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异地任职并非绝对的防腐妙药 

针对近期公安厅厅长异地任职成趋势，中国青年报前不久刊发深度报道，探讨异地任职制度的利弊。这一干部管理的基本政策，在施行多年后，确有必要对其进行清醒而冷静的认知。

官员异地任职，的确有利于摆脱人情羁绊，防止产生血源关系网，形成“宗族权力”。此前引起广泛影响的北大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中提到的“政治家族”现象，比如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 “大家族”，5个以下、2个以上的为“小家族”，中县竟然可以梳理出21个“大家族”，140个“小家族”。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官员本地任职后所产生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而在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异地任职制度的“边际效应”在递减。有学者指出，在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条件下，人走到哪里，关系网络就能跟到哪里。同时，异地任职会导致夫妻两地分居，有可能诱发领导婚外情问题，滋生权色腐败；会加大干部交通和通讯成本；可能造成干部领导行为短期化。

事实上，异地任职制度的利弊呈现，恰恰有利于我们看清它的真实面貌。在实践中，有的人把这一制度看成防腐的灵丹妙药，以为能包治百病，作为一个硬杠杠而不可逾越，同时却又无视它所产生的“副作用”。这就使制度执行变得僵化而“药效”不显。但如果就此认定这一制度失效而不用，那么，在更加科学有效的制度出台之前，却可能产生更大的隐性弊端。

任何一项制度积久必生弊，最重要的是及时修正并开出新方。不把异地任职制度神化，才能既发挥其所长，又用新制度避其所短，最终形成制度合力。比如加强干部考察评价，加大对干部的监督力度，等等，让其他配套制度良性运行起来，才可能让腐败成为一条红线不可轻越。

异地任职易诱发权色腐败，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权色腐败并不因官员在本地或异地而有明显差异，其本质仍然在于，一些权力不受制约的魔性，遇上一些官员好色的本性，就必然衍生此类腐败。但作为一个外在的诱因，其力量虽不大，却毕竟存在。如果在执行官员异地任职时，促成夫妻到同地工作居住，也是必要的。官员缺乏基本的家庭温暖毕竟不合适。

反腐败是一个艰巨的课题，没有任何一项制度横空出世就能把腐败消于无形。无论是异地任职这种源头性防腐，还是查处腐败这种事后的惩戒性反腐，它们所产生的反腐效应都将是有限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必然出现衰减。对反腐秉持务实的态度，不放大任一制度的正效应，不忽视任一制度的负效应，才能有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清严峻现实，不断研究创新防腐和反腐制度，才能在相当程度上遏制腐败。（李明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