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未来3年,政府退出市场乃当务之急

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15日发表文章：未来三年：政府退出市场乃当务之急 论“十八大”后的中国发展方向

中共“十八大”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发展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成就与各种内外矛盾都在同一时期出现，而且有些矛盾还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激化。

今日中国：问题与成就赛跑

经过34年的改革开放、整整20年的市场经济和11年的融入全球化，今天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实际上有两个中国，一是拥有巨大成就的中国，二是具有巨大问题的中国。这两个中国都是真实的，视乎从哪一个角度予以审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中国今天正呈现赛跑的姿态，就看谁能跑得过谁。

今天“问题中国”的严重性已到了什么程度？只要对今天中国各地社会稳定的基本情况作一个扫描式的环视就可发现，今天中国各地出于各种原因的社会矛盾和事件已层出不穷，令国家机器疲于奔命，也令国家机器对于稳定二字更为敏感，更令其对于政权可能遭到动摇的前景感到警惕和慌乱。惟其如此，国家机器就更加紧对维稳的投入和对媒体及思想的控制。而这些紧张似乎与这些年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没有任何联系。

东亚模式：政府与市场关系面临调整

实际上，今天“问题中国”的出现和激化，既不会由于“成就中国”而有所缓和，同时也完全没有达到中国国家机器所担忧的导致政权动摇的程度。但五年后中国若仍延续这样的状况，那么情况就将十分堪忧。

就目前而言，中国出现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层面的问题，还不如说首先是社会层面的问题；而社会层面的问题，与其说是社会模式出了问题，还不如说首先是经济模式出了问题。以这样倒推的方式来看，今天的中国只要扎扎实实地将经济模式整治好了，社会模式问题将自然迎刃而解；而社会模式问题整好了，政治问题大抵可以得到保证。

这里说的经济模式，并非指狭义的经济政策及其模式，而是指过去20年市场经济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及其导致的后果。今天中国取得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来自于过去20年实施的市场经济政策；然而，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问题，也都来自过去20年的市场经济偏差。从90年代开始，党政、政企加强统合，为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创造了政府强力主导推动取得成功的所谓“中国模式”。

这种由政府主导取得早期经济成长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只不过，过去“亚洲四小龙”到了一定程度都完成了程度不同的政治转型，今天的中国在市场经济20年之后，客观上也已面临这一转型，只是不知如何开启这一转型而已。

过去20年里，人们只是将市场经济简单化地理解为“市场＋经济”，而忽略了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四位一体”的组合，即包括市场、政府、社会和法治四个既各自独立，又互为依存的部分；其间又可分成几个部分：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其精髓是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定位问题；二、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者的关系，其精髓是社会的角色和职能定位问题；三、独立法治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其精髓是党政法三者之间的关系。

过去20年里，由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停留在极其浅层的程度，政府高度介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惯性。这一模式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快感上升同时，也迅速尝到了恶果，其表现就是因政府权力过大而导致的腐败屡禁不绝，政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攫取和控制了绝大部分财富，社会分配模式迅速由原本健康的“橄榄型”扭曲成为“哑铃型”（即富人和穷人阶层庞大，中产阶级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人民幸福指数在经济上升的同时却迅速下降，社会矛盾和冲突频频发生，而且矛头直指政权的象征机构（如党政机关、军队、警察等）。

政府职能：中国近年产生认知偏差

上述矛盾原本就存在于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层结构中，但在2008年之后却得到集中爆发，以致于原本经济层面的矛盾迅速上升为政治矛盾，令矛盾呈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发过程。

其间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政府高度介入市场后出现的后果累积爆发，也有在政府角色定位上出现的严重认知偏差。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都采取了救市措施，给人“各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印象。恰在这个时候，中国国内产生了另一种认识，即认为中国的政府主导模式被证明行之有效。岂不知这是一种严重的认知偏差，因为中国经济的政府主导模式脱胎于计划经济，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角色在本质上完全不同。

这一认知上的严重偏差导致了4万亿刺激方案的被滥用，也导致了后来“国进民退”的大踏步演进和民营经济的严重困境，政府权力更为集中，腐败更为严重，整个社会情绪在最近两三年里迅速逆转。而由于没有抓到腐败的根源，所以反腐斗争也呈现“边反边腐”的奇特现象。

这一情况也导致思想领域里左右对立的产生和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或被自由派作为发泄情绪的筹码、或被当政者视为危险的趋势而回避和禁止。但政治体制改革到底应有哪些内涵，则再也没有人关心和研究。

审批制度改革：远水救不了近火？

就目前而言，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可以落实到政府职能的转型，而这又可以暂时缩小到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这既涉及到政府如何缩减手中拥有的庞大而又必然导致腐败的行政审批权力，同时又涉及到社会如何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行政权力，并防止腐败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

套用西方的一句名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成为现阶段解决政府权力过大的“撬起地球的杠杆”。在广东顺德等地的试验基础上，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8月底正式批准广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十八大”政治报告也再次提到了这一点。

现在的关键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试点过于缓慢和低调，它作为一种尝试究竟能否跑赢各地大规模权力腐败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十八大”后的中国，既要在维持稳定基础上稳健推进改革，又要在关键的改革议题上加大力度和速度，不然小修小补将依然无济于事。深圳特区建立30年时，有人建议成立政治特区以推进政治方面的改革。现在看来，是否将之命名为政治特区可以再议，但是对政治权力的改革必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并加以实施，否则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将迅速吞没任何进步和成就。

社会矛盾激化：不可能再等五年

这就是笔者将未来三年设定为政府退出市场的关键时期的原因。从中国各地社会矛盾频发的程度和性质来看，日益激化的矛盾将不会再给予新领导层五年的从容调整期。

未来三年里，新领导层必须有战略、有魄力、有步骤地对政府退出市场展开大刀阔斧式的推进，同时对迅速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站展开重新定位。这样做，虽不致于立时解决问题，但却可让人民看到希望，并相当程度地推迟社会矛盾的“沸点”或临界点。

作者是香港的时政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