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轉變監管思路 才能吃得放心

　　今后“九龍治水”將不再成為政府部門管不好食品安全的借口。依照此次機構改革方案，食品安全監管將從多段管理變為兩段管理。農產品的監管由農業部負責，而除農產品之外的食品安全監管則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全部承擔起來。

　　顯然，機構設置的轉變，明晰了食品安全監管領域的權責，然而這不意味著食品安全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邵明立說：“監管機構的改變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接下來要思考的是，政府該怎麼監管。”

　　來自保定的“油條哥”不會想到，自己的一次嘗試，觸動的不只是早餐市場，還有政府部門的監管理念。

　　去年4月，河北省保定市一個油條攤點前亮出了“安全用油、杜絕復炸”的承諾，雖然比其他攤點的油條貴1元錢，但這個攤點的油條仍供不應求。攤點的經營者劉洪安因此被稱為“油條哥”。

　　一個“油條哥”的出現攪亂了市場。保定市眾多渴望像劉洪安一樣成功的油條攤主們結成聯盟，他們同媒體一道，成立了“放心油條”聯盟，互相監督。不僅如此，上千名小餐飲店負責人聯合召開大會，號召大家向劉洪安學習。

　　曾經最讓政府頭疼的小餐飲業，在一個“油條哥”出現后，陡然發生了變化。

　　“以前食品安全監管部門每日忙於‘查’和‘堵’，壓力巨大，就怕出事兒。”全國人大代表、保定市副市長閆麗英說，“油條哥”出現后，我們發現監管原來並不是隻有查和堵，把自律植入生產者的基因，形成“誰誠信誰掙錢”的市場利益導向機制同樣重要。

　　近幾年，食品安全事件不斷發生，每一次都牽動著社會公眾的神經，也讓政府部門頭疼不已。怎樣監管才能保証不出事？有些地方政府強調的是加強檢查、整頓市場﹔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干脆參與到食品生產中去，試圖通過政府的參與，增加監管的力度。

　　2012年，有的地方政府挽起袖子親自下手“蒸饅頭”﹔有的地方政府屢敗屢戰，在政府牽頭的“早餐工程”屢屢失敗后，又發起新一輪攻堅。

　　對於這些做法，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的評價是：“管得過細，手伸得過長。”他認為，此次機構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實現“職能轉變”，“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

　　竹立家認為，在國外，行業協會自籌經費、自我組織、自我監管、自我運轉。沒有誠信，整個市場就要倒台，所以每個從業者都會嚴格自律。但在我國，行業自律一直是食品安全監管的短板。

　　從業者沒有誠信意識，隻靠監管部門天天圍堵，根本無法走出食品安全問題的陰影。以瘦肉精檢測為例，目前市場上主要有兩種快速檢測卡，其中“鹽酸克倫特羅”速測卡的成本是12∼15元/個，“萊克多巴胺”速測卡的成本是18∼20元/個。

　　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每天的生豬上市量在2000頭左右，如果這些生豬都接受瘦肉精的檢測，僅此一項的費用就高達24000∼40000元。這還僅僅是生豬檢測中的一項。據統計，一頭豬上市前要接受的檢測全部算下來，費用達到70元。

　　“打籃球、踢足球，在一對一的情況下，還能進球。可要‘看’好食品安全，那得需要多少人啊？”全國人大代表、渭南市市委書記徐新榮說。

　　2011年，渭南市開始嘗試對食品安全監管體制進行改革，多個部門手裡的、涉及食品安全的9項行政審批事項和16項執法職能被統一劃入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

　　在徐新榮看來，對食品安全監管來說，這樣的調整還僅僅是前奏，關鍵是要將企業的利益與食品安全緊密聯系起來。誰重視食品安全誰就能得到最大效益，利用這種利益導向，才能保証食品行業從業者像珍視自己的生命一樣重視食品安全。

　　然而，這種利益導向機制的建立並不容易。

　　在食品安全監管中，監管部門總是扮演救火隊員的角色，哪裡出了事就到哪裡扑火。今天毒饅頭，明天毒牛奶，監管部門疲於奔命。每次出了食品安全事件，監管部門都要開展一場加強整治的專項檢查，但治標不治本，食品安全事件仍然頻發。

　　“政府部門需要換個思路。”在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教授高抒看來，現在加強監管的路子還是笨辦法，政府部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效果不一定就好。即使加強問責，把相關的官員免職，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高抒在德國作訪問學者期間發現，德國的公交、地鐵都是直接上車，不需要刷卡，理論上會有很多逃票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為什麼呢？因為德國會有不定時的車票檢查。”高抒說，他在德國40天隻遇到了一次車票檢查，但如果在這一次檢查中被發現逃票，就會被罰以全年的車票價款。正是這樣的管理方法，讓絕大多數德國人都不會冒險逃票。

　　類似的思路還用在了美國對汽車超速的監管中，讓這個全球汽車保有量最高的國家有效地控制了汽車超速問題。高抒認為，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也應該借鑒這種思路，同時做好兩件事：制定標准，執行標准。

　　“有了標准，一旦在抽查中發現有企業不執行標准，就將其數年的利潤都罰沒掉。”高抒說，這樣就能夠防止企業冒險制造假冒偽劣，也減輕了監管部門的工作強度。

　　徐新榮注意到我國一些食品的標准是上世紀80年代建立起來的，沒有與時俱進。還有大量的食品根本沒有標准，比如小作坊生產的豆腐、醋和香油等。他認為，制定標准是機構改革之后，食品安全監管首先要做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