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山冤獄5青年獲釋后現狀：工作創業婚姻雙受挫

　　田偉冬家的4層小樓門前，仍挂著去年結婚時的彩燈。心形的花環裡，寫著“田偉冬謝愛妻”。

　　田偉冬家的4層小樓門前，仍挂著去年結婚時的彩燈。心形的花環裡，寫著“田偉冬謝愛妻”。

　　■ 人物簡介

　　入獄前，田偉冬，21歲，飯店廚師﹔陳建陽，20歲，賓館門衛﹔朱又平，20歲，軋鋼廠工人﹔王建平，19歲，水電工人，田孝平，剛滿18周歲，還沒找到正式工作。

　　1995年，杭州市蕭山區，在缺乏作案工具、指紋証據，主要依賴口供的情況下，這5名青年，被斷定為兩起搶劫、殺人案的凶手。4人被判死緩，1人被判無期徒刑。

　　這場冤案終結在2013年7月2日，浙江高院開庭再審，5人被當庭宣判無罪。

　　現在，距離最晚獲釋的王建平出獄，也整整一年了。

　　“?嚓一下，人生被截掉一大塊，縮短了。”

　　說這話時，田偉冬臉上還帶著驚恐。

　　他們都還沒能走出過去18年間被稱作“罪犯”的陰影。

　　如今，蕭山案的“五青年”都已接近不惑之年。

　　盡管獲得了高額的國家賠償，但如何忘記過去、生活在當下、規劃未來，對他們而言仍是一個又一個難解的謎題。

　　人人都說四十不惑，但面對現實，他們卻更加困惑。

　　烙印

　　除了家人誰也不信任

　　4月24日，田偉冬坐在咖啡館裡，表情平靜。

　　他考了駕照、買了新車、結婚生子，學會了使用智能手機，出獄后的田偉冬和其他4人一樣，正努力彌補錯過的日子，邁入新生活。

　　但18年的牢獄之災，仍然是他們記憶的禁區。

　　田偉冬更願意回憶出獄那刻的感受：“就像從墳中爬出來。在裡面很壓抑，出來卻瞬間失重。”

　　2013年1月11日，監獄門外，刑滿釋放的他和妹妹抱頭痛哭，然后恍惚地回家，從大門口直徑將近一米的火盆上跨了過去，預示著擺脫晦氣。

　　新生活卻甩不掉監獄裡的烙印。

　　恰逢梅雨季節，蕭山多雨潮濕，連續4天，每天凌晨3點，脊椎骨的劇痛把田偉冬驚醒，這是在獄中落下的病痛。

　　今年4月27日，穿戴整齊、鼻梁上架著眼鏡的田偉冬，開車帶著懷孕的妻子去西湖游玩。

　　盡管西湖距他家僅50多公裡，但這是他刑滿釋放15個月后第一次去。

　　母親陳君（化名）說，兒子剛出獄時性格孤僻，不願邁出大門一步，拒絕與任何外人交流，一年后才逐漸適應。

　　比田偉冬晚一個月出獄的朱又平，拽出監獄裡的各種印記，書信、証書、衣服，全部撕碎，摔進垃圾桶。

　　他決計不再回憶，想徹底告別過去，為噩運畫個句號，但還是時常在夜裡被噩夢驚醒。

　　監獄是長明燈，晚上睡覺不關燈。朱又平回家第一晚，輾轉反側，關燈太暗，開燈又太亮。床頭燈開開關關好多次，凌晨3點才睡著，5點不到就起來了。

　　4月26日，飯桌上，田孝平呼呼地扒拉著米飯，午餐隻花了兩分鐘。他說這是在裡面（監獄）養成的習慣，想改都改不了。

　　王建平曾在新疆服刑，想起當時“烈日下，每天跪在地裡摘棉花，一頓隻能吃兩個酸饃饃”的情景，這位倔強的中年人還是會忍不住掉淚：“我最好的時光就這麼過去了。”

　　這5人中，田偉冬是減刑最多，最早刑滿釋放的人。“誰不想早點出去，隻要有機會就會抓住，拼命表現。”田偉冬解釋自己當年的狀態。

　　在他看來，人性的多面在監獄裡已發揮到極致，這也致使他刑滿釋放后，不再信任除家人之外的任何人。

　　他說他不適應城市，太多新鮮事物需要去重新學習。第一次站在ATM機前，他精神高度緊張，生怕它吞進銀行卡后再不吐出來。

　　18年留給5個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創傷，屈辱、壓抑、順從。走出牢獄之災，他們都承認，脾氣變得暴躁，怒起來很難控制。

　　他們倒不避諱談論感情，這5人中的一位，因為這種脾氣給婚姻帶來麻煩：和新娘辦酒席才兩個月，他們就爭吵不斷，最后迅速離婚，潦草收場。

　　“經歷這磨難，你就知道，烙印永遠跟著你。”離婚者垂首沮喪。

　　逃離

　　怕孩子聽到父親蹲過牢

　　每天清晨6點，陳建陽會被蕭山小城的喧鬧聲吵醒。

　　18年間，房子和街道變了模樣，這片中國縣域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域，如今讓他熟悉又陌生。

　　睜開眼的一瞬，他腦子裡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是：“今天要做什麼？”

　　答案永遠隻有一個。

　　暫時沒工作，不用按時上班，除了和4位獄友碰面，聊天喝茶，陳建陽幾乎沒有其他交際。

　　他們頻繁約見，交流前一晚失眠、做噩夢的經歷。

　　“一天”總覺漫長，臨睡前，第二個念頭像是如約而至：“人生還來得及嗎？”

　　很多個夜晚，即將迎來40歲的陳建陽總是自問，他擔憂、整晚失眠，循環往復。

　　一早一晚的這兩個念頭，成了他的心病。

　　半年前，他索性離開了老家歡潭村，搬到蕭山區的中心地段居住。

　　“城市大，不像老家，大家都關注你。”陳建陽有時害怕被關注。

　　他將另一個逃離的理由歸結為錢。

　　2013年2月，陳建陽獲假釋，5個月后，宣判無罪。再后來，他拿到了一筆國家賠償金，來探視的親戚朋友擠滿了陳家那棟有二層半小樓的院子。

　　在陳建陽看來，那些嘴邊的關心，說著說著就落腳到“錢”字上：“國家到底賠了你多少？”

　　賠償款的具體數目，陳建陽不願透露。“社會上傳言很多，村裡說賠了我們幾千萬，完全和事實不符。”

　　根據國家賠償的計算公式，媒體曾保守估算，陳建陽等5人將可能獲得總計超過530萬元，這也會創下國家賠償的紀錄。

　　530萬，陳建陽對此只是含糊帶過：“差不多吧。”他不想讓大家隻關心賠償：“再多的錢又怎樣？我父親說過，就算賠我再多他都不接受，唯一可以接受的，是賠給他一個十二三歲的孫子。”

　　在朱又平看來，老家是必須要離開的。他擔心孩子在這裡長大后，有人提及他的往事。即便他是清白的，也不願孩子知道自己有個蹲過大牢的父親。

　　“這是以后可預見的、一定要面對的東西。”朱又平說。

　　家鄉可以逃離，但逃不開的，是未來的生計。

　　危機

　　應對中年危機經驗值為0

　　“你覺得我心理年齡多大？”陳建陽問。

　　他始終覺得他們5個人即將邁入四十歲的軀殼裡，包裹著和年齡不匹配的心理狀態。

　　“我們也會遭遇中年危機。”陳建陽說，但比起同齡人，在應對家庭和事業遭遇的危機時，他們的經驗值簡直為0。

　　田孝平的父親患了癌症，醫院宣告已沒有必要救治，他把父親從醫院接回家，照顧老人最后的時日﹔王建平的爸爸剛剛做完開顱手術，生活也難以自理。父輩相繼出事，讓他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緩過勁來。

　　“這些事，同齡人都有可能會遇到，但放到我們身上，就覺得生活更加不易。”陳建陽說。

　　剛出獄時的田偉冬還曾滿懷希望，憑一技之長找份工作，証明自身的價值。

　　在監獄服刑時，他曾經過幾個月的短暫培訓，后被調入衛生站做護工，“幾乎是拿著聽診器，聽見同監獄的犯人心跳停掉。”

　　但這項經歷並沒給他的求職帶來加分。

　　他在監獄裡還參加了成人自考，讀了物流專業。出獄后，他研究了快遞公司和電商的物流，卻發現在獄中學習的理論和實際完全不符，還是得從最基層的快遞員干起。

　　快40歲了，還得和20多歲的年輕人競爭，想到這，他放棄了。

　　陳建陽倚仗的是那筆國家賠償金，他想到了創業，把目標定位在機械加工廠。

　　他覺得自己有行業經驗。

　　陳建陽曾在浙江省第六監獄服刑，這裡素以關押重刑犯聞名。他曾是監獄機械加工車間的操作工。“在流水線上我是一把好手，比別人要熟練得多。”講到這兒時，陳建陽臉上露出少見的自信。

　　但因為脫離社會多年，他對市場缺乏判斷，拿不准方向。

　　帶著疑慮，他向曾採訪過他的記者咨詢，對方說：“這已經是夕陽產業，要投資最好謹慎些。”

　　從陳建陽的老家歡潭開往蕭山的公車上，沿途能看見林立的機械加工廠，但都已破敗衰落，陳建陽憂心忡忡。

　　果然，開業3個月，經營一直沒起色，廠子最后被迫關門，賠了一筆錢，留給陳建陽的，是一片擱置不用的老舊設備和廠房。

　　他倍感挫折。“一下沒了信心。”他耷拉著腦袋說，“除了這個，其他我什麼都不會。”

　　選擇

　　高不成，低不就？

　　折騰過后，陳建陽和兄弟們琢磨，怎樣使用賠償金，能為今后的生活提供永久的保障。

　　此前，蕭山案工作組和他們協商的結果是，經過5人同意，直接扣除一部分國家賠償金，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置換蕭山的一套房產和一間商鋪。

　　按照工作組的說法，這套房產和商鋪發展前景良好，兩三年后即可出租使用，保証每個月有一定的收入來源。

　　但陳建陽和朱又平的一致看法是，這點國家賠償金，相對蕭山的經濟水平來說，並不算高。

　　其實早在今年3月，獲知兩張案當事人拿到國家賠償金時，朱又平連手機都沒帶，就動身前往安徽歙縣七川村——張高平和張輝叔侄的家鄉。

　　“因為有同樣的經歷，我想認識他們。”朱又平說。張氏叔侄熱情地接待了同命之人。

　　朱又平更多的關注，其實在“兩張”的國家賠償金上，究竟賠了多少？為什麼這麼賠？

　　此后，蕭山案國家賠償啟動，當地政府和蕭山五兄弟之間達成了默契：沒有人透露這筆賠償金的准確數字。

　　盡管方案已施行，但蕭山“青年”想要的遠不止這些。

　　工作組再次提出方案，可以在蕭山的風景區為他們謀一份管理員的差事，月薪3000元左右，工作只是騎著自行車在景區內巡視。

　　“其實就是閑差，去養老的。”陳建陽說。

　　5人都拒絕了這份差事：“這不能體現人生價值。”陳建陽說，“希望政府能給個就業的機會，工作好點，但隔離社會這麼久，不知道哪個機會可以信任。”

　　高不成，低不就。他們不甘心平淡，卻也無力面對更復雜的挑戰。

　　最近一段時間，陳建陽和另外三位哥們有了新方向：他們想在蕭山開個洗車廠。

　　在陳建陽看來，這不需要什麼高科技，投資也不大，算是穩妥的選擇，隻要出點力氣。

　　“這樣的要求不算高吧？”他反問。

　　但如何選址、如何與土地擁有者議價，陳建陽希望政府能夠出面協商。

　　對他們來說，面對這個變化太快的世界，他們傾向於依賴政府，似乎這才能安心。

　　尊嚴

　　“要從正門進區政府參觀”

　　除了生活保障，陳建陽和田偉冬都將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追責。

　　這似乎成了他們生活的一個念想。

　　2013年7月，被宣判無罪的第二天，在杭州市公安局蕭山區分局，負責接待的副局長向陳建陽等5人當面道歉。

　　但“五青年”更希望有另一種形式的道歉：蕭山案牽扯到的所有相關人員，能集中在一個公開場合和他們見面、道歉。

　　他們說，並不是要追究這些人的責任，只是覺得這樣的方式才能真正接受。

　　此前，他已經實現了醞釀長久的另一個訴求：進入蕭山區政府參觀。

　　那是7月的一個下午，陳建陽帶著另外兩位當事人，欲進入蕭山區政府大門，值班的保安攔下了他們。

　　他就站在路邊，雙手揣在兜裡，來回轉圈，為了能進入這座威嚴的建筑，這些剛剛離開監獄的“青年”們在門口與保安對峙起來。

　　“我是正當公民了，就想進去看看，為什麼不讓進？”陳建陽較真勁兒上來了，決意進去看看。

　　保安仍舊不讓登記，陳建陽最后隻能打電話，叫來了蕭山案工作組的領導，最終如願進入。

　　在進入前，他一直強調：“我要從正門進來，不走側門和小門。”

　　他明白，這種舉動並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意義的東西多。

　　“人家感覺很可笑，可對我們來講，覺得是必不可少的。”他說，“這是我表達尊嚴的一種方式，我要爭取。”

　　■ 事件背景

　　1995年3月20日和8月12日

　　杭州蕭山農墾一場、坎山鎮青風加油站附近，先后發生劫殺出租車司機命案。警方偵查認定系陳建陽、田偉冬等5青年所為。

　　1997年7月

　　陳建陽等4人一審分別被判死刑、死緩，田孝平被判無期。陳建陽等4人上訴，后改判死緩。

　　2011年7月

　　杭州警方比對指紋發現，一盜竊前科人員“項古頂”指紋信息，與3·20案現場提取指紋信息一致。

　　2012年12月

　　3·20案“真凶”項生源(即“項古頂”)歸案，今年1月被批捕。項主動供述了作案經過。

　　2013年1月

　　浙江高院對“蕭山5青年劫殺出租車司機案”立案復查。

　　2013年7月2日

　　蕭山案再審改判，浙江高院撤銷原判決，5青年兩起搶劫殺人罪不成立。此后5人申請了國家賠償。(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實習生 羅婷 浙江杭州報道)

(責編：黃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