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臨湘市長被農民告上法庭 自稱未干擾過法院

　　市長說：沒有出庭，是因為這段時間工作出現交集，一時忙不過來，隻好委托代理人出庭。

　　原告起訴前，我們市、鄉兩級政府工作人員多次與原告進行了溝通交流。我們沒有對法院進行過干擾。

　　國土部官員

　　建議他“打官司”

　　讓這位湖南農民最終決定走司法途徑的，是國土資源部一位官員的建議。“我當時以為打官司要很多錢，但那位領導說，隻要50元的行政訴訟費，如果50元的訴訟費也出不起，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接受採訪

　　他特意染了發

　　最近為接受採訪，劉其軍特意花了12元錢染出了一頭黑發。談起自己那身與農民身份並不相宜的打扮，劉其軍說，頭發要天天洗，穿衣要有講究，“要有尊嚴，不能隨隨便便”。

　　5月22日，湖南一起民告官案件在岳陽市君山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並未當庭宣判。 因對征地補償有異議，60歲的湖南臨湘市農民劉其軍，把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在開庭后的第14天，劉其軍滿懷期待地趕赴君山區人民法院，被告知判決書的作出仍需要等待一段時間。5日，審判員毛學文告訴成都商報記者，臨湘市市長龔衛國只是市政府的法人，在此案中並非被告。他稱，此案是疑難案件，做出判決需經過審判委員會討論並向上級請示。

　　在此前的輿論中，市長龔衛國是除市政府之外的另一名“被告”，近日龔衛國接受成都商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他曾考慮親自出庭，“如果最終輸掉了官司，一定會執行到位”。

　　市長曾“考慮過親自出庭”

　　忙不過來 委托代理人出庭

　　成都商報：一市之長突然成為一個農民的“被告”，聽到消息時是什麼反應？

　　龔衛國：比較平靜。我認為，這次行政訴訟，與過去越級上訪、集體信訪等表達訴求的形式完全不同，客觀反映了我們臨湘群眾的法律維權意識在逐步增強。作為市長，參加行政訴訟，其法律地位與群眾是平等的。主動接受司法監督，對推進臨湘行政機關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具有現實意義。

　　成都商報：市法制辦是什麼時候收到法院傳票的，你們是如何准備這次訴訟的？

　　龔衛國：具體簽收日期，要看法院存卷的送達回執。簽收之后，我們仔細研究了案情，從相關部門搜集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並且按行政訴訟法要求，及時提供了証據和答辯狀。

　　成都商報：是否考慮過親自出庭？最后為何沒出庭？

　　龔衛國：考慮過。沒有出庭，是因為這段時間工作出現交集，一時忙不過來，隻好委托代理人出庭。

　　成都商報：選定辯護人（律師）的標准是什麼？為何選定法制辦和國土資源局的兩位工作人員應訴？

　　龔衛國：選辯護人的標准是大局觀念強，公道正派，懂法律。選法制辦和國土局的工作人員應訴，是因為他們都是政府公職人員，符合法律規定。國土資源局作為征地拆遷工作實施主體，應該安排工作人員應訴。

　　沒有對法院進行過干擾

　　成都商報：為避免對簿公堂，庭前是否與劉其軍進行過協商？劉其軍還懷疑你們對君山區法院進行過干擾？

　　龔衛國：原告起訴前，我們市、鄉兩級政府工作人員多次與原告進行了溝通交流。我們沒有對君山區法院進行過干擾。

　　成都商報：過去，百姓在面對類似拆遷糾紛時的普遍做法是什麼？給政府帶來的困惑又有哪些？

　　龔衛國：過去，在重大項目、民生工程建設上，需要群眾配合，進行拆遷的，隻要政策宣傳到位、走訪入戶到位，絕大多數群眾還是能理解支持、積極配合。但是，也的確存在個別群眾補償款要價超出政策范圍，不願征、不肯征的現象。特別是由於項目類別、地區差異導致征地補償標准不一，給我們的征拆工作在實踐操作過程中增加了難度。

　　成都商報：此次“民告官”官司，給臨湘市政府部門的工作帶來哪些觸動和改變？如何面對訴訟的結果？

　　龔衛國：帶來的最大觸動就是要時刻牢記“群眾利益無小事”的觀念，嚴格依法依規按程序辦事。在今后的工作中，堅持“不與民爭利”，加強溝通協調，鼓勵並引導群眾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

　　不管訴訟的結果如何，我們將尊重法院的裁定，如果贏了官司，在堅持依法行政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政策宣傳引導力度，避免群眾再次誤會誤讀政策法規﹔如果輸了官司，我們也一定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執行到位。

　　成都商報：你如何看待老百姓的這種“民告官”行為？

　　龔衛國：這是群眾法制觀念、維權意識增強的一種表現，我們也會更加適應“民告官”現象。

　　成都商報：我國不少地方都在探索“行政首長應訴制度”，認為行政首長應訴是對法律的尊重，也是法制社會建設的方向。你如何評價“行政首長應訴制度”？

　　龔衛國：我認為，行政首長帶頭出庭應訴，是一種示范，是敢於擔當，勇於履職的一種表現，對促進本地區、本系統的依法行政，將會起到較強的觸動和推動，應該支持。

　　農民

　　“律師打退堂鼓，自己上”

　　“補償為什麼比5年前還低？”

　　這是60歲的劉其軍人生的第一場官司，起訴市政府，需要足夠的勇氣。2008年，因建湖南至湖北的省道，他的一塊0.98畝的水田，以8千元/畝的價格被政府征收，但他稱，最后他拿到了一筆36500元的“補償”。“

　　此次劉其軍家再次被征收了1.3畝茶園和0.2畝菜。去年4月，征地小組給了他一個存有23467元錢的存折，這是一筆包括土地、青苗費等在內的補償。劉其軍想不明白，“為什麼比5年前還低？”

　　此次征地是從2012年年底開始的，當年11月，苧?村村委會貼出第一張擬征地公告。臨湘市國土資源局總工程師王金雄全程參與此次征地工作，他解釋，此項工作涉及當地4個鄉鎮，共征收3760畝土地，依照的是湘政發【2009】43號文件。

　　43號文件，全名為《湖南省人民政府關於公布湖南省征地補償標准的通知》，該文件對湖南省各地土地征收價格制定標准，其中橫鋪鄉的補償標准為26730元每畝，“這個標准是以水田的產值計算得出，劉其軍的旱地需在此基礎上再乘以0.7的系數。”王金雄稱，據這份文件，湖南各地土地征收有了“一刀切”的依據，避免了復雜的計算。

　　從懷疑價格開始，劉其軍著手尋找各類文件。2008年的“前車之鑒”，讓他“很快發現了貓膩”。

　　他找到了另外一份文件。這份湘政辦函【2008】159號文件，名為《湖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全省高速公路征地拆遷補償標准的通知》，第一條就提到：高速公路建設征地補償標准按年產值標准的中值計算，即“一般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之和按16倍計算”。劉其軍認為，自己的土地被征來建設高速公路，正應遵從此文件。

　　為計算出自己權益，隻有初中文化的劉其軍開始鑽研更多的政府文件，竟發現這“不是一兩個文件能解釋的問題”。

　　他發現，土地補償、安置補助費的計算方式，應以征地前3年土地平均產值乘以補償倍數。為找到這個平均產值，他找到了2012年修訂的“湖南征地補償的標准”，據此進一步計算出自家土地的平均產值，應為1936元/畝。

　　臨湘市政府法制辦則認為，劉其軍“1936元年產值”的說法找不到依據。根據湖南省湘政辦【2005年】47號文件，臨湘市年產值中值為1440元/畝，據此每畝能獲得的補償為1440元×16=23040元。王金雄稱，部分與土地征收相關的文件拗口難懂，但他們認為，劉其軍的補償，“隻能算16倍，不能算32倍，算下來比他已經獲得的補償要低。”

　　劉其軍則認為，47號文件中的年產值，時近10年前制定的，“顯然已經過時”。

　　“他們擔心，官司打不贏”

　　劉其軍告訴成都商報記者，他願“大力支持國家建設”，但“家裡8個人靠土地吃飯，大兒子一家4口，我和老婆，還有我的父母，現在全家隻剩下1.4畝的水田。”他說，他這輩子大多時間和土地打交道，但現在這年齡，“打工沒人要，失去了經濟來源。”

　　劉稱，讓他最終決定走司法途徑的，是國土資源部一位官員的建議。“我當時以為打官司要很多錢，但那位領導說，隻要50元的行政訴訟費，如果50元的訴訟費也出不起，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與劉其軍一起選擇打這場官司的，還有農民盧德軍、李夭軍，這三個農民來自2個村的3個組。“打官司是我的主張，他們開始還擔心，告政府，官司肯定打不贏。我就說，聽我的沒錯，要相信法律。”

　　2013年12月12日，幾經周折，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此案后移交給岳陽市君山區人民法院。此后，3個農民去了3次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9次岳陽市君山區人民法院。

　　他們還准備聘請一名當地律師，但律師要9千元的訴訟費。劉其軍說，律師一聽說是告市政府和市長，心理就打了退堂鼓。“我們拿不出這麼多錢，又見他猶猶豫豫，就決定自己上。”

　　臨湘市政府指派市國土局法規股股長和一名律師參加了此次訴訟，橫鋪鄉鄉政府5名工作人員參加了旁聽。

　　橫鋪鄉紀委書記劉永告訴成都商報記者，為了劉其軍的事，臨湘市裡開了幾次協調會、聽証會，但劉其軍仍堅持己見。劉其軍說，打不打這場官司，他和家人意見不一，“一怕報復，二怕打不贏，三怕花了錢，誤了工。”

　　他說，自己不打牌不打麻將，閑時隻下下棋看看書，很多農民不懂政策，也不關心法律，把時間花在了牌桌上。

　　他認為，百姓的隊伍裡，“整個橫浦鄉，甚至整個臨湘市，也就算我強一點。”他說，中國進入了法治社會，他都跟他們講，要走法律途徑。

　　最近為接受採訪，劉其軍特意花了12元錢染出了一頭黑發。談起自己那身與農民身份並不相宜的打扮，劉其軍說，頭發要天天洗，穿衣要有講究，“要有尊嚴，不能隨隨便便”。

(責編：龐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