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85名免職官員3成復職 三鹿案官員悉數復出

　　連降數級等“降級”處分對官場有更大的震懾效果，也堵住了“官復原職”的漏洞。按照公務員法的規定，‘降級’處分有個兩年時限，兩年后解除處分，但即便是解除了處分，兩人的仕途、晉升，也要按照職級一步步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許耀桐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過去6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從無期徒刑減刑至17年3個月。當年被免職的3名石家庄市領導，時任市委書記吳顯國、市長冀純堂、副市長張發旺已悉數復出。

　　此前，媒體已相繼曝出冀純堂於2011年出任河北省工信廳副廳長、吳顯國於2013年出任河北省委省政府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但一直沒有張發旺的消息。

　　新京報記者梳理發現，張發旺已於2012年12月被委任為中國制藥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曾任石家庄市政協副主席。

　　山東職業學院官網去年5月的一則報道稱，“石家庄市原政協副主席、石家庄市軌道交通建設指揮部副總指揮、石家庄市軌道交通建設辦公室（公司）黨委書記張發旺一行來我院考察調研”。

　　此外，年過六旬的冀純堂的職務繼出任河北省工信廳副廳長后也有變化。河北新聞網今年7月18日發布的《河北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成立》報道，刊載了一張冀純堂的圖片，標注的職務為“河北省機械協會會長、河北省工信廳原副廳長冀純堂”。可見，卸任副廳長后，冀純堂現在社會團體任職。

　　在備受關注的輿論風暴中被免職，隨后悄然起復，“三鹿奶粉”事件並非孤案。梳理2008年以來，引起輿論關注的52起官員免職案例，40名因突發事件被免職的官員中，半數也獲相同“待遇”。在免職與起復背后，透露了怎樣的問題？

　　盤點

　　突發事件被免者50%起復

　　52起案例中，突發事件被免職的達20起，40名官員被免。截至目前，半數官員均已起復，相隔一段時間走上了其他領導崗位。

　　例如，2008年致277人死亡的山西襄汾潰壩事故，跟“三鹿奶粉”一樣引發官場震蕩：時任山西省長的孟學農、副省長張建民，臨汾市委書記夏振貴、市長劉志杰均被免職。

　　但1年后，孟學農起任中央直屬機關工委副書記，現任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張建民走上青海省副省長崗位，任職至今。

　　山西省委統戰部和山西省農業廳官網顯示，目前，夏振貴是排名第五的統戰部副部長﹔劉志杰是排名第一的農業廳副廳長。

　　類似的“集體”起復，還有2008年“4·28”膠濟鐵路特別重大交通事故、2010年“11·15”上海膠州路大火。

　　在致72人亡的“4·28”膠濟鐵路特別重大交通事故中，濟南鐵路局局長陳功和濟南鐵路局黨委書記柴鐵民被免職。2012年，陳功被曝就任青（島）榮（成）城際鐵路董事長。

　　新京報記者在中國網去年6月發布的一篇描述中鐵特貨公司發展歷程的文章中，發現了柴鐵民的名字，職務為中鐵特貨黨委副書記。

　　“4·28”膠濟鐵路事件發生后，時任鐵道部副總工程師的耿志修接替陳功出任濟南鐵路局局長。2008年10月13日，濟南至青島的膠濟線鐵路再次出現超速事故，耿志修被免職，重新出任鐵道部副總工程師。

　　2010年，上海膠州路大火致數十人死亡。上海靜安區區長張仁良、副區長徐孫慶被免。但免職半年后，二人就分別起任喀什地委副書記、上海市申江兩岸開發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

　　因突發事件被免職的官員中，起復相隔時間多則一年以上，如夏振貴、劉志杰﹔短則半年左右，如張仁良、徐孫慶。而且，起復后的職位一般與原崗位平級。

　　但也有例外。七台河市新興區原區長劉麗，2008年12月因煤礦瓦斯爆炸被免職，但3月后就復出，任七台河建設局副局長、黨委書記﹔2012年1月再獲提拔，升任七台河市副市長，任職至今。

　　涉“不雅視頻”者無人復出

　　生活作風問題也是官員免職的“主因”。52起案例中，不雅照、“視頻門”等作風問題被免的，達16起，27名官員被免。

　　不同於突發事件被免官員50%起復，因生活作風問題被免的16起案件27名官員，不論是2010年至2012年之間發生的網上“裸聊”、微博調情、包養姐妹等丑聞，還是最近兩年發生的重慶不雅視頻、上海法官集體嫖娼案、湖北法院嫖娼門等，無人傳出起復消息。

　　如中央編譯局原局長衣俊卿，2013年1月因為生活作風問題被免，之后一直是中央編譯局的正高職稱專家。國家檔案局政策法規研究司原副司長范悅被曝巨款包養紀英男，也於2013年因生活作風問題被免職。據新京報記者了解，范悅現已辭去公職。

　　除了突發事件、作風問題，其余16起案例中18名官員，都因形形色色的違紀問題被免職，包括檔案造假、公款旅游、短信拉票、吃“空餉”、“雷人語錄”、行賄、風水迷信等。

　　其中，除了“風水迷信”，其余違紀類型均有官員起復，共計9人，佔比也達50%。如三起公款旅游案件。於地震哀悼日在武夷山等地赴宴、游玩的原山東省濱州市工商局局長邵立勇，免職半年后起復，任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長﹔因“出國人均花費8.2萬元”被稱為“公費出國考察門”的廣州海事法院原院長羅國華，免職兩月后就任廣東省政協副秘書長。

　　此外，在換屆選舉中短信拉票的太原市原市長張兵生，免職1年后於去年復出，任山西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正廳長級）、黨組成員。山西省經信委官網顯示，現張兵生已為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還有讓女兒吃了5年“空餉”的山西省靜樂縣原縣委書記楊存虎，免職兩月后就任忻州市環保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並暫時主持工作﹔問記者“你是准備替黨說話，還是准備替老百姓說話？”的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免職9月后，官復原職，仍任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

　　分析

　　“保留級別”埋下起復伏筆

　　52起輿論普遍關注的官員免職案例，85名官員被免，29人起復，佔比達34.12%。但是，如果排除生活作風問題無人起復這個特殊現象，被免官員的起復率高達50%。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許耀桐等受訪專家認為，即便三成被免官員起復，也比例偏高，有損“免職”的威懾力，“出於珍惜人才方面的考慮，對免職官員固然不能一棒子打死。但現實中，不排除違規起復，比如將‘免職’作為平息輿論的‘擋箭牌’，甚至於鑽法規的空子，作為日后起復的‘跳板’和過渡”。

　　免職’實際上是個中性詞”，竹立家說，《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公務員法》的處分類別中，都沒有“免職”。對“免職”作出規定的是《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和《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免職’適用面很廣，沒犯錯的官員也可以免職。即便犯了錯的官員，也僅是問責，不是處分。”

　　對於犯了錯被免職的官員，《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要求，“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

　　竹立家稱，個別地方從這項規定中找到了騰挪空間，“幾乎每一名起復的官員，特別是因為各種違紀原因免職起復的官員，都會引發質疑，但出面回應質疑的官方，都稱合乎規定。因為如果是‘閃電復出’，比如兩三個月就起復，那麼隻要比原職務低一點，就合規﹔如果一年后起復，即便高於原職務，也符合要求”。

　　上述16起因形形色色違紀被免職的案例，9名起復的官員中，3人所在地區的官方出面回應質疑，均稱“合規”。如邵立勇，山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相關負責人就曾向新京報記者說，邵立勇原職務是濱州市工商局局長，半年后起復的職務為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長，為降職使用，而且履行了相關的組織程序。

　　“免職后起復的另一個操作空間在於免掉的是職務，不是級別。保留原級別，那麼就繼續享受相同的待遇。這就為起復留下了‘伏筆’。”竹立家說。

　　子女“吃空餉”的山西省靜樂縣原縣委書記楊存虎的起復過程，佐証了竹立家的說法。2012年1月，山西省靜樂縣原縣委書記楊存虎因其女兒王燁5年吃空餉10萬元被免職，兩個月后就起復改任山西省忻州市環保局官員。

　　忻州市新聞辦發布的新聞通稿中稱：“2012年1月15日，免去楊存虎同志靜樂縣委書記職務，保留正縣級別。”“2012年3月20日，忻州市委常委會研究決定，楊存虎同志任忻州市環保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

　　建議

　　降級可堵“官復原職”漏洞

　　除了“官復原職”等現象，52案例中的29名起復官員，有2人因輿論等各方面壓力或再度被免，或“失蹤”。

　　2010年因礦難，河南泌陽縣原副縣長王新科被免。但2011年8月，媒體曝出免職后，他一直以副縣長身份部署工作、出席正式公務活動，還兼任該縣政法委書記。

　　這名被質疑為“假免職”的副縣長，現已“失蹤”。泌陽縣官網的領導介紹，以及上月縣領導齊聚的縣經濟運行工作會議，都沒有王新科的名字。

　　8月8日，泌陽縣宣傳部門負責人對新京報記者說：“他（王新科）已經不在泌陽縣了，因為之前的報道影響太大了。至於他現在具體去了哪裡，我們也不知道。”

　　另一名被“再度被免”的官員是河南周口市官員薄玉龍。2012年，因在周口市檢察院原檢察長李春長依法受賄一案中，原扶溝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薄玉龍利用行賄手段而得到職務調整，事后被免去職務。今年1月，薄玉龍“從基層回來后”，擔任了周口市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政委。

　　薄玉龍履任該職務被曝光后引起輿論關注，他回應質疑稱，之所以能回來任職，是因為領導考慮了他過去的綜合工作表現。

　　今年7月，薄玉龍再度被免。周口市人民檢察院宣傳處處長靳登高向媒體表示，黨組開會后認為，薄玉龍原問題系行賄、介紹受賄，性質不適合反瀆職侵權的崗位，所以做出了免職決定。

　　受訪專家們認為，起復后再度免職，充分証明原來的起復決定有問題，“這相當於官員任免‘事故’。誰做出的‘帶病起復’決定？誰為這類‘帶病起復’擔責？”許耀桐說，截至目前所有免職后起復的官員，都是公眾、媒體曝光后，才浮出水面，未有一起官方通報，“亟待建立的就是一個官員起復制度，哪類免職官員有資格復出？復出考察、公示等復出程序如何進行？必須對這些作出規定”。

　　“被問責、免職的官員，經過考察、評估等干部任免考察，可以復出，這並不違反規定。”竹立家表示，但現實中，問責免職、起復的官員數量為數不少，“其中不乏違反干部任免程序和規定的情形，比如上級領導打招呼，被問責免職的官員，隔一段時間就官復原職”。

　　許耀桐認為，今年昆明原書記張田欣、江西省委原常委趙智勇兩名副省級官員被免職后連降數級，樹立了官員免職的新樣板，“能封堵住不當起復。”

　　竹立家強調說，張田欣、趙智勇的“降級”處分對官場有更大的震懾效果，“按照公務員法的規定，‘降級’處分有個兩年時限，兩年后解除處分，但即便是解除了處分，兩人的仕途、晉升，也要按照職級一步步來”。

(責編：姚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