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王石這批人的階層覺醒是被政府給推醒的

　　王石這一代人，少時貧瘠，青春荒蕪，及至壯年，才守到雨霽天開，日后他們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可思議，都超出以往的經驗值，他們的成功幾乎都憑借於無畏的勇氣和對秩序的破壞，對命運的西西弗式的嘲笑構成為一代人共同的姿態。然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破壞的終極很可能是對破壞的堅持，若沒有新的建設，破壞本身將成為新的敗壞的開始。

　　2004年的深秋，王石由無錫來杭州，約在龍井山下的浙江賓館對坐閑談。他在無錫游訪了梅園，第一次聽說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的往事，感慨很深，他突然問我一個問題，“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麼，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裡繼承的？”我一時語塞。

　　那時，王石創辦萬科已二十年，正著手寫一本自傳體的作品。而我剛從哈佛大學游學歸來，一邊創建了藍獅子財經出版中心，一邊開始《激蕩三十年》的寫作。王石的這本作品后來定名為《道路與夢想：我與萬科二十年》——脫胎於威廉·曼切斯特的《光榮與夢想》，由藍獅子和中信出版社於2006年1月聯合出版。而王石對我提出的那個問題，則像影子一樣地困擾了我更長的時間，在后來的九年裡，我沉浸於三十年、一百年乃至兩千年中國公司史的研究，大抵與此有點干系……

　　近幾年來，我對王石的興趣，更多的來自他對身份的焦慮。

　　“身份焦慮”的命題，是由兩位亞洲思想家——薩義德和阿瑪蒂亞·森所提出的。事實上，在不同的文明社會中，“身份焦慮”表現為不同的體征。自由資本意義上的中國企業家群體，在1956年春的“跑步進入社會主義”運動之后，便徹底地消失了。因此，1978年之后的民營經濟的卷土重來，是從“歸零”的荒原上開始的 ，及至於1988年，民營經濟的用工及營業收入總額已與國有事業相當，可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在很長的時間裡，他們並未被得到認可，甚至民營業主本身對自己的階級出現及意志獨立都沒有任何的知覺。

　　王石這一批人的“階層覺醒”，與其說是自覺的發生，倒不如說是被政府的手給猛烈地推醒的。就在王石與我在浙江賓館對談的2004年深秋，中國剛剛經歷了一場宏觀調控，主題便是整頓進入鋼鐵、水泥和電解鋁行業的民營資本，“鐵本事件”正成焦點。在后來的幾年裡，數量日增但在國民經濟中的權重越來越低的民營企業家們開始尋找自己的階層定義。

　　對於民營經濟的被邊緣化，米哈爾·卡萊斯基在1943年就從經濟學上進行了解釋，根據他的研究：“如果隻有恢復企業家的信心，才能保証高就業率，那麼，政府會非常重視企業家們的意見。然而，當貨幣和財政政策成為高失業率戰斗的武器之后，企業信心就不那麼重要了，政府也不用太照顧企業家的想法了。” 米哈爾·卡萊斯基所描述的兩種狀況，正先后發生在中國過去的三十多年裡。不過，在社會現象學的意義上，產生被拋棄感的企業家群體則獲得了一次尋找自我的機會。

　　這一尋找的過程，便是一個獨立和塑造的過程。在王石這本新著中，他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他和他的朋友們創辦阿拉善組織、參與運營壹基金、投身汶川震后重建、倡導“企業公民”、呼吁改善大氣環境等工作，這其中不乏一些爭議性的事件，然而，在我看來，此類種種的發生，也是當代企業家群體先進於洋務運動及民國商人集團的關鍵所在。

　　王石最為推崇的兩位前輩企業家，分別是晚清狀元企業家張謇和民國紡織及面粉大王榮氏兄弟。一百多年前，張狀元脫袍下海，在晚年自敘中心有不甘地寫道，“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反復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持，舍身喂虎。”便是“舍身喂虎”這四個水墨字裡，滲透出百般不情願和對商人身份的自我否定﹔榮氏兄弟一生從商，以“不與官家搭界”為家訓，低帽過府衙，見官矮半截，而其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也僅限於修橋鋪路而已，榮德生晚年對同鄉史家錢穆說，“五十年后，無錫人記得我，也許就是那座長橋而已。”

　　與張謇相比，王石及他的朋友們，不再以企業家的身份為恥，視之為正當且有榮譽感的職業，並探尋“企業家精神”﹔與榮氏兄弟相比，王石及他的朋友們保持與政府的對等及“一步之遙”，不再視自我為政府的依附及寄生物，並能夠以更積極和現代的方式參與社會重建。這一景象，可謂最近十年，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三十多年來的中國，正是極端功利主義的成功，也是新的詛咒與報應的生成。就這一代人而言，榮譽與財富如同兩根木棒，架於他們的脊背之上，便成了“名利的十字架”，它能夠帶來的快樂並不如旁人所看到的那麼多，相反，它沉重而累贅，久而久之，竟是生命的負擔。

　　王石能夠從芸芸草莽英雄中抽身而出，能夠在萬科高速擴張之際提出專業化的原則，能夠在盛年之時讓出總經理職務，能夠擺脫商務事宜去登山攀峰、去投身社會公益，以及后來能夠獨身游學於美歐名校、思考更為抽象的人文命題，在很大程度上，也許正是得到了疾病的啟喻和對自我身份的焦慮。

　　我至今記得很多年前審閱王石書稿時讀到過的那段文字：“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經凋謝了。路軌旁拋扔著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空氣中彌漫著牲畜糞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氣。我正在深圳筍崗北站檢疫消毒庫現場指導給排水工程施工。”

　　在南方小鎮深圳，這位叫王石的27歲文學青年枕著一本已經被翻爛的《大衛·科波菲爾》，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裡。然后，他醒來，行走，掙扎，一路遠足至今，仍在走向新的不確定。

　　（摘自王石《大道當然》書序言）

(責編：龐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