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以前掙10塊得送8塊 今年領導不來飯局

　　能源系統正在進行著一場大規模的反腐與重建行動。自2013年以來，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等多位能源系統官員、企業高管被查，能源審批鏈條暴露出嚴重的貪腐問題。

　　這兩天，郭芳又在四處張羅著借錢，“現在正是花錢的時候。”眼下是不少企業簽訂冬季用煤合同的時候，用郭芳的話來講，現在干什麼都需要錢，“手裡沒錢心裡沒底”。

　　郭芳是甘肅省某煤炭運銷公司的老板，已經做了幾十年的煤炭運銷生意，簡單地說，郭芳是在“販煤”，就是從煤礦上買煤，然后賣給需要的企業，賺其中的差價和運費。

　　但今年，情況似乎有些不同，平時很好約的企業領導，基本都拒絕了郭芳吃飯的邀請，這讓郭芳有些不解，“后來我才知道，國家開始管制煤炭市場了。”

　　從地方到中央，能源系統正在進行著一場大規模的反腐與重建行動。自2013年以來，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等多位能源系統官員、企業高管被查，能源審批鏈條暴露出嚴重的貪腐問題。

　　跌入極寒的煤炭行業，大量的矛盾與灰色地帶正加速浮現，之前，它們深藏於暴富的狂歡與利益交換的默契之中。

　　掙得多送得更多

　　業內經常說賣煤的比挖煤的更賺錢，這成了郭芳步入此行的初衷，但當她真正進入這個行業后才發現，很多事情並不像她看上去的那麼美好，從煤炭被拉出來的那一刻起，花費也就開始了。通過公路運輸的她，“基本上掙10塊，得送出去8塊。”

　　這和另一煤炭中間商曹林遇到的情況一樣，不同的是，曹林的煤走的是鐵路運輸，這樣一來，無形中又多出了一筆請車皮需要的花費，“我要掙10元錢，差不多得花出去30元。”

　　2007年，希望從煤炭中發財的王浩在上海，他的老家在山西。那年初，他回老家時了解到的情況是，在上海賣到500多元一噸的煤，在山西不過200元。這個差價很誘人。他算了算，從山西到上海，鐵路的運費不過每噸100元，還有200多元的“賺頭”。

　　但經過一番周折和奔波后，他決定罷手。“搞不到車皮。即使搞到，費用也很貴。除了國家規定的運費之外，還有很多雜七雜八的費用。”

　　王浩算了一筆賬，所有的費用加在一起，他非但賺不了錢，反而是處於賠錢的狀態，於是他放棄了想“一夜暴富”的想法，開始安心工作，“這不是一般人能干成的事情。”王浩這樣總結道。

　　煤老板王名給時代周報記者算了一筆賬，煤礦出來的一噸煤的開採成本在五六十元，但現在，在秦皇島賣500多都還處於賠錢的狀態，“所有的環節都賠錢，你說中間那幾百塊差價都哪裡去了？”

　　他說，煤炭銷售在報價的時候，會把包括請客吃飯在內的所有的費用都加在銷售的價格裡，按照這個推算，可以說，幾百塊的差價都是維護關系所必須的花費。

　　實際上，對於那些需要火車運輸的經銷商來說，請車皮也是不小的一筆開銷。當年，王浩就深知這筆費用裡有學問，但當他在請教那些“行內人”時，一旦被問及細節，都三緘其口，“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放棄做這件事情的原因。”

　　“我們每月都會做計劃，把自己本月可能需要的車皮數量上報，這叫請車。鐵路有關部門看到我們的請車計劃后，就會根據具體狀況來批復我們的請車計劃。”但計劃只是計劃，有些時候，計劃始終趕不上變化，這一點王名體會尤為明顯，“這些年來，每天下午6點，就是我們告知大秦線車務段第二天需要車皮數量的時間。”

　　但就是報計劃，也需要一個部門、一個部門的去打點，王名說，他們是民營公司，必須得挂靠一個大型國企。一般的程序是從縣裡報到市裡，如果市裡卡住你，就報不到省裡，然后由省裡再到交易中心，最后才能送到太原鐵路局。“如果這些不逐層打點，那麼不知道哪個地方就會被卡住。”王名說，上報計劃一級要花一萬塊，

　　王名說，在車皮最緊張的時候，一個車皮他曾經最高花了28萬。“便宜的時候可能十幾萬或者五六萬。”

　　能源系統大反腐

　　中間環節“損耗”的利潤，大多變成了利益輸送的籌碼。

　　5月15日，新華社專電稱，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據悉，魏被帶走時，家中發現上億現金。一位業內消息人士透露，魏鵬遠在能源局煤炭司負責項目改造、煤礦基建的審批和核准工作，很有可能是這個過程出了問題。

　　在魏鵬遠落馬的同一時間裡，核電司司長郝衛平、能源局副局長許永盛和新能源司一名官員亦被相關部門帶走。在他們之前，山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中國科協黨組書記申維辰也相繼落馬。據媒體報道，兩人均涉及山西煤炭行業的貪腐問題。

　　魏鵬遠並不是第一個被爆出收受能源領域巨額錢財的官員。2013年12月，呼和浩特鐵路局副局長馬俊飛受賄案開庭審理。法院查明，在馬擔任呼和浩特鐵路局副局長期間，先后收受40家企業錢物200余次，贓款合計超過1.3億元。

　　最終，呼和浩特鐵路局原副局長馬俊飛犯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河北省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以馬俊飛任職的22個月計算，他平均每兩天就受賄一次，每天平均近20萬元。

　　“其實這都不算多。”煤老板王名說，目前在山西的一些煤炭資源比較豐富的縣市，有權的基本上都在企業有股份。每年的分紅雖然會根據企業的效益來決定，但基本都在幾百萬甚至高達幾千萬，“太少了，他們也不干啊。”

　　在反腐高壓之下，一些官員變“聰明”了，不要回報，不要回扣，要入股。更長久更安全，一般是派可靠的人，親戚或者朋友入股，“以前是送錢，但是現在都不要錢了，都是給股份。”

　　王名說，企業都是希望官員來參股的，這樣一來，就等於這個企業有了“保護傘”。如果有某個部門過來找麻煩，那麼這個官員就會給相關部門打招呼，讓他們不要來找事。但即使這樣，該打點的部門依然還是需要打點，雖然不用那麼頻繁，數額也不會那麼多。“要不然總來騷擾，入股的官員也會不勝其煩。”

　　一些企業，看著是某一個人的企業，但法人只是站在前台的幌子而已。

　　“現行國家政策下的審批權就是讓有關部門有尋租的可能性。”一名要求匿名的煤炭專家稱，這確實很容易滋生腐敗。

　　2013年底，國務院與發改委先后出台相關規定，要求取消和下放部分核准事項。

　　昂貴的敲門磚

　　上世紀90年代，想開一家煤礦很簡單，煤礦並不值錢，因為開礦賺不了錢，甚至還會賠錢，所以有關部門對這個行業並不關注，也沒有那麼多管轄部門，也沒有人來吃拿卡要，甚至連煤炭生產許可証和煤炭經營許可証都沒有。王名記得，2002年以前，山西一個煤礦賣8萬、10萬的都沒人要，“那時候的煤礦條件很差，也沒有什麼設備。”

　　2003年以后，隨著煤價的上漲，採煤的人越來越多，煤炭行業的利潤越來越高，仿佛一夜之間，各個部門都開始設立自己的門檻。王名突然發現，有關煤炭的事情，已經開始有很多部門在管理了，“部門多了，費用自然就上去了。”

　　開一個煤礦要辦手續很多，需要有政府批文、國家土地証、煤炭生產許可証、安全許可証等諸多証件。這些証件要經過包括政府、地質礦產、國土、煤炭在內的多個部門審批，王名說，辦事總得意思一下，“一個部門意思的不夠，可能手續就會被卡住。”王名說，“一個部門幾十萬起吧”。

　　這一點郭芳也深有感觸，有一次，她去年檢公司的煤炭經營許可証，因為沒有提前做工作，公司的會計在做賬時又出了一些小問題，結果被審批的部門抓住了把柄，對方聲稱要吊銷她的經營許可証，於是她托關系，找熟人，說好話，送禮，“最后花了幾十萬擺平了事情。”

　　王名的企業每年都需要到省煤炭廳去審批，手續齊全一般沒什麼問題，但也有特殊的情況，那就是如果按照省煤炭廳設置的年檢條件，偶爾有做不到就會被卡住。王名說，比如銷售收入完成多少，煤炭發運完成多少等等。“如果有問題，年檢就不容易過。如果問題嚴重，營業執照可能就會被吊銷，那為了保住營業執照，那花費的金額可不是幾萬、幾十萬那麼簡單了。”

　　此外，每年還有個花錢的地方，就是擴充產能的時候，如果要想把產能3萬噸、6萬噸、9萬噸的煤礦，升到30萬噸，50萬噸，甚至90萬噸，需要一層一層往上走，而這裡，每一層都是一個關口。

　　能源行業的大規模反腐也發端於這一時期。

　　2005年9月，山西省嚴厲打擊非法違法煤礦專項行動開始，嚴查黨政干部和執法人員在煤礦企業裡坐地分紅，通過家屬、身邊工作人員投資入股煤礦等腐敗行為。

　　以2010年為例，山西在當年前四個月共立查煤焦及非煤礦山領域違紀案件1126件，共有1590名貪官遭到處分，其中縣處級干部79人，鄉科級干部436人。

　　每個人手裡都有一把割肉刀

　　新一輪的肅貪情況表明，適逢十年黃金期的煤炭行業並未能阻止貪腐的擴散。

　　李奇至今清楚記得當年他開煤礦時候的遭遇，用他的話來說，前期的工作絕對到位，各個部門各個科室該給的都給了，從幾千到幾十萬不等，但有一天，煤礦上突然來了幾個自稱是文化部門的人，煞有其事的轉了幾圈后找到了他，說他這個煤礦下面可能有文物，這必須探查清楚，要不文化部門的審批是無法通過的，“我當時懵了，我覺得該打點的都已經打點了啊。”

　　李奇說，他跑了幾次文化部門說確定下面沒有文物，但人家根本不理他。現在想想，李奇覺得自己真是很笨，“明白就是要錢啊，我當時都沒想到，還覺得文化部門管不了我們。”

　　眼看離開礦的時間越來越近，李奇也帶著禮物去了文化部門，但對方還是不鬆口。沒辦法，李奇咨詢了一個正在開礦的“老前輩”，才知道文化部門在開礦初期確實也算重要的部門了，那個前輩還透露，打點類似文化這樣的部門，是要因人而異的，也要開開礦人的運氣，碰到好說話的，可能幾千塊就搞定了，碰到不好說話的，也許就得扔進去幾十萬。李奇一下子明白是自己的禮輕了。“最后一次給了十幾萬，手續很快就批了。”

　　郭芳經常碰到的一個情況就是，自己去辦一件事情，到最后一個手續的時候，辦事員非說領導得簽個字，但實際上這並不需要領導簽字，因為領導早就打點好了，“但不能因為這樣的事情去找領導，隻能給錢了。”郭芳說，這樣的情況一般吃頓飯，兩千的購物卡也就搞定了。

　　王名也曾經遇到過這樣的事情，對方說要准備資料，但當他按照對方所說的把資料准備好以后，對方又開始找毛病，說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要他繼續准備，跑了三次后，王名覺得還不如給錢了，“不送禮不給錢就折騰你。”

　　每個煤老板似乎都有相同的遭遇，曹林在給電廠送煤的時候曾經因為不懂“禮數”，電廠的門衛不讓煤進廠，好在曹林很聰明，他馬上出去給門衛買了兩條煙，兩瓶酒，雖然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但門衛歡天喜地的收了以后，很爽快地放行了。這讓曹林又長了見識，之后，他就開始時不時的給門衛帶些煙酒，偶爾還請出來吃頓飯，自此，門衛對他拉來的煤就上心多了。

　　在這件事情上，郭芳吃過虧，當年她剛給一個大型小區送煤的時候，還覺得領導打點好了，下面的人請出來吃頓飯就行了，不必要特別的去意思。但現實很殘酷，大約一個月以后，郭芳接到小區物業領導的電話，說她的煤化驗的結果不合格，說要和她解除合同，“做了十幾年，第一次有人說我的煤不好。”

　　於是郭芳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了小區物業領導的辦公室，當時鍋爐房的那個女化驗員也在，當郭芳看到女化驗員臉上得意的表情時，她一下子知道自己錯在哪裡了，顯然小區鍋爐房的化驗員不滿意郭芳對自己的不重視。

　　郭芳再三賠了不是又保証后，女化驗員的臉上才好看了一些，當和女化驗員一同出了領導辦公室門的時候，郭芳拉住女化驗員的胳膊，“姐，我們一會兒一起去逛街吧。”那一晚，郭芳花了上萬塊給女化驗員買衣服，也是從那一晚之后，她們的關系就親密了起來。

　　在女化驗員的指點下，郭芳一一打點了鍋爐房的管理以及其他的員工，業務終於開始順利了。

　　曹林也是一樣，去電廠的時候就買些東西，可以不貴，但一定要有，逢年過節，一定要送禮，“普通的科室，科長和科員就是購物卡，金額在1000到5000不等，”曹林不用管電廠的領導，因為他找有中間人，並且早就說好，利潤當中有50%是要給到中間人的手中的，“至於他給領導多少，這不是我操心的事情。”

　　隨著煤炭黃金十年的終結，畸形的產業結構最終等來了徹底調整的機會。根據山西官方媒體《山西日報》在5月20日刊登的文章顯示：山西經濟增速一季度創近年來新低。今年一季度經濟數據顯示，山西GDP增速僅為5.5%(年初定下的全年目標是9%)，位列全國倒數第三。其中，太原市一季度GDP為527.49億元，同比增長僅為0.1%，遠遠低於今年同期全國和全省GDP的增長水平。究其原因，是擔綱主力的煤炭產業“遇冷”，拖累了全省經濟發展。文章著重提出，“這再次深刻警示我們，煤炭產業畸重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轉型特別是煤炭轉型更加緊迫，慢不得更等不得！”

　　對於煤老板王名來說，催收賬款越來越難，煤炭領域資金鏈的斷裂，給他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他希望在這個行業徹底崩盤前，能將之前的勞碌與打點兌現一部分。

(責編：龐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