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拍《白鹿原》:拍一种临场的感觉

有时候你站在摄影机前，突然会产生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你会发现自己拍的这个东西既不是电影的，也不是文学的，而是一种“临场”的感觉……

电影《白鹿原》遵循的是一个土地的视角。过去大多数影片都是以某种历史观或者某种批判来架构整部作品，《白鹿原》则是从农民的角度看土地。

有人问我拍《白鹿原》有什么意义？我的回答是，《白鹿原》既是在讲历史的故事，也是在讲现实的故事。

几经周折，电影《白鹿原》终于在9月15日公映。对于王全安这样一个习惯于安安静静拍电影的导演而言，执导《白鹿原》时所引起的关注和争议，也许只有2007年他凭借《图雅的婚事》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的时候可以媲美。“《白鹿原》是中国最难拍的一部电影，也是最难公映的一部电影。”在小说《白鹿原》出版20周年庆典活动上，王全安坐在自己崇拜的大作家、《白鹿原》原作者陈忠实身旁，颇为心酸而更加自豪地感慨道。

《白鹿原》难拍，是因为小说原作是一部洋洋洒洒50万字的鸿篇巨制，书中所展示的关中平原白鹿村近百年的历史，多达上百个的出场人物，以及厚重博大的思想内涵，都使得从文字转换成影像的过程无比艰辛。从“第三代”导演谢晋到“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再到“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很多电影大师都曾设想过将《白鹿原》搬上银幕，但最终将之付诸实践的却是“第六代”导演王全安。

“中国电影人为什么会持续不断地为改编《白鹿原》付出心血？我认为这部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探讨了土地与人的关系。对于人类而言，什么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毫无疑问，是土地——人类最了解土地，跟土地的感情也最深。”王全安说，“电影《白鹿原》遵循的是一个土地的视角。过去大多数影片都是以某种历史观或者某种批判来架构整部作品，《白鹿原》则是从农民的角度看土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常常会忽略一些常识，而土地就能为我们带来最基础的常识。正如影片中的田小娥，你种什么我就长什么，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同样的道理，你善待土地，庄稼就长得好；你对土地不好，它就会闹饥荒。”

王全安曾问陈忠实：“简单地说，《白鹿原》是什么？”陈忠实回答：“习惯了几千年的意识崩塌了，然后我们就失去了方向。”王全安觉得陈忠实这简单的一句话为自己的电影创作指明了方向。“《白鹿原》是一部写史的电影，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辛亥革命后帝制的崩塌。陈忠实想表达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帝制突然崩塌了，新的体制马上建立了起来，但在这个体制更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新的价值观、伦理、心理结构的重建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王全安说，“有人问我拍《白鹿原》有什么意义？我的回答是，《白鹿原》既是在讲历史的故事，也是在讲现实的故事——它的故事在历史里，也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这就是拍《白鹿原》的现实意义所在。”

在确定了影片的主题之后，王全安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一部电影的长度内，有所取舍而又比较精确地保全小说原作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简单地说，就是要寻找一种最电影化的方式来呈现《白鹿原》。”王全安说，“电影圈里有句行话，就是越优秀的小说越难改编。为什么呢？因为文学作品越优秀，也就意味着它最适合用文字来表达，而非用影像来表达。影像偏重于写实，而文字偏重于想象和自由的跨越，两者间的差别不言而喻。”

《白鹿原》的粗剪版本长达300分钟，而经过多次的删减和精缩后，影片最终公映版本的长度是154分钟，只剩下粗剪版本的一半。“《白鹿原》内容博大精深，拍十部电影很容易，拍一部电影却特别难。我的做法就是将人物删减，打乱，再重新合并，将不同人物身上有意思的特质合并到一个人物身上。在小说原作中非常重要的朱先生和白灵没有出现在电影版中，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物很难在短短两个多小时中‘立起来’，此外，鹿兆鹏那条线也做了一定的弱化。尽管很舍不得，但为了电影的内容更加集中，我们必须有所取舍。 ”

张雨绮饰演的田小娥原本只是小说《白鹿原》中三个重要女性角色中的一个，但在电影版中她却成为了唯一的女主角。对此王全安表示：“白鹿两家的纠葛是宏观和严肃的，它体现的是一种家族化的斗争，而田小娥则支撑起了比较个人化的情感线，她是激活片中人物原始欲望、对抗强大体制的一个代表。我希望能通过田小娥这个人物，串联起个人命运、家族命运与社会命运的关系。”

从筹备到公映，《白鹿原》经历了整整9年时间，这部影片也像小说原作耗尽了陈忠实的心血一样，透支了王全安的精力。王全安很希望自己的心血之作能成为一种区别于小说原作的独立存在，但他又不想仅仅把《白鹿原》看做是一部电影。“有时候你站在摄影机前，突然会产生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你会发现自己拍的这个东西既不是电影的，也不是文学的，而是一种‘临场’的感觉。”王全安说，“我自己也说不清这种‘临场’感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希望能把这种感觉通过电影展现出来，让观众在声光影像中体味到一种独特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