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判罪農民現狀：大多妻離子散 生活孤苦

4月2日，北京大屯的家中，作家、導演徐星展示文革時期“現行反革命”犯人登記表的復印件。

歷時三年多的尋找、拍攝、剪輯，這台電腦幫徐星完成了135分鐘的紀錄片《罪行摘要》。

■ 對話動機

作家徐星變成了導演徐星。

22張37年前的“犯人登記表”讓徐星拿起了攝像機。去記錄文革中農民的烙印。

尋找用了一整年，拍攝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輯成片。135分鐘的紀錄片，裡面的14張面孔，最年輕的也已年過古稀，時隔50年，他們說出最多的詞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而他們的罪名，在當年被冠之以“用氣槍污蔑毛主席寶像”、“冒名借刀殺人書寫反革命信件”、“吹捧劉少奇”等。

在杭州放映會的展板上，印著徐星的一句話，“我期望以后的年輕人，不再生活在謊言中，這就是我拍下去的動力”。

■ 人物簡介

徐星

58歲，作家、紀錄片導演，曾為北京全聚德烤鴨店服務員、清潔工。1985年發表中篇小說《無主題變奏》，被稱為中國現代派小說的開山作品之一。近年來獨立拍攝紀錄片，作品有《我的文革編年史》、《崖畔上畫下你眉眼》等。

今年，徐星完成了最新紀錄片《罪行摘要》，講述文革期間浙江地區十余個“現行反革命”農民因言獲罪的故事。

沖動

這裡有命運的必然性

新京報：你為什麼想到拍成紀錄片？

徐星：看到那些登記表后就被它吸引，當時特別沖動，覺得應第一時間就去找這些人。

新京報：登記表上的什麼內容吸引你？

徐星：那是22張1977年的“犯人登記表”。已經發黃的登記表背面，一張張人臉與油墨混在一起，透過紙張都可以看得清楚。2010年，我在畫家朋友家發現了它們：早已變成了臨摹人物的草稿。這些人都是農民，這是命運的東西。

新京報：為何上升到“命運”的高度？

徐星：這是歷史態度問題，到今天還有好多人在美化文革，我經歷過那個時代，那時隻要出門去找，大街小巷，准能找到打人的，准能聽到皮帶抽到人身上那個特殊的聲音，你看到那些很血淋淋的事兒，終生難忘。

新京報：經歷過文革，看到登記表，拍成紀錄片，這就是命裡的必然？

徐星：80年代末我出國后，發現很多書和資料是我從沒接觸過的東西，再對照我從小長大的環境，受的這些教育，我覺得自己受到了欺騙，我覺得必然性是在這兒。

新京報：當初為什麼想拍成紀錄片，有沒有想過寫成小說？

徐星：有想過，寫小說可能會有點兒難，但可能會有本書，“nonfiction”，非虛構寫作。這個得等一等，在我有體力時，時間還是應該用來去拍，使勁兒拍。寫靠一支筆一張紙就行了，但是拍的話，要是不趕快去做，這些老人就沒了，特別可惜。

尋找

“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新京報：時隔多年，單靠這些表格，你是怎麼找到這些當事人的？

徐星：到處問，大的地方沒變，但具體到鄉、生產隊這些地址都變了，以前都是意識形態色彩很重的地名，比如紅旗什麼的。我先問歲數大的人，以前紅旗那個地兒在哪兒，再去找人，反正在農村，都還知道。

新京報：最后找到了多少人？

徐星：我拿到了22個“現行反革命”的資料，有些人是一八九幾年出生的，可能不在人世了。初步篩選了15個人作為採訪對象，有的人后來沒找到，有的不願意接受採訪，最后選了12個。另外有個叫胡俊錄的老人，還有兩個同案犯不在名單裡，但我也採訪了，所以片子裡實際出現的是14人。

新京報：他們的“反革命罪行”主要是哪些？

徐星：片子裡的人當年的罪名看起來很可笑，比如“寫反革命信件”、“吹捧劉少奇”、“用氣槍污蔑毛主席像”等等。當時，任何事任何罪名都可以加上反革命。

新京報：最重的判了多少年？

徐星：一個叫林品新的人對文革有疑問，寫了封信，就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惡毒攻擊文革和社會主義制度﹔當事人周明夫，罪名是“用氣槍污蔑偉大領袖畫像”。當時生產隊有一杆民兵訓練用的氣槍，槍把已經漚爛了，第二天就來人把他給綁了，說他玩槍時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間裡就三個人，他知道誰舉報的，但他不說。

新京報：找到他們時，他們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

徐星：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們中，當年隻有兩個人的妻子沒要求離婚。這十幾個人裡，如今還有好幾個是老光棍。林品新家父母都八十多了，還種地、挑紅薯，住著風雨飄搖的木房子，連窗戶都沒有。

新京報：他們在回憶時，用得最多的詞是什麼？

徐星：“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八個字，幾乎每個人都說過。

感受

50年，恐懼還在心裡

新京報：他們為什麼願意對著你的鏡頭回憶這些？

徐星：我自己就是底層的人，無車、無房、無工作、無保險，很容易和他們親近。

另外，我是第一個專門去和他們聊文革的人。他們可能一輩子都沒和別人說起過，有的是自己都沒想過。有的也可能是沒人可說。

新京報：採訪中，面對那些老人，你哭過嗎？

徐星：哭過，但我要克制自己，不能用我自己的情緒感染他們，影響他們。我沒有嚎啕大哭，眼眶濕了。那是當我拍完，拿著機器往回走，離開他們的時候。

新京報：是什麼讓你眼眶濕了？

徐星：哭是因為我覺得好多人的恐懼到今天還有，這已不能用可憐來形容了，這是多大的悲劇？50年了，心裡的恐懼到底是哪兒來的？為什麼讓它持續到今天？

新京報：揮之不去的恐懼注定會影響他們的生活。

徐星：有個徐興林，當年被朋友告發，說他參加反革命集團。從監獄裡面出來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離縣城很近，但他幾十年都不去縣城。

除了恐懼，還有控訴。談到政治兩個字時，徐興林說，“你要是說我偷東西，你拿出証據來，政治這東西，說你是你就是。”到今天他還這麼想。

思考

沒人關注文革中的農民

新京報：紀錄片出來后，他們的生活有什麼改善嗎？

徐星：我覺得沒有，他們還是在農村裡生活，能有什麼改善呢？

片子在他們村子裡放映時，當年迫害他們的人也去看了。我嘗試過採訪他們，但是沒成功。

新京報：那受迫害者現在有什麼訴求嗎？浙江放映會上，我知道他們還在提補償的事？

徐星：他們出來之后沒有得到補償，就抱怨為什麼工人、知識分子都有補償，就我們農民沒有？其實越沒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壓力最大。西方有句諺語，窮人的稅是最高的。

新京報：農民好像也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

徐星：對，大部分相關的紀錄片都是拍知識分子、官員，我沒見過有拍農民的。我確實覺得文革研究在農民這塊兒有巨大缺陷。

我很同情這些最底層的人，你沒辦法用現今“正能量”的這套價值觀來影響他們，他們的生活完全不是那回事。

新京報：片子裡翁志渝說自己聽到一邊在放“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另一邊在放“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懷疑這是個人崇拜。像他這樣的人，在當時農村算是少數的獨立思想者吧？

徐星：對，他們都上過學，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比如翁志渝上過初中。他一直強調他看報紙，他什麼事兒都知道，比如中蘇關系破裂了，九評什麼的，都是從報紙上看的。

他們有中國傳統文化裡的“士”的影子，這可能是幾千年來延續下來的，盡管走樣了，但他們是有所繼承的。

意義

我確實在做一件大事

新京報：從鏡頭裡看，你是單槍匹馬去拍攝的？

徐星：就我自己，當然如果有助手是最好的，但如果雇個助手，我可能都不夠付人家薪水的。

新京報：拍這部片總共花了多少錢？

徐星：拍了三年，共花了18萬多，沒細算過，有一部分錢是朋友贊助的。

新京報：拍紀錄片時想過要靠它賺錢嗎？

徐星：拍這些紀錄片從來就沒有過盈利，也不可能有。我省吃儉用，當然溫飽得有，穿衣服不能露著屁股，得有飯吃。我不太買什麼東西，唯一的奢侈品就是煙。

新京報：拍攝中最困難、最累的時候是什麼樣的？

徐星：最大的困難就是沒錢，最累時，江南很潮濕，我住的都是小旅館，連出租車都不敢叫，就坐農民的摩托車，在后面加個斗篷，兩根杆子撐著，這是我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翻山越嶺，還得背著40多斤重的器材。

新京報：在最疲憊的時候你都想些什麼？

徐星：我就想，這不是國家該做的事情嗎？為什麼不做這些對歷史、后代有交代的事？既然他們不做，那就由我一個老頭來做。我覺得我確實在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值得我驕傲的事，現在讓我死了我也值了。

新京報：你覺得做這件大事的意義在哪裡？

徐星：我會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我不是為了解釋災難的概念，我是要拍人，我要講人的故事。攝像提供了新的記錄歷史的可能，更有力量感。過去歷史都是由專門的“史官”記錄的，攝像讓普通人也能記錄歷史，我現在記錄下的這些，100年后可能就是正史了。意義就在這裡。

新京報：現在有人稱你是作家導演，你覺得這會讓你有成就感嗎？

徐星：這些頭銜我完全就不在乎了，沒時間想那些事兒。出多大的名兒對我沒有吸引力，構不成任何驅動力。如果為了名我沒必要做這事，就享受那個《無主題變奏》就可以了，那個也進入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也在大學文科的教材裡。現在我就完全由著自己，憑著沖動去干事。干完之后，能得到朋友的認可，我就挺滿足的。（記者 胡涵 高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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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邢若宸、肖靜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