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稱逾65%公眾期待兩會代表委員公開聯系方式

　　漫畫：朱慧卿

　　65.3%公眾期待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公開聯系方式

　　公眾最期待代表委員公開的依次是電子郵箱、手機和微博

　　去年全國兩會上，政協委員崔永元提案，希望代表、委員有日常履職的行為和渠道。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隨后跟進的民意調查也顯示，91.2%的人希望全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公布聯系方式能成為制度化規定。今年的全國兩會正在召開，公眾對於代表委員公開聯系方式的呼聲與期待依然強烈。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調查網和民意中國網，對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5097人，進行的一項題為“你期待代表委員主動公開聯系方式嗎”的在線調查顯示，65.3%的受訪者明確表示，期待全國兩會代表委員能主動公開聯系方式，其中37.0%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期待”。

　　受訪者中，40.2%的受訪者居住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城市，20.9%的受訪者居住在省會城市或其他一線城市，29.5%的受訪者居住在二線城市，6.1%的受訪者居住在小城鎮，2.5%的受訪者居住在農村。

　　54.5%的人表示若知道代表委員聯系方式，會向他們反映問題

　　公眾對身邊代表、委員聯系方式的知曉程度如何？調查揭示，多達75.9%的受訪者坦言，不知道自己工作、居住地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聯系方式。

　　在河南鄭州管城區經營小本生意的趙先生，一直住在一個城中村裡，那裡治安不好、環境臟差，基礎設施更不能和正規小區相比。最近，在電視上看到全國兩會正在召開，趙先生琢磨著找一位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反映問題，希望政府能為城中村居民提供更多廉租房。但是，當他詢問了一圈身邊人后發現，別說全國的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就是省或市一級的委員與代表，大家也一個都不認識，更別說知道聯系方式了。

　　“人大代表代表公眾，為什麼卻很難找到他們的聯系方式呢？”對於這個問題，趙先生既感到驚訝，又充滿疑惑。在他看來，代表、委員們既然選擇了承擔那份責任，就應該為老百姓負責，公開聯系方式更是天經地義。

　　調查中，65.3%的受訪者明確表示，期待全國兩會代表委員能主動公開聯系方式。54.5%的受訪者表示，如果知道了代表、委員的聯系方式，會向他們反映問題或提出建議。

　　至於應該公開的聯系方式類別，公眾首選“電子郵箱”(57.4%)，排在第二位的是“手機”(47.7%)，第三位是“微博”(45.9%)。其他依次是：“固定電話”(33.9%)，“QQ、MSN等即時通訊工具”(30.6%)，“郵寄地址”(20.6%)等。

　　今年2月，陝西知名律師段萬金向陝西省人大常委會寄送了《關於公布陝西省人大代表聯系方式和工作單位的建議函》，要求公布陝西省所有人大代表的手機聯系方式、工作單位以及相關履歷，至今未得到正式回復。段萬金告訴記者，早在幾年前，因為有事需要找人大代表卻無法聯系到，他曾在電話裡向陝西省渭南市的人大常委會提出同樣的建議，當時得到的答復是，這個建議特別好，會予以考慮。但最終還是沒有結果。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根本政治制度，面對當前轉型期的許多社會問題與矛盾，人大代表應該首先站出來替人民發出聲音，使人大制度發揮更大作用。公開人大代表聯系方式與工作單位雖然只是一項小舉措，卻能撬動大改革的杠杆。我不會讓這件事情不了了之，它也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推動。” 段萬金說。

　　55.3%的人表示代表、委員公開聯系方式會增加自己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雖然代表、委員公開聯系方式沒有大規模實行，但個別代表、委員卻早已進行了有益的實踐。

　　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煙台大學教授王全杰，早在2003年前后就通過報紙、網絡等多種渠道公布了自己的手機號碼與電子郵箱。他告訴記者，聯系方式剛公布那會兒，向他反映問題的人之多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寧夏中寧縣的中年婦女不知從哪裡得知了他的地址，竟不遠千裡向他求助。最終，他也通過人大的相關渠道，幫助這位婦女解決了問題。

　　“我在當全國人大代表時所提的議案中，近一半都源自於老百姓向我提的建議或反映的問題。”王全杰說，公布自己的聯系方式，不但沒有帶來什麼負面影響，反而為提出高質量的議案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來源，為履職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通過與老百姓的溝通我發現，大家非常渴望與代表、委員進行無障礙的溝通與交流，而代表、委員們的履職也不能局限於開會時，更要延伸到會后的日常生活中。

　　2012年2月，時任濟南市政協委員的山東省禮儀慶典業商會會長李全德，和其他幾位市政協委員一道，在《濟南日報》上公布了自己的辦公電話，以便市民提建議、反映問題。電話公布后，有許多市民向他反映問題，他也向有關部門做了溝通，許多問題很快就得到了解決。當記者問起為什麼會公開聯系方式時，李全德的回答很干脆：“政協委員是老百姓的代言人，老百姓連你都聯系不上，你還怎麼代言呢？”

　　如今，李全德當選為山東省政協委員。他向記者表示，公布電話只是一個開始，往后，他還會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問題和公眾當面交流，將其中具有共性的東西整理成提案，向省政協反映，以求在更大范圍內為老百姓解決問題。

　　代表委員主動公開聯系方式的意義何在？調查中，排在首位的是“有利於反映老百姓的呼聲”(66.1%)，其次是“使代表委員更加‘接地氣’”(57.9%)，第三位是“增加老百姓對黨和政府的信任”(55.3%)。其他還有：“豐富了代表委員提案議案的來源”(47.8%)，“促使代表委員在兩會之外發揮更大作用”(42.6%)，“使人大、政協制度更加落到實處”(37.6%)等。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吳家清，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對於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而言，公開聯系方式，暢通與老百姓溝通的渠道，既是他們應盡的義務，也是他們履行好代表、委員這份職責的前提。公開聯系方式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提升代表、委員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使他們更好地為老百姓排憂解難，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而這一過程，也有助於人大在社會管理與社會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想要讓代表、委員公開聯系方式的做法大面積推開，首先，各級人大常委會應該提供足夠的支持，不能有顧慮﹔其次，代表委員自身也應該多一些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感，要將代表、委員的職務視為對老百姓的責任而非個人的榮譽。具體而言，一些地方可以先行嘗試立法，將代表、委員公開聯系方式固定為一種制度，然后從點到面，最終在全國范圍推開。”吳家清說。

　　調查中，74.9%的受訪者表示，期待國家出台制度，要求每個代表委員都向公眾公布一個有效的聯系方式。(記者 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