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是历史发烧友 特别欣赏柴静的拼命坚持

大银幕上放映着《口述历史》短片，崔永元先生应该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坐在角落里，斑驳的光影划过他上扬的嘴角。中、外、男、女，一张张面孔闪过，一段段沧桑流逝。最后出现的是一张女士的脸，柔和地笑，“我八十八了”。

“你看看这些，我觉得就是短短这几分钟你就会有感慨，一个人陷到这个里面以后，很难对世俗生活再有兴趣了。这就是我老想远离，老想远离的原因。我想全身心地干这件事。”

2012年，准历史学者崔永元说，他找到了一条能够让自己生死与之的道路——口述历史。

大师们惊着了

5月29日午夜，崔永元先生觉得有点晚了——采访结束，他得去工作一会儿了。

北京的北郊怀柔，“万泉新新小镇”路灯已歇，崔永元显然走惯了这里黑灯瞎火的夜路，他一边走一边接一个工作电话，《人物》记者跟着他，仍然被一簇路中间陡然出现的植物绊了个趔趄。

从他接受采访的电影传奇馆，行无一箭之地，就是他的清澈泉公司80多人团队所在的3层小楼，他的家则在50多公里外的北京市区。

未来10天他的工作日程安排紧密。

《小崔说事》要采访三位作家。

《谢天谢地你来啦》准备录五期节目，要和创作团队商量编剧、排练。

台里机制会有改变，他要和几个部门开会，商量成立“崔永元工作室”。

6月2日要做两个慈善活动，先去云南，“给孩子加双运动鞋”，然后去甘肃，建一所新的乡村小学。

在此期间要做两个“口述历史”受访者的安抚工作。有个受访者对记者存疑，崔永元要证明 “这确实是我派去的人”。还有一个年轻记者工作中惹得受访者不舒服，他要解释，告诉人家怎么回事。

国外的、国内的朋友来了想要跟他见面，插空，尽量。

他经常凌晨两点甚至三点钟才从这儿离开。4000个口述历史需要他整理，每个月有300个小时的素材，他根本干不完这些事。

“这个事，往崇高了说，就是民族的口述史，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往通俗了说，它是我现在活命的依据了。没有这个事，每年发病怎么办呢？现在想着这个事的时候，就是舍不得。都干了10年了，都收集这么多了，好多采访对象都磕了两年了，最后再努力一下，他们就接受采访了。不能放弃了。”

他去国外学习，结果人家告诉他，全世界的口述历史系统中，他那个已经是世界领先了，没有比他更先进的了。

去年崔永元做新锐导演计划，请八位电影大师到中国，顺便请他们来看了看口述历史的东西。大师们惊着了。“能不能架一条光缆在我们家，在电脑上可以看。”

好多上市公司盯上了崔永元，说你有这么丰富的历史资料，包装一下上市非常好。按惯例，你去找那些历史影像资料，一分钟就要你—万、两万块钱。

崔永元说你们最好去美国看看，去哥伦比亚大学看看，去美国国会图书馆看看。然后人去了。一看，全是公益的，赔钱。

崔永元想在中国开这个先例，公益，免费。“现在很多人都掉钱眼里了”。今年2月，他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打算建好后，分两步对公众开放，第一步对学者和从业者开放，记者、学生都行，你要什么资料，无偿提供。第二步，对全民开放，谁都可以。

现在中央电视台也明确地表达支持他的口述历史，认为这是—项很好的事业，“以前有领导说我不务正业。现在已经有两拨台领导到这里看我的系统，从来没有过的。”

“你看这个多鲜活呀”

2001年抑郁症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心理医生对崔永元说，“你能不能尝试着到另一个舞台上去表演。另一个舞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最爱，你会为了它，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有这样的舞台吗，你想想。”

崔永元想，“就是电影，我就喜欢电影，后半辈子放电影我都可以活下去。那就做电影吧。”这就是《电影传奇》的发端。

从电影传奇转到口述历史，如果有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那就是采访王为一，珠影的导演，2003年1月，当时他80多岁了，采访了7个多小时，那是当时采访时间最长的。现在口述历史采访一个人物的纪录已经是85小时了。

王为一说了很多，他讲聂耳写的国歌。1959年曾有一部电影，说聂耳拿起笔就想起了东北义勇军，然后热血澎湃，写了这么一个。但是在当事人的回忆里不是这样，他们都管他叫聂子，他年龄很小，蹦蹦跳跳特别可爱，他到各个剧组说，你们拍什么呢我帮你们写个曲子，你们拍什么呢我给你写个歌吧，这么个人。可能也是天性活泼，第二也想挣点钱，《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个状态写出来的。

另一个录音师回忆说，他是第一个听国歌的人。为什么？那天上班，他跟聂耳坐—个电车，看见了，挥了一下手然后聂耳就跑过来了，拽着他说我的歌写好了，你想听吗？他说行。当时那个车上那么乱，聂耳就对着他耳朵唱了一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是他第一次听。

“这些东西让我特别激动。我说你看这个多鲜活呀，只有他们能听到。”

还有王为一说，他跟赵丹特别好，赵丹只要一梳头什么的，他就知道今天要约会去了。然后等到他回来，一看表情，就知道今天结果怎么样。有的时候垂头丧气，有的时候特高兴，不停地唱歌。

这激起了崔永元极大的兴趣。这跟以前想象的，书里描写的，或者一句话说的那个赵丹完全是两回事。

2006年崔永元走长征路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去采访了100多位老兵，主要是滇缅会战的老兵。当时他意识到这个很重要。

还采访了110多位音乐人。好几拨留学生，第一拨叫4821，1948年去留苏的21个人。还有从法国、德国、美国回来的，奔赴新中国的。西南联大的，燕京大学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系列。

走到现在，5个采访团队分别负责战争、知青、企业家等系列。

崔永元随口说出印象中鲜活的细节。比如，采访的一些当兵的，无论八路军，或者是国民党的兵，都要问你为什么要当兵。这是一个常规的问题，都问，听到的答案千奇百怪。最好玩一个，他去参军的时候人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想吃饱饭。不对，你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什么？给你讲讲革命是什么。全都讲完了，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现在我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想吃饱饭。你说半天，我就是为了吃饱饭，要不然我当什么兵啊？

“现在我们看电视剧、电影就觉得，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宝库，你们怎么不提前来看看呢？编剧水平可以大大提高啊。他直接说的那个话都比你编的台词好，太漂亮了一个个的故事。这些东西特别打动我。”

崔永元说有的事情他几乎难以相信。

一个受访者，英语非常好，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在情报机关工作，监听美国的通讯电台，发现他们居然用英文直接发令，就是哪哪的部队通过哪儿调到哪儿，不用密码，本来起码应该是A军团用B方式到C地区，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就直接用英语说，太欺负我中华无人了。他就报告李克农，说他听到了这个计划，李克农都不相信，然后他们就到了前线，让前线的部队来观察。就是这么调动的。

走到今天，口述历史已经有了自己规范的操作方式。比如做抗美援朝，要采访谁怎么抽样，记者会先做PPT演示。

“会把志愿军所有的编制告诉你，各个兵种告诉你，人数告诉你，重大战役告诉你，甚至细到我们战俘的准确数字告诉你，然后这个战俘最高的级别告诉你，现存的人数告诉你，根据这个抽样。志愿军里面有探照灯部队这么一个兵种，你们知道吗？但是我们要采访到这个。为什么呢？我们就要知道在这个部队编制里，这个兵种是干什么的，他们参加了什么战斗，有什么用。志愿军里面有很多拿工资的你知道吗？不是部队的工资，是除了部队的工资还拿一份工资。为什么？就是原岗位工资。因为战争打起来以后，修汽车的，修这个的，修那个的奇缺，人才没有。怎么办？从各个工厂大学抽调专业人员去，所以他们拿双份工资。你看不做口述历史你就不知道还有这段事。”

崔永元想用生动的口述来拼凑一个历史的真相，或者说，所谓的历史的真相。

“因为我到现在坚定地认为没有历史真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谁更接近真相，大家做的都是这件事。口述历史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现在是迷上了这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