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炒房團沒落有人跑路跳樓 大額投資受牽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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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究竟該去往何方？這不僅是當前溫州炒房團的困惑，甚至也可以說是溫州人的一個普遍困惑。

“因炒樓而跳樓的說法無非只是個噱頭。”對於近期廣為流傳的有浙江省溫州炒房成員因被深度套牢而跳樓自殺的傳聞，“二月丫頭”表示很難認同。

作為溫州炒房團最早的發起人之一，“二月丫頭”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以前溫州‘太太炒房團’的很多‘太太們’早就已經脫身了。前兩天還有位太太到上海去給自己的房子辦理了手續，沒有所謂套牢跳樓的事情發生。”

“不過溫州確實也有一些人因為資金鏈斷裂而跑路甚至跳樓，但是單一因為炒房出現這樣情況的，目前我還一直沒有聽聞。”“二月丫頭”如是說。

4月20日晚，溫州國際大酒店，華燈初上。孔帥形色匆忙地出現在了法治周末記者面前。作為溫州投資置業精英會的發起人，他剛剛從綠地集團韓國濟州島房產項目的一個宣講會上忙完趕來。

“比預約時間晚了20分鐘，真是不好意思。”孔帥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后來又有很多人趕來咨詢房產情況，所以耽誤了。”

“到場的至少有一半人都要求去實地看房，活動效果很是出乎我們的意料。”這個被坊內傳聞曾經帶過6萬個溫州炒房團的行業大佬，此時笑起來竟如孩子一般開心。

不過孔帥也坦言，當前溫州炒房團確實遇到了一些投資上的瓶頸。相比於昔日的輝煌，如今他們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溫州炒房團的成員正在不斷減少，目前很多人對投資國內房地產項目的信心不足。”另一位溫州炒房團資深人士徐總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在這種形勢下，有些人已經將目光徹底轉向了海外房產市場，還有些人干脆直接回歸了實業。”

大額投資者受牽連大

“溫州真正炒房的人大概可以分為4個等級。”“二月丫頭”解釋說，“如果按照金字塔逐一排出來，受到沖擊最大的可能大多是居於頂端的那批人。”

“一說起溫州炒房團，人們往往想到的都是媒體報道的那些每天坐著大巴車去炒房的人們。”而在“二月丫頭”看來，這些人其實都是炒房團金字塔中的最底層，是一般的老百姓炒家。

據“二月丫頭”介紹，這部分人的投資金額一般在200萬元到300萬元左右，買的也都是溫州周邊的房子。投資隊伍裡甚至很多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他們往往都是坐著大巴車長途奔襲幾百公裡去看項目，排隊買樓花的時候，嘴裡啃著冷冰冰的面包或吃著廉價的盒飯，靜靜地等著放樓花(未完工的物業也稱樓花)，直到買好項目后，再連夜乘著大巴車趕回溫州……

以上正是孔帥眼中最早也是最典型的溫州炒房人的形象。

“比他們更‘高級’的一層是溫州的太太團。”“二月丫頭”說，“她們一度是溫州炒房團的最核心人群，手頭資金也更充裕。目前這群人基本已經從炒樓行業中跳出來了，也少有受到影響的。”

“再往上是一些企業主，投資一些別墅等項目，受影響也不大。”“二月丫頭”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最頂端就是真正做大手筆炒作的。他們往往是幾個人募集到一些資金，或者是從社會上借高利貸，然后重金把整棟樓或者整條商鋪全都拿下來，再轉手賣給別人，然后從中賺差價。”

“二月丫頭”認為，如果真有跳樓的也隻能是“金字塔頂端”這部分人群。一旦行情不好，房子賣不出去，高利貸又來追討，他們也就很難再撐下去了。

孔帥告訴記者，溫州原來很多做實業的企業家前些年都感覺做實業太費力，同時又受到炒房來錢快的巨大誘惑，因此紛紛抵押自家企業試水房地產。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溫州炒房團的太太們賺得比她們的老公要多得多。”孔帥說，“很多溫州的企業家因此很受打擊，覺得自己辛辛苦苦打拼的事業，竟然還不如人家炒房賺得多。於是大概2008年時，便開始有大批人入手房地產了。”

孔帥的一個朋友就是如此。這位原本經營市政工程的企業家，看到房地產賺錢或許更加容易，於是2011年的時候，便在安徽某地入手了某一房地產項目。可是至今，當地房價仍沒有任何上漲跡象，他投入的資金也就硬生生地被套在了那裡。

“好在他拿出的是閑錢，不是借的高利貸。”孔帥嘆了口氣說，“如果是高利貸就慘了。而所謂因為炒房出現問題的，從根本上講其實都是高利貸問題。”

在“二月丫頭”看來，這些跟風進入房地產的人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炒房客，而是賭博式炒家。

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也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真正被套住的不是炒房團，而是投資房地產的老板。其實這輪跌價風暴之前，已經有一部分人事先洞察了形勢，早就提前跳出來了。”

從溫州炒到迪拜

周德文曾經擔任過房地產公司的董事長，並一直非常關注溫州經濟發展，這次一談到溫州炒房團的歷史，他便如數家珍般道來。

2001年8月18日，溫州第一個炒房團浩浩蕩蕩奔往上海。

作為這個炒房團的組織者，后來《溫州晚報》房產部的李海彥曾說：“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日子。一共有157人，整整坐滿了火車的三個車廂。我得拿個喇叭走在前面，要不后面的人就聽不到了。”

這個團可謂下手闊綽，三天之內便拿下一百多套房子﹔同時收益也很驚人，一下子淨賺5000萬元。溫州人大范圍炒房的帷幕就此拉開。

而在這次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上海之行前，溫州人其實早就嘗到了炒房的甜頭，不過那時候炒房不在別處，而是在自己家門口。

周德文介紹說，早在2000年的時候，已經有一些溫州老板開始從制造業中脫離出來，游離出來的資金就號稱有2000億元。

“當時樂清有六七個做實業的老板，意識到買房能賺錢，就一起湊了2000萬元，集體去購買房產之后便使得房產迅速增值，據說幾年時間他們就賺了幾億元。”周德文說，“這個消息一經傳出更是刺激了當地人對資本的敏感神經。所謂正宗的炒房團也就在這一背景下誕生了。”

其間，溫州當地媒體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真正意義上的炒房團正是從前面說到的某一媒體開始的。”周德文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房地產開發要打廣告，可以給報紙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當時該報房產部幾個頭腦靈活的人便想到了通過聚集人看房來換取廣告費的點子。”

“我帶溫州人去你那裡買房，你在我的報紙上登廣告付費。”就是這麼一個極為簡單的合作過程，催生出了最初的坐大巴集體看房的溫州炒房團。此后，這順理成章成為了一種常規活動，甚至外地各媒體也都紛紛效仿。

“后來有些溫州炒房團的成員，尤其是那些太太團的成員們當中，一些比較有組織能力的，便跨過媒體直接和房地產商聯系，自己也成了組織者。”周德文繼續講道，“有些人逐漸打出名氣來的，房地產商還會主動來找他們，據稱最輝煌的時候曾經出現過幾萬人的龐大看房隊伍。”

與此同時，溫州人在地域上也從最初在本市、杭州、上海等地炒房，逐步推廣到北京、成都、武漢、天津……用孔帥的話來說，就是大江南北、黃河兩岸，幾乎隨處都能看到溫州炒房團的身影。

再后來這種趨勢蔓延到了國外，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甚至是在迪拜，有些溫州人還購買了迪拜塔內的房子。

“剛開始迪拜塔內的房子不到4萬元/平方米，結果后來漲到了16萬元/平方米。”周德文告訴記者。

炒高房價的秘密

隻要是溫州炒房團到過的地方，房價肯定會飆升。這幾乎成為了世人眼中的一條不二定律。

溫州人首先抬高了本地的房價，這一點也是廣為人知的事實。

1998年到2001年，炒房團剛剛興起的短短三年時間，溫州就有大部分民間資本投入到本地房產當中，市區房價迅速從2000元/平方米左右，飆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並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

全國各地也幾無例外，隻要有溫州炒房團的足跡出現，當地房價幾乎很快就會漲聲一片。

那麼，溫州人究竟是怎麼把房價炒高的呢？

在孔帥看來，房價上漲是有很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單憑溫州炒房團的一己之力，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所謂溫州人炒高了某一城市乃至全國的房價，其實並無依據。

“中國的房價是被溫州炒房團給炒高的，這種說法太過抬舉了溫州人。”周德文解釋說，“溫州人購房在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裡所佔的比例畢竟是有限的，最高峰的時候估計也就是2000億元左右，這樣放到全國范圍內，太微不足道了，並不能炒高房價。”

周德文還給記者打了個形象的比喻：“這就好像是一塊石頭，本身沒有多大的能量，投進海裡頂多是激起個漣漪，最多也就是起到一些推波助瀾的作用罷了。”

不過，溫州炒房團確實有著無與倫比的市場號召力，這一點也得到了孔帥的認同。他還給記者講了一個他所經歷的此類故事。

前幾年，孔帥帶團到無錫去看房，后來發現這批樓盤存在很多問題，並不適合投資，於是並沒有人下單。可這時候當地人看到了他們標有溫州字眼的大巴車，於是很快就有人現場下單了。

“結果很搞笑，我們兩輛車上的人沒有一個下單，反倒激發出當地人的好幾單來。”孔帥無奈地苦笑了下，“不過后來這種情況多了，也就見怪不怪了。”

“如果說有什麼投資秘訣的話，溫州人的市場眼光敏銳、下手快，這些都構成了溫州人投資房產成功的重要因素。”周德文告訴記者，“北京奧運村的房子就很能說明問題。”

奧運會前，奧運村的房價直線上升，很多溫州人馬上動身去投資。當時據稱在北京溫州人有500億元的資金投資房產。而當奧運會馬上就要開始的時候，部分溫州人很快意識到房價在會后可能要下跌，於是在會前的幾個月，就有人開始大面積退出。

“當時一些旁觀者還覺得奇怪，溫州人究竟在折騰什麼，才進去前后不到幾個月竟然又要退出。”周德文接著講道，“事實証明，奧運會后房價果然就跌了，當時溫州人退出的資金大概已有100億元。”

同時，溫州人還深諳“快魚吃慢魚”的經商法則，出手快成就了很多溫州人。

周德文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尤其是溫州的太太團，下手快、出手大方，而且敢拼敢搶，很多人稱她們買房像買菜一般。但也正是這種拼搶速度，讓她們拿到了許多價格更低，條件更好的房源。

孔帥也認為：“一般投資要講先機，隻有出手快才能真正搶到先機。很多熱門樓盤都是先出一期，買了之后第二期再出來，開發商就要開始漲價，早買入的自然也就是賺到了。”

天使還是魔鬼

有人說，溫州炒房團簡直就是魔鬼，所到之處房價飆漲，人們怨聲載道﹔同時也有人說，溫州炒房團的到來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反倒是做了件好事。溫州炒房團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

周德文認為，所謂的這種炒房本身其實是一種正常的市場行為，無可非議。

“法無禁止即可行。”周德文說，“法律沒有限制居民不可以買房，也沒有限制居民不可以通過投資房地產來賺錢，這是最基本的法治原則。”

同時，周德文還表示，投資房地產本身就是一個市場行為，市場能帶來回報必然會吸引資本集中進入某一領域，加之並沒有什麼准入條件限制，自然也就有很多人相繼從事這一行業了。

而對於溫州炒房團的“惡名”，有著“浙江炒房團總司令”稱號的陳俊認為，這其實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溫州商人乃至浙江商人在經濟領域上敢為人先，並引起了大家的矚目，應該是值得肯定的。

陳俊同樣是最早組織炒房團的人物之一，他曾一度動用18輛大型奔馳客車，載著1000名浙江房產投資人去北京看房。

“通過投資房地產對資產進行保值、增值並沒有錯。”陳俊認為外界對所謂炒房團存在著諸多誤解。

與記者通話時，陳俊正在河北，他表示自己已經“潛伏”在河北三年多了。

這三年時間裡他一直在探索河北的投資情況，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地走，一個樓盤挨著一個樓盤地看，不斷地進行調查研究。最終，陳俊將目光投向了河北的工業地產。他帶頭在河北省邢台市柏鄉縣，通過與政府合作，建立了3000畝的工業園區。

“我們手頭有資源，把浙江轉型過來的企業吸收到河北，才開始運作幾個月的時間，就已經談妥了五六家企業，現在幾乎每天都有企業到這裡來考察。”講到這裡的時候，陳俊很是興奮。

“不僅如此，我們還會帶著河北的企業家到浙江去對接，而且效果非常不錯。”陳俊表示，“這樣一來不僅滿足了我們的投資需求，也促進了當地的就業及經濟發展，其實是一種共贏。”

陳俊現在忙得不可開交，每天都要接待各種企業考察團，或是與河北地方政府負責人商談項目安排。

“搞得我現在晚上睡不著覺，半夜都有地方政府電話打過來。”不過即使如此，陳俊依然樂此不疲，“這也恰恰証明，炒房團並不是地方經濟的魔鬼，我們恰是在為地方經濟作貢獻。”

也有“表演團”

“這個樓盤兩萬元起很便宜，我覺得三萬元都不貴！”4月19日瑞安房展會上，一位50多歲模樣的中年男子，對正在以看房者身份詢問某一樓盤價位的法治周末記者說。

但在場的另一家置業中介直接告訴法治周末記者，那個人就是所謂的“房托”，“他還曾經跟我談過服務費問題，說是如果一套房子賣出去的話要返給他10個點，我當時差點沒暈倒，要價簡直太狠了”。

“現在所謂的溫州炒房團成員很多都變質了，有些成了‘會虫’，還有些當起了職業‘房托’。”前述徐總微微一笑，“很多都是表演團。”

徐總介紹道，所謂“會虫”，就是一些所謂的溫州炒房團成員，並不是真正去炒房。由於開發商要承擔前來看房者的一部分費用，包括差旅食宿等，他們也就順道過來打發一下無聊時間，頂多就是現場摸個獎、拿個禮品，根本沒有買房意向。很多成熟樓盤的開發商對這些人都是很反感的，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往往會破壞樓盤的銷售形象。

溫州中梁地產常務副總經理陳永鋒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們公司每次開盤也都會遇到這種“會虫”，一旦發現就會找人將其“請出”會場。

“原來房地產走下坡路的時候，有些地方的樓盤負責人也會請來一些所謂的溫州炒房團，這些人也就是后來的‘職業房托’。”徐總神秘地問記者，“你有沒有注意當天的房展會現場？”

還沒等記者回答，他就接著說道：“做開發商做久了，很多老面孔我們都很熟悉的，昨天我也在現場，看到那裡幾乎80%都是這種人。”

徐總緊接著嘆了口氣：“那你也就知道了，現在溫州的房市究竟是怎樣一種現狀。”

“這裡還有一部分人原來也是真正意義上的溫州炒房團成員，只是可惜后來走了這條歪路。”徐總對記者說，“那天上午一個女人風風火火地帶著一群人從大巴上下來入場，帶頭的那個女人就是一位曾經的炒房團團長，並且取得過不錯的成績。隻可惜現在她選擇了這種大家所不齒的方式來繼續自己的事業。其實這樣做下去根本沒有前途可言，會毀了自己的牌子和名聲。

“非典型”炒房團

“我現在經營的團隊可以叫做‘非典型’炒房團了。”孔帥一笑，“或者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轉型吧。”

對於什麼是“非典型”炒房團，孔帥解釋稱：“就是和以前典型的大巴車炒房團截然不同。”他現在經營的炒房團隊，針對不同項目的特性，對其進行市場價值評估，再對自己旗下的客戶逐級進行篩選，最終圈定出適合的群體組織進行看房投資。

這一套流程，用孔帥的話來說就是“圈層營銷”。

“我們現在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純粹的品牌推廣﹔一種則是幫助開發商做營銷方面的工作。”孔帥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我們會更傾向於找一些開發商獲益，溫州客戶也能賺到錢的項目，這樣我們同樣也能從中得到應有的報酬，因而達到共贏的目的。”

“而且這幾年炒房團也在向著品牌化方向發展。”孔帥說，“這也是一種壓力的推動，以前很多較有名氣的溫州炒房團近幾年都已經銷聲匿跡了。這個市場不好做，轉型也基本可以說是被逼的。”

“國內的房市我們已經很少涉足了。”徐總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過去溫州就有人到海外房產市場去，現在做海外項目的人越來越多了。再像以往那樣死盯著國內市場，肯定是沒有出路的。”

而孔帥的團隊也早已將經營重點放到了國外項目上去了，此次和綠地集團合作的韓國濟州島項目正是很好的一個體現。

“其實還有一些溫州資本在向實體回歸。”孔帥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以前他曾經接觸過的一些炒房團的人，現在已經開始在做一些完全與房地產無關的實體項目了。

“炒房賺不到錢，手頭的錢又找不到更好的投資方向，這就自然逼著他們回歸到實體經濟來，做一些比較好的實體項目。”孔帥介紹說。

與陳俊涉足工業地產項目類似，孔帥自己也在做一些工業區的項目。“去年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工業區，幾乎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這方面的事情。”孔帥告訴記者，“工業區裡面的企業有技術缺資金，而很多溫州人則是有資金沒投資方向，如此一拍即合。”

“投資沒方向，這是溫州目前最為嚴重的一個問題。”“二月丫頭”告訴記者，“現在高利貸沒人敢放了，房子也沒得炒了，暴利沒有空間了，財富不上漲了，甚至資本拿在手裡還在因為通貨膨脹而不斷貶值。”

“二月丫頭”對此很是憂慮：“現在溫州資本正在向海外蔓延，不過也只是一種試水，目前很多溫州人仍舊沒能找到一個更加合理的投資方向出來。”

“資本究竟該去往何方？這不僅是當前溫州炒房團的困惑，甚至也可以說是溫州人的一個普遍困惑。”徐總感嘆說。見習記者 蔡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