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講述志願軍英烈60年回家路：願再無戰爭

　　十多位年過六旬的老人拉著“中國志願軍烈士后代迎接親人回家”的橫幅迎接親人 攝影/付丁

　　志願軍烈士鄧仕均的女兒鄧菊平（上）、兒子鄧其平

　　一個甲子的等待，就是為了那一刻。

　　載著韓國交還的437具中國抗美援朝志願軍遺骸的車隊，緩緩駛進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

　　歷史不會忘記那一刻——2014年3月28日中午，迎靈車隊最后一輛車開進陵園，時間剛好指向下午一點。

　　陵園大門一側的警戒線邊上，十來位年過六旬的老人號啕大哭。他們拉著“中國志願軍烈士后代迎接親人回家”的橫幅，手拿鮮花，臂纏黑紗，還有人披麻戴孝。

　　他們不會忘記那一刻——因為車上的靈柩裡，裝著一段沉甸甸的歷史，也裝著他們和他們家庭的命運。

　　“爸爸，我兩歲多你就離開我們了……”鄧其平是第一個哭出來的，“妻子在旁邊拉我，我還是沒忍住。看著迎靈車隊過來，我再也忍不住了。”

　　隨后，他聽見了不同的方言，不同的稱謂，不同的哭訴。

　　父子一場

　　1948年4月12日，鄧其平出生於河北唐縣李家庄的部隊駐地。當時，父親鄧仕均還在打仗。

　　4個月后，父親才見到兒子。母親苑秀珍原本給春天出生的鄧其平起名鄧春青，因鄧仕均覺得這個名字“太娘們”，便說：“我們蒼溪有個地方叫歧坪，就給兒子取名鄧其平吧。”——歧坪鎮，是1932年底，四川蒼溪的鄉村少年鄧仕均，瞞著父母參加紅軍的地方。

　　鄧仕均先后擔任勤務員、通信員，也當過司號員、護理員，1935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長征、平型關大戰…… 1943年秋，負傷的鄧仕均，得到婦救會會長戎冠秀搭救，后被當作“軍民魚水情深”的典型事跡，兩人分別在1944年2月10日晉察冀邊區第一屆群英會獲得“晉察冀邊區子弟兵戰斗英雄”、“北岳區擁軍模范——子弟兵的母親”稱號。1947年559團編入中央教導旅，參加了延安保衛戰，鄧仕均還曾和毛主席在同一個窯洞裡住過。

　　同在1947年，20歲的苑秀珍與32歲的鄧仕均喜結良緣。苑秀珍1927年生於河北省滿城縣大樓村，自幼家貧，8歲就當了童養媳。

　　兩人緣起於 1946年，解放軍三縱七旅19團一營駐扎在大樓村，營長鄧仕均經常幫助老百姓打掃院子、挑水、拾柴、種地，頗得村民喜歡。村長冉進勇做媒，把苑秀珍介紹給了鄧仕均。那時滿城縣一帶已屬解放區，解除了婚約的苑秀珍參加了婦救會，斗地主、做軍鞋、搞宣傳，樣樣都跑在前面。

　　鄧其平在四個月大的時候，就和母親隨軍了。“父親很愛我。他參加大小幾百次戰斗，十幾次負傷，多次戰斗險些犧牲。三十多歲才有了我，該有多高興？”

　　每次回到家，鄧仕均第一件事就是抱起兒子。有時回到家看見兒子還在炕上熟睡，他也得把兒子弄醒，抱起來逗著玩。“有些事是長輩告訴我的，有些我真的有記憶。我記得我們捉迷藏，藏門后邊，藏桌子底下。找不到爸爸，就問，你在哪兒啊？還記得，父親背著我到團裡的馬廄和飼養員拉家常聊天。”

　　據母親生前告訴鄧其平：“有一次我得病發高燒，他心急火燎，把團裡的醫生師裡的醫生都叫來給我看病。為了防止吵到我，他甚至通知全團，路過家門口一律不准喊口號。”鄧仕均還對妻子說：“我的兒子長大也要參加人民解放軍，在部隊裡要當參謀。”

　　短暫的幸福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軍進行了整編，三縱七旅19團改編為19兵團63軍187師559團，鄧仕均出任副團長，次年10月任團長。

　　1950年3月，559團進駐陝西省旬邑縣馬蘭鎮，夫妻倆總算有了個安定的家，住在部隊駐地的兩間窯洞裡。“打了這麼多年仗，老百姓沒有糧食。解放了，我們要吃飯，要搞建設。毛主席號召全國部隊都自己搞大生產，559團也不例外。這一年，是父母最安定、最幸福的時光。”1949年跟著鄧仕均當警衛員的陳明月告訴鄧其平，大生產的時候，鄧仕均也是模范。“每天和士兵一樣去開荒種地。別人種多少地，他也種多少地。干了一年，種的谷子都熟了。”

　　鄧仕均1932年參加紅軍，離開家后，一直到1950年3月部隊進駐馬蘭鎮前，和家鄉沒有任何聯系。那年，鄧仕均在馬蘭給父親寫了封信。數月后，這封信才到達家鄉。這是大驚喜。家人以為他早沒了。接到信，父親決定到部隊看鄧仕均。

　　可是在1950年，四川沒有鐵路，即便有公路，條件也很差。“家裡窮，也沒錢，什麼交通工具都乘不起。”那年9月中旬，鄧其平的爺爺背著一個竹筐，帶著一點兒盤纏、口糧和做竹席的工具，還背了許多竹子劈成的篾條和幾雙草鞋就出發了。后來，干糧吃完了，盤纏也花光了，他們就停下來，用竹篾條編竹席賣了換錢，再以后干脆就討飯吃。“走到哪兒，爺爺逢人就講：我兒子是紅軍，是解放軍，我們已經十六七年沒見面了，我就是去找兒子的。這一招真靈，許多好心人主動接濟幫助他們，給他們飯吃，給他們水喝，有的人讓他們借宿。就這樣，他們翻過了一座座高山，終於走出了秦嶺。十四天，走了一千多裡地，到了西安。再找到當地駐軍，了解到六十三軍軍部在三原縣城，他們又趕到三原。”

　　當鄧仕均看到衣衫襤褸、叫花子模樣的父親，這條硬漢跪下了，在地下給父親磕了幾個頭，然后父子倆抱在一起失聲痛哭。“爺爺做夢都沒想到，這一生還能見到自己兒子，兒子還當了部隊的領導。對孫子，他天天抱著、背著、哄著。當時部隊還把爺爺尋子的事跡當作政治教育教材，編成小報、節目，還把爺爺穿過的草鞋、破衣服、走路用過的棍子，在各個部隊巡回展覽。在部隊，爺爺隻待了短短十幾天，但卻是爺爺和父親最快樂的日子。”

　　由於部隊接到准備入朝作戰的命令，鄧其平的爺爺回蒼溪了。

　　遠赴他鄉

　　據鄧仕均警衛陳明月在2012年對鄧其平回憶：“1950年下半年，黨代會后，全軍評出兩個英模代表，其中一個就是鄧團長。”

　　之后，鄧仕均被留在西安“西北大旅社”，准備去波蘭參加世界英模代表大會。“在大旅社時，搞出國培訓，培訓他們這些准備出國人員學會吃飯用刀叉。”

　　后來，朝鮮戰爭爆發，鄧仕均對陳明月說：“看來我們去不成了。”他們很快返回部隊。

　　1950年11月中旬，部隊准備開赴朝鮮前線。鄧其平說，父親最后一次和家人分開，自己才兩歲半，妹妹鄧菊平還在母親肚子裡。

　　1950年12月31日晚，苑秀珍生下了女兒。在山東曲阜整編的鄧仕均，“兒女雙全”了。想起家鄉的女孩總愛帶個“菊”字，鄧仕均給一面都未能見上的女兒取名“菊平”。

　　據陳明月告訴鄧其平：“1950年12月中旬，朱德總司令親自從北京到山東看望了19兵團團以上干部，在當地一個天主教堂裡召開大會，鄧團長參加了會議。朱總司令親自進行戰斗動員，他講朝鮮戰爭的情況，講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意義，講到朝鮮去，都是步兵，必要的東西得帶，還告訴他們這場戰爭很殘酷，別指望后勤給你送，運輸隊一出去，敵人就要打你。”

　　1951年2月17日，正值農歷大年除夕，鄧仕均擔任團長的中國志願軍63軍187師559團，“悄悄的過了鴨綠江”。

　　就戰事的殘酷，鄧其平記得陳明月的講述：“到達臨清江時，他拿下身上背的洗臉盆准備從江中舀水喝，一看水裡淨是蛆，他換一個地方，水裡還是蛆，仔細一看，水裡都是死人。”

　　據陳明月告訴鄧其平，第五次戰役打響后，因為受傷暫在后方的鄧仕均，聽說559團打得不好，心急火燎。當時，上級已准備提拔他擔任189師副師長。鄧仕均認為到了師裡以后，參戰的機會就少了，因此，他不顧自己的傷情，立即帶著陳明月南下尋找部隊。

　　鄧仕均返回部隊后，很快接受了任務：率領559團迂回穿插作戰，掩護東線主力部隊進攻。

　　5月15日，全團向漢城（今首爾）東南方向的楊平穿插前進，於17日渡過北漢江，18日渡過洪川江，19日晨挺進到基谷裡、石山裡、佳日裡時，遭遇美軍約一個團的猛烈攻擊。鄧仕均帶領全團激戰了一整天，擊退美軍數次進攻。

　　1951年5月20日晚7時左右，鄧仕均帶領二營首批撤出陣地，司號長帶領3個通信員沖在前邊，鄧仕均在中間，陳明月緊隨其后，后面是一個通信員。

　　據陳明月晚年口述：“當我們在兩座山的山谷中跑步前進，到達一個狹路口時，前面就是一片開闊地，就在通過這個狹路口時又遭遇炮火，其中一發炮彈擊中了鄧團長，他被炮彈擊中后仰面倒地，嘴裡喊著：‘明月、明月，我挂花了！’”看到鄧仕均左大腿根部位置被炮彈擊中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陳明月拿出急救包，准備給他包扎，就在這時，又一陣炮彈打過來，一發落地爆炸，飛起來的炮彈皮，擊中了鄧仕均的頭部。

　　那是1951年5月20日晚9時許。

　　本來將鄧仕均的遺體用擔架抬了出來，但因渡過洪川江很難，便就地掩埋在當地老百姓澆地用的一個小水渠附近。陳明月稱，他自己還在旁邊的小樹上做了記號——昨天歸來的437具志願軍遺骸中，就有遷自這一地區的。

　　據陳明月口述，陳明月渡過洪川江已是21日早晨。當晚天剛黑，他便接到通知，到師裡接受任務。徐芯師長親自傳達了“毛主席下的命令”：“一定把鄧仕均的尸體搶回來！”后來，陳明月帶著一支30多人的隊伍於21日晚10點多重新渡過洪川江，“去搶回鄧團長的尸體”。但據陳明月回憶，掩埋遺體的位置，到處是坦克，燈火通明，根本無法下手。

　　鄧仕均，一位渾身都是光環的軍人，一位三歲兒子及五個月大女兒的父親，一對老農民的長子，就此沉睡在異國的土地。

　　沒有父愛的人生

　　1951年下半年，許多部隊家屬都和親人聯系上了，唯獨苑秀珍沒有丈夫鄧仕均的消息。不久，她發現，周圍的戰友、家屬見了她話都少了，有的人看到她則悄悄躲開了。“當時，媽媽想，難道爸爸又負傷了？直到父親過世四個來月，部隊領導找她談了話。”鄧其平記得，母親在外一直隱忍，直到有一天伏在姥姥腿上，失聲痛哭。

　　1951年10月，苑秀珍做出了一個決定：她要親赴朝鮮前線尋找丈夫，活要見人，死要見尸。當時，領導不同意，因為朝鮮戰事危險，但苑秀珍態度堅決，“去，一定要去。”經志願軍司令部和十九兵團領導批准，苑秀珍入朝。在朝鮮待了近一個月，苑秀珍回國了。

　　失去了父親的兄妹倆，就讀於部隊的幼兒園、就讀於部隊的子弟學校，每月還有國家的撫恤補助。鄧其平16歲入伍，“特意避開了父親生前所在的部隊”，從班長、排長升至營長、團長。經過25年軍旅生活， 1987年底轉業任天津遠洋運輸公司貨輪政委。有一年乘坐遠洋的船隻，路過仁川，鄧其平特意買了一束花，放在了當地一處英雄雕像腳下，心裡默念：“爸爸，我來看您了。”鄧仕均女兒鄧菊平，1969年參軍，在總參三部服役，為正營職干部，后與所在部隊的白京生相戀並結婚，1987年轉業到北京市工商局海澱分局工作。

　　鄧其平稱，從物質上，自己和妹妹還是過得去的。但是，沒有父親的滋味，隻有他們自己清楚。“每每放學，都會看到別人的‘將軍父親’用車來接孩子。我們好羨慕。”因為母親數年后再組家庭，再育兒女，兄妹兩人長期住校、相依為命，和母親待的時間十分有限。鄧菊平說：“上中學那會兒，總夢見父親回來了，也來接我了。醒來發現不是。小時候一受委屈就哭，‘爸爸什麼時候回來’。”

　　鄧其平和爺爺也就見過一面。“父親犧牲后，很長一個時期我們沒有爺爺一點音訊。”1959年，從部隊的子弟小學放假回家，鄧其平在母親那裡打開一本封皮是淺綠顏色的筆記本，上面父親寫下了家鄉地址和爺爺的名字。回校后，他試著用這個地址給爺爺寫了一封信，簽名：其平。爺爺很快回了信，只是信封上還沒敢寫鄧其平的姓，他可能認為鄧其平早就改了姓。鄧其平復信講，永遠姓鄧，永遠是老鄧家的根。上世紀60年代，他再次給爺爺寫信。可這一次過了很久老家才回信，打開信一看，是二叔鄧仕容寫的，這時才知道爺爺已經過世。從此，鄧其平幾乎與家鄉斷了聯系。

　　“我想迎他們回來”

　　昨天，鄧家兄妹站到了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門口的迎靈隊列裡。“年齡越大，思父之心越切。我的血管裡，流著他的血啊。這是我第一次為我的父親戴孝。”

　　好多命運相似的人，站在那裡。

　　原20軍58師172團政委李樹人之女李海放，從上海趕來。父親1951年5月17日去世，她才半歲。兩歲多聽別人叫爸爸，她問媽媽，爸爸呢？媽媽說，爸爸是志願軍，抗美援朝去了。李海放總是告訴小朋友，爸爸是志願軍。這份自豪，延續了很久。直到有一天，別人告訴她，志願軍早回國了。李海放再問，媽媽答，還沒輪上你爸爸那一批。“我一直等，等輪上爸爸那一批。”

　　有一天，媽媽領回來一個人，對她說，這就是你爸爸。那一刻，李海放有點怪媽媽，那不是照片上的爸爸。上初中了，媽媽第一次告訴少女李海放，爸爸到底去哪兒了。那一天，李海放一個人在家裡哭了很久。18歲，她追隨父親的足跡，參了軍。后來復員，從事了醫務工作。去年，她贈送一些父親的遺物給沈陽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想建一個父親的衣冠塚。今年，聽說可能做遺骸和子女DNA比對，她很盼望，“趁我們還活著。”她知道，父親犧牲的地點，和這批遺骸的遷移地點是一致的。

　　迎靈的車隊駛進陵園的時候，原60軍180師539團政委韓啟明的侄女韓小燕淚如雨下，“二伯啊，我們接您太晚了。找兄弟找了60多年的父親沒等到這一天啊。”去年，她抵達韓國坡州墓地憑吊歸來后45天，韓啟明年過九旬的兄長永遠閉上了眼睛。已老年痴呆的他，還會念叨：“你們的伯伯還在路上呢，他還沒回家。”韓小燕透露：“二伯結婚了，還沒來得及有自己的骨肉，就走了。嬸嬸等過他八年。”

　　康明知道父親不在車上，但還是從西安來了。父親康致中1953年1月入朝作戰，時任中國人民志願軍一軍七師19團團長。康明從1957年康家收到的陣亡通知書上得知，康致中遺體安葬在了“三八線”西側的江原道鐵原肅寧152墳墓1號。

　　苗務才也知道父親不在車上，但他還是用河南傳統的“披麻戴孝”的方式迎接了父親的戰友。苗父、原志願軍60軍180師司令部的偵察參謀苗維忠，犧牲在北朝鮮境內。“父親1946年探家的時候有了我，離開家之后就再也沒回來。我1947年出生，從烈士証上知道，父親1953年6月去世了。奶奶隻有父親這根獨苗，還雙目失明，干不了活。為照顧一老一小，我媽媽一輩子一個人，直到2010年12月21日，活到90歲去世。”苗務才稱，“1973年前，奶奶一月5元撫恤金﹔1973年之后，母親一月100元。我從去年開始，才享受一月130元撫恤金。因為家在河南山區，沒人管。”

　　原華北軍區66軍197師590團救護兵曹秀湖，想來看看戰友。昨天，85歲的他起了個大早，從沈陽東林區高坎鄉趕到烈士陵園。高坎鄉1950年10月第一批過江的，有三個﹔一年多以后回到天津部隊的，就剩了他一個。“14歲的時候，八路來村裡住，家裡不同意當兵，我偷著跑了去。當勤雜兵，后來部隊送去學點知識，就學了戰地衛生。在朝鮮，也是戰地兵。我命大啊。”

　　“再也不要有戰爭了。”鄧其平說。

　　文/本報特派記者 朱玲

(責編：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