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告別“中國式求人”，該做些什麼

　　全國政協委員周新生在政協大會發言時講的一個故事，引起很多代表委員和民眾的共鳴。他說：一位司局級老領導說女兒在他極力反對下，仍入外籍並嫁給外國人，女兒勸他的一句話最終讓他接受了女兒的做法。這句話是，“爸爸，您將來再不用為您的外孫在國內上幼兒園、小學、中學求人了”。

　　周新生委員所說的“中國式求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小到孩子入學，大到數億元項目的審批，現實中很多人常常希望通過“求人”來解決問題。這意味著人情這種制度之外的因素，深刻影響著資源分配、糾紛處理以及行政審批等諸多方面。

　　“中國式求人”在兩會上引起廣泛共鳴，不是沒有理由的。不能僅僅將其當作一種感慨，而應借此嚴肅思考，我們何時向“中國式求人”告別？又該做些什麼，才能與其告別？

　　國家的現代化過程，注定要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從身份到契約過渡。這意味著社會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依靠人治，不能靠人情。因而，“中國式求人”這個草根話題背后，是權力影響資源配置、精簡行政審批等嚴肅的改革議題。

　　“中國式求人”泛濫，固然有“傳統文化”的影響，但也能看出行政體制改革的迫切，許多原本應靠市場機制配置的資源，卻依然由行政權力支配。這些權力“細分”到具體的官員或者工作人員身上，或者給民眾造成麻煩，或者埋下攜權謀私的隱患。

　　民眾找政府部門辦事，有時不留下“買路錢”就辦不順暢。即便排除以權謀私的不正常情形，冗繁的程序也讓人受不了。有企業的代表就說，公司為開展業務，原本估計13天就能辦完手續，結果辦了13個月。這讓視時間為生命的企業，能不去“求人”嗎？

　　好在，正提請人大審議的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對此已有所“回應”，強調“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隻有政府真正放權讓利，市場主體才能自由地在市場中一較高下，從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提升全社會成員的福祉，這也就能減少“中國式求人”的尷尬。

　　當然，作為“求人”的一方，也未嘗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現實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不走尋常路”，希望通過熟人關系來佔得先機、法外得利。“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這復雜圖景的背后，並不全然是法律制度的不足，而是很多人默認並縱容了“潛規則”。因而，在政府職能轉變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維、擁抱法治。

　　人人遵法，這不僅於官員適用，於公民亦然。面對著可能的刁難，公民除了“求”之外，以法捍衛權利，不失為更好的選擇。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絕不是“求”來的，而是所有成員共爭共創的。隻有政府和社會各安其位，權力得約束，權利有尊嚴，才有可能告別“中國式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