說。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增強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歐陽淞代表認為，從我國目前狀況看，難以在一個城市內部找到解決大城市病的良方，必須用大視野來審視。

　　治療大城市本身的病症，應向科學規劃、精細管理尋藥方，重要的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唐子來委員說：“倫敦少有‘門禁社區’，住宅樓盤都盡可能開放式管理，對緩解交通擁堵很有效。”政府要少些限制思維，多些服務舉措，開放、精細、疏導的思維方式是城市管理者應當學習的。

　　對於那些仍然想擁入大城市的人，應通過發展水平較高、公共設施齊全的衛星城來分流。全國人大代表王文忠說，“要加強城市群規模的科學規劃和布局。”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就要實現人口的就地轉移、就地就業。統籌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三者之間的關系，加強支撐產業發展，不斷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

　　王名委員說，如果不是人人行動起來，光靠政府、靠制度，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治理大城市病需要全民參與，比如綠色出行、垃圾分類。

　　（記者李柯勇、朱立毅、趙仁偉、吳曉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