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簡單化看待“TD式創新”

前不久，財新《新世紀》刊發了《TD式創新》的報道，引起業內熱議。必須承認，關於TD-SCDMA創新的故事講得確實很精彩，然而文中預設的立場卻令人遺憾。整篇報道無非是說，那種以政府意志引導的“自主創新”是走不下去的，最終還是要回歸市場的選擇。

應當說，這篇報道為如何明晰政府和市場在技術創新中的作用又增添了一個注腳。然而，縱觀二戰后世界各國技術創新的歷史，TD-SCDMA的創新故事很可能只是一個“個案”，並不能為推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一般性結論提供佐証，而這篇報道沒有揭示的很多內容，恰恰在技術創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需要明確一個重要的前提是，產業技術創新的模式高度依賴於其所在的行業特征，不同產業的特點，決定了產業技術創新的路徑可能大相徑庭。一個產業的成功做法可能完全不適用於其他產業，產業鏈上針對“核心環節”與“配套環節”的競爭手段也有很大不同。而產業發展特征的差異，決定了政府和市場在產業技術創新中的作用可能會相差很大。對於電信業這樣的“戰略性產業”，如果僅憑市場在技術選擇中發揮作用，不是“瞪眼說瞎話”，就是“別有用心”。國家意志以各種不同的面目出現在電信業的技術和標准爭奪之中，對於跨國公司來講，有時是很隱蔽的，有時是赤裸裸的。與TD-SCDMA差不多同時的無線局域網標准WAPI與WiFi之爭，驚動了美國國務卿這樣的政府高官出面施壓，英特爾等跨國公司也放言不會設計生產WAPI芯片，盡管中國政府試圖強制推行，最終還是不了了之。2009年，美國政府和跨國公司聯手“遏制”中國提出的自主創新政府採購政策，盡管這項政策的核心內容是國際慣例，而且很多還是借鑒美國的做法，最后還是因為可能會對奧巴馬政府的“出口倍增計劃”產生不利影響而胎死腹中。

當年TD-SCDMA應時而生，確實是借了“自主創新”的東風，也是中國人試圖在戰略性產業核心技術和標准領域發起的一次“沖鋒”，與其糾纏於“TD-SCDMA的標准是否先進”，倒不如好好地總結一下，為什麼這種國家意志與市場行為相結合的做法，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市場價值是評判這種戰略性產業發展的唯一標准嗎？是否我們在選擇“沖鋒”目標時發生了偏差？也不能排除有某種“買辦式思維”的干擾。必須指出的是，市場對技術的選擇只是承認“勝者”，而選擇的過程可能充滿了“不確定性”，“非市場”甚至“反市場”因素充溢其中。如何解釋韓國大企業歷經30余年的虧損和補貼而發展起來的鋼鐵、汽車和信息技術產業，三星在智能電子產品領域的“全產業鏈”模式令國內企業羨慕，又有誰認真研究過這“全產業鏈”是如何構建起來的呢？相比於三星這樣的“財團”，我國央企的“耐性”和“韌性”是否顯得不足？

TD式創新的另一個啟示是，這種以核心技術突破為目標的“沖鋒”所面臨的困難被低估了，在跨國公司的重重包圍中殺出一條血路談何容易！華為歷盡20多年，也只是在移動通信領域激烈競爭中佔據了一席之地，雖然擁有的專利數量大幅躍升，但核心專利還是掌握在他人手中。對於集成電路、移動通信這樣的領域，已經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各種“聯盟”和“圈子”，隻要是圈子之外的東西，一概拒之門外，人家根本不帶你玩，這也是我國的芯片、集成電路制造裝備雖有技術突破但產業化進程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按照這種市場選擇的邏輯發展，那我們的一些戰略性產業隻能是亦步亦趨甚至被牢牢“鎖定”在低端。

縱觀我國多年的技術創新歷程，國家意志在載人航天、超級計算機這樣“不計較市場成本”的高技術領域得到充分體現，市場機制在全球化分工特征明顯的產業低端取得了成功，國家意志和市場機制相結合能夠取得成功，似乎隻有一個高鐵，這也說明以核心技術為突破的創新是多麼艱難！TD-SCDMA的發展顯得有些生不逢時。本世紀前10年，正是中國產業技術創新體系開始啟動轉型和“蛻變”的發端期，與高技術產業發展相適應的內生技術和裝備配套能力尚處於“幼稚期”，一下子吞掉TD-SCDMA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確實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如此來看，TD-SCDMA吃虧在“天時”上。如今面對4G發展的機遇，中國相關產業技術能力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沒有任何理由干不好。而高鐵的成功在於，隻有中國才有意願建設如京滬高鐵這樣時速300公裡的“長線”，其實是佔了“地利”。韓國歷經30年技術追趕成功的經驗，更多的是“人和”，政府和全社會的精神意志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才能在追趕中不擇手段，不惜代價。

總之，創新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也是為何創新經濟學領域至今沒有什麼公認的、簡單明了的理論分析框架之緣故。熊彼特“創造性毀滅”的意義是啟發式的，不是成熟的分析工具。對一件復雜的事情做任何簡單化的處理，試圖對政府和市場在創新中的作用非要分出“彼此”不可，得出的結論往往會產生偏差，一經媒體傳播就會產生更大的誤導。（臨風）

(來源: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