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扶贫济困需再加码，也需方式更新

毕节5名儿童惨死垃圾箱一下子抓住舆论，形成十八大后基层民生层面的第一个密集关注点。毕节严肃处理8名相关官员又引起另一番是否“处理得当”的争论，显示了触及敏感事件时舆论的分歧。

国家的政治路线得到进一步巩固，但让民生层面洒满温暖却很难。可以预见，基层的各种民生事件或丑闻将会不断冒出来，就在昨天又有媒体报道，在北京一套100平米的复式出租房里竟住着38户人，这个消息诉说的不公平带来新的印象冲击。

加强对中国最贫穷人群的救助是这些年中国民政事业的主攻方向，但十八大后的中国各地需做新的加码。民生领域的各种泄愤和诉求是中国舆论当前最活跃的部分，那些来自草根如泣如诉的故事，比围绕国家道路的政治争论更有感染力。

中国有一系列难题需要克服，相对而言，济贫救困的资源和手段都算是多的，也比较容易见到效果。完全消除贫困暂无可能，但民政事业的成就并非不可计量。最贫困人群生活改善带给全民的鼓舞，是用国家成就的大数据无法取代的。

中国的减贫成绩受到联合国的高度赞扬，但这同媒体揭出的生动贫困例子不能冲抵。民众的要求会随着国家的发展水涨船高，中国似在进入政府做多少事情都会被认为“做的还不够”的时代。

每一起极端民生事件都会引起众怒，而且众怒的方向不仅是事情本身，而会向批评造成事端的体制漏洞甚至反思国家的整体问题快速延伸。这样的引申没有错，但当这些引申逐渐成了唯一“政治正确性”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新的舆论性质和氛围。

社会中分散蕴藏着一些怨气，极端事件和丑闻总能起到振臂一呼将它们集中起来的作用。中国决不可能将这些四散的怨气全都抚平，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由主流媒体制造无处不在的舆论导向。

让每一件事回归它自身的细节，对丑闻的揭露推动国家的具体进展，而不是一出事就围着“这个国家好不好”评论，把舆论监督和鞭挞彻底带出与肯定国家整体进步的对立，这应是国家未来理性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一张也是最关键的牌当然在政府手里。政府需要对民生做更大的投入，更执着地扶贫济困，并真诚带动社会力量参与，甚至与社会力量联合做。政府不必担心一些社会力量在慈善领域做大后会产生“额外政治影响”，政府最不必要统一控制的就是慈善。

这些年政府力量对慈善以及民政事业的主导似有些做过了头，使得舆论把所有扶贫济困的期待和责任都寄托在政府身上，而解决所有问题，显然是政府力量不可承受之重。

很多媒体揭露的民生事件都是这个国家的悲剧，这些揭露为解决问题提供了自下而上的特殊推力。然而当舆论只是捶胸顿足，通过比赛批判国家的体制是多么糟糕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正义感时，这是极低质量的反思。甚至可以说，这不是反思，更像是困惑。

加大面向最贫困人群的民生投入是中国政府新时期施政的必由选择。由于舆论对国家的作为已经有些麻木，对问题更敏感，这要求上述投入的力度必须足够大，而且方式需要更新，加强官民互动和互补。政府做事不应仅仅为了舆论，但舆论是万万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