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多头利益驱动 高校教材编写“花头”多

　　东方网2012年10月30日消息：据《青年报》报道，近日，上海某高校内举办了一场自编教材的首发式，参加首发的同学均选修了该门“通识教材”，课程结束时他们将获得1.5学分。记者了解到，该课程使用的教材是授课教师个人出钱出版的。编者表示，编写这本专题是为了填补诗歌教育读本空缺、改变大学诗歌教育滞后局面，实乃无奈之举。大学教材是如何进入课堂的？高校教材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出版流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大学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加上大学教育的特殊性，各校对教师选用教材给予相当的自主性。有些高校将教师自编教材当科研成果或者教学成果，出版社在教材的出版中得到可观的经济效益，作者们则把入编教材作为重要的发表阵地，高校教材有着多头利益的驱动。有学生向记者坦言：“我们花点钱买老师们的教材是应该的，只是我们花时间来学习，我们学到的知识是不是有用，这是问题的关键。”

　　现象

　　学生雾里看花教师也有苦衷

　　复印讲义当教材：“知识陈旧”值得商榷

　　位于杨浦区某高校的小李同学向记者反映，他们的政治课老师有点怪：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是有教材的，大一的时候就发下来了，可是老师一次都没有用过。这位老师讲课，都是用自己编的讲义。每过一段时间就叫同学们去学校门外某复印店复印他的讲义。李同学说：“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原理不管谁编写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没有去印老师的讲义，结果没有通过考试。后来我也去复印讲义了，就考过去了。”

　　记者了解到，那家复印店集中复印的讲义，也是装订成册的，还做了封面，除了书号与条形码之外，看上去就像一本书，而且价格比同学们单独去复印的要便宜不少。“每次我们要印讲义的时候，这家复印店里早就替我们印好了，只要交钱去买就行。一学期下来，讲义复印费大约40元钱，跟买现成教材相比，花费要高出一倍。”

　　李同学说，他们也曾建议老师，找一家正规的出版社，把他的讲义出版发行，免去复印讲义的麻烦。老师说，学校不给经费，坚持使用统编教材。如果他自己去联系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会要求他确保一定的销量，否则就要自己掏书号费和印刷费，这样的话他要花几万元才成搞定。老师觉得出书不合算，还不如复印讲义。

　　近日，面对记者采访时，这位陈老师却有另一套说辞：“学校指定的教材，我不是不用，而是让学生对照着看。我个人认为学校提供的教材知识比较陈旧，没有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运动的发展的，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作为教师，有义务向学生传输新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该校教务处对此则持开放态度：“只要陈老师的观点正确，符合学科要求，他坚持使用自己编印的讲义，我们不会干预，我们只看教学效果。”教务处的负责人表示，学校很多老师都使用自编讲义，学校指定的教材只是给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参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教材的取舍有相对的自由。

　　不过，该负责人对陈老师关于指定教材知识陈旧的说法保留看法：“我们选用的教材都是近年出版的，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的优秀教材，且通过了学校相关专业委员会的审查。”

　　“经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不管怎么说，按照出版流程，至少还有个三审制，对内容、印刷、政治等方面来把关，保证教材的整体质量。而老师自己复印讲义，学校如何来监管这些讲义的学术水准？”教务处负责人说，院系对各学科都有一套质量评价体系，对课程的开设、教师的聘任，学校有专门的部门来把关。

　　该负责人坦言：“以前我们学校也把教师出版教材当教学科研成果，在教师的考核中分值较高。这几年我们在考核细则中删除了这一条，也取消了非重点学科教材出版经费。这对老师们出版教材的积极性多少有点影响。而教师们自己去印一本教材，如果印数不能达到出版社的要求，不能保证一定的自销量，教师往往会亏本。”

　　一门功课三套教材：重复雷同费钱费时

　　在某专科学校学护理的王同学说到自己的课本时，也是一脸困惑：“单单外科护理学教材我们就有三本。学校指定一本，老师自己选用一本，后来我们要专升本的时候，报考学校又指定一本。”

　　王同学说，三本书都是大16开本，每本都有300多页，她都得认真地学，因为要应付考试。她觉得书中内容都差不多，只是有些操作性的内容，在顺序表达上略有差别。“有些章节都是相同的，不但文字表述是一样的，就连插图都是一样的。不过书的作者署名不一样，我们不知道是谁抄袭了谁，面对作品被抄袭，他们为何又都这样淡定？”王同学调侃说。

　　“为了达到教材被使用的目的，老师在考试命题的时候，往往会挑那些跟其他教材有差别的知识点。你不用他的教材，很有可能就考不及格。”王同学说，一段时间之后，她们现在掌握了考试的技巧：把这几本教材对照着看，对比知识点的异同，应付不同的考试时，她们就有针对性地重点复习不同的课本。

　　“我们不是搞科研的，一门功课有一个版本的教材就足够了。现在给我们弄了三本大同小异的教材，浪费我们的钱不算，还浪费我们的时间。”

　　教授自编诗集做教材：是违规还是创新

　　与此前复印讲义做教材的案例相比较，近日上海某大学老师自己编写的诗歌读本，还是一本拥有书号、经过出版社审核、有图书在版编目的正规出版物。记者看到，这本教材与传统课本相比较，无论版式还是书名，都凸显出对常规教材大尺度的突破。该校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书是老师自编的，标注的“××大学通识教育教材”，是编者要求出版社标注的。”

　　出版该书的出版社副总编，也是该书的责任编辑告诉记者：“两年前，这本书的选题送来的时候，编者说是有学科建设经费的，可是后来这个经费不了了之，编者无奈就自己掏几万元，出版了这本书。”该编辑还说，如果是统编教材，他们内部是有目录可查的，有学校相关委员会的批示的。

　　这位编辑表示，“这本书是作为自编教材出版的，虽然学校目录上没有，但是老师是按自己的诗歌美学讲义出版的，作为社科类出版物，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征询学校意见。”

　　这本300多页的“教材”，是9名诗人的诗歌合集。该书的一位主编告诉记者，这些诗人来自社会不同的层面，有巨大的职业跨度，有大学教授，有公司老板，有法官，也有资深媒体人。诗歌所展现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阔，这让学生能够多侧面、多角度地了解当下的诗歌创作流派与状态。更重要的是，作者就生活在我们学生身边，可以随时与学生进行互动，让学生与诗歌零距离接触，消除他们对当代诗歌的陌生感和神秘感，可以给教学带来良好效果，举一个例子，读到这本书后，学校的诗社也找来了，希望作者到学校对学生的创作进行辅导。

　　对于社会上关于这些诗人在当代不具有代表性的质疑，该校一位教文学的老师表示，选择一本什么样的高校教材，教师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我认为这些诗人的作品符合自己的诗歌美学观就行了。我觉得他们的作品是值得学生阅读学习的。之所以不选戴望舒、舒婷、北岛、梁小斌，是因为这些诗人的作品在其他读本里都能找到，我们不想浪费有限的教学资源。”

　　记者随机采访了6名选修该课程的同学，他们表示还是第一次接触这本书里的9名诗人的作品。对于这一问题，作者之一陈先生回应道：“目前诗歌创作数目比较大，一年几十万首诗歌，对作者陌生是很正常的，何况是在校大学生，他们阅读的重点恐怕是那些已经成名的老作者了。”

　　“这本教材与传统意义上的教材完全不同，我不知道这门课将来如何命题考试，我们怎么学习怎么复习应考，毕竟这门选修课占1.5学分呢。”学软件的张同学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随后，记者向上海一位知名作家求证。他表示，诗歌目前不景气，年轻诗人的名气在社会上比较小很正常，近几年，高考作文频频拒绝诗歌体裁，这对于当下的诗歌教育非常不利，这所大学的老师自己编写一本专门的诗歌读本，供自己在教授诗歌美学时使用，积极意义应该大于消极意义。

　　流程

　　大学教材是这样进入课堂的

　　上海某大学教务处处长向记者介绍了该校选用教材的原则。“我们的院系要开一门课程，会有一个专业的专家教授团队进行论证，集体备课，集体选教材。没有合适的教材，就由院系组织有经验的教师来编写。”

　　不过，一位不希望透露个人身份的大学教授透露，高校教材，特别是选修课教材，基本上是老师说了算。学校的所谓把关，无非是在开会的时候大家讨论一下。老师们都是很有个性的，没有人为一本教材去争辩。再说大学上课，教材只是一个参考，只要内容不违法，院系审定教材就是走个程序。

　　校际联合利益均沾：

　　教材质量无法保证

　　在奉贤某专科学校学习工商行政管理的邓同学跟南汇某高校酒店管理专业的胡同学是高中时候的同学。国庆节期间，他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发现，两所风马牛不相及的学校，两个毫无牵涉的专业，竟然有几门功课使用的教材是一样的。邓同学的国际商务英语以及选修课导游实用英语，也是胡同学的必修课。而教材的编者分别是两所学校里的老师。

　　胡同学的英语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学校一些任课老师对这本教材的意见非常大，“教材的质量比较差，内容设置上也很不合理，参考资料有些陈旧，当前国际流行的一些商函格式，特别是商务信函结合网络传输方面的知识，课本里没有涉及。”

　　这位老师说，今年4月，在学校教务处的主持下，外语教师开会讨论引进这本教材，当时就有教师反对。但是新学期开始后，学校还是使用了这个教材，学校的说法是本校也有教材在对方学校使用。

　　上海某出版社的张主任说，目前除了教育部下发的《国家级规划教材选题目录》上的教材印数较大外，一般教材如果只在一所高校使用，印数就非常小。作者不仅拿不到多少稿费，还得支付高昂的书号费以及印刷费，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赔本买卖。如果作者能够联系到多家学校同时使用这本教材，印数就成倍增加，这样一来，出版社有利润了，就不会向作者收取书号费了，作者的稿费也有保障了。”

　　张主任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各高校不断扩招，民办高校方兴未艾，这样校际联合自编教材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专科学校和高职学校，由于他们培养人才的目标跟传统本科教育不一样，教材市场上适合这些学校的教材以前并不多，学校往往会拿出一定的经费，鼓励教师自己编写教材，并通过各自的渠道，相互合作，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张主任表示，在教材编印过程中，由于审订工作不到位，导致教材质量不高。学校要么不具备审稿能力，又不愿聘请更专业的专家审核，要么就是本就没有审稿的计划。出版社方面在流程上是有“三审”制的，但是，因为教材的专业性，而且对大学老师的学识和态度比较信任，所以对他们送来的书稿，往往只进行大致浏览。

　　注重实效布局就业：

　　鱼龙混杂学校也很无奈

　　某高职学校三年级的小刘同学从自己的书架上找出一摞新闻学教材，非常无奈地说：“这些书我都没有看完，有些书连翻都没有翻过，也根本就没有必要看，因为这些教材大同小异。”

　　小刘同学在学校学摄影和影视后期制作专业。“当初入校的时候，学校说这个专业是为电视传媒培养人才的。入学之后才知道我们学校有多么弱势。学校为了跟某些媒体搞好关系，就使用这些媒体编写的‘专著’，说是来自新闻一线的、具有实战性。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师的名片，身份是我们学校的‘客座教授’，他跟我们系主任编写的教材是我们的必修课。”

　　小刘同学说，系里时常有市内一些媒体的资深编辑或者资深记者前来“讲座”，让有实践经验的人来给我们讲课，确实能够学到我们在一本课本中学不到的东西，结合案例也很生动。但是不管如何，都必须去听讲，辅导员会一个个签名，不出席就按照旷课论处。这些课讲着讲着，就开始卖书。

　　幕后

　　高校老师为何热衷编教材

　　以前是“写”现在是“编”

　　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生导师林教授最近正在张罗出版一本新闻侵权方面的教材。“在出版这本教材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也将很多同类题材的教材进行了筛选和对比，没有一本专门讲授新闻侵权的课本。所以我们才决定出版这样一本教材，供我们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林教授表示，目前他没有任何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压力，出版教材完全是从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

　　“也不排除有些教师编教材存在于教学无关的目的。”林教授说，老一辈学者是“写”教材，写一套教材往往让学者们呕心沥血，皓首穷经。一套教材写成后，能用很多年，甚至经久不衰，成为经典。林教授说，我们记住一些大教育家，往往是从使用他们编写的教材开始的，比如现代汉语的王力、古代文论的郭绍虞等人。“作为一名学者，都希望自己能够著书立说，你的教材就是你的学说，对一个学生的知识结构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通常都会记得你。”

　　而现在，大家的说法是“编”教材，“这个‘编’字大大降低了教材的学术水准和含金量。”林教授说，教材的编者不一定需要多少教学经验和学识，往往只需要一把剪刀一瓶糨糊，现在更方便，网上资料随便借鉴，鼠标一拖，别人的成果就变成自己的了。

　　林教授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高校将出版教材当教学成果或者科研成果，教师在加薪晋级评职称的时候用得上。教师编写教材，一旦在学校立项，还能够获得一定数额的课题经费，从而确保教材的顺利出版，这是一项多头得利的事情。

　　畅销教材收益大有利可图

　　“如果你能保证1000册的销量，我们会按照码洋的8%来支付您的稿费，超过1000册，我们另算。您最好到我们社里来面谈一下。”记者声称自己是大学老师，要出版一本文艺学教材，致电沪上几家出版社。以上是某文艺出版社开出的价码。该编辑说，虽然他们在出版教材方面没有专业出版社的优势，但是作为文艺出版社，文艺学教材在该社也可以当一般社科图书来营销。

　　某大学出版社一位编辑告诉记者，8个点的收益对一个教材作者来说，不算高，基本上是赔本买卖。但是出版社却能够略有盈余，只赚不亏。如果这位作者的教材是学校公共课教材，每年印上1000多册，还能连续再版几年，出版社会抢着给你出版，而且稿费也绝对“好商量”。该编辑说，这样的“硬通”教材，作者往往能够拿到不低于码洋30%的稿费。

　　该编辑还透露，出版社为了盈利，有时候也会拿着一些选题，去高校找老师来写。甚至编辑会拿着畅销教材，到学校请教授们“编”一下，无非是借教授的名字用一下。教授们心领神会，杀鸡不用牛刀，接下活儿，让自己的研究生来操刀。也有些教授面皮薄，不好意思掠人之美，出版社的编辑就找枪手来“改编”，出版时署上教授的名字，然后给教授送上一笔稿费，意思一下。

　　》专家访谈

　　高校教材有随意性倾向

　　凸显质量评估短板

　　正在美国访问的教育学博士孔令帅副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教科书是一门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当前我国大学教材的编写和选择确实存在着随意性的现象。按现行教材管理体制，选择教材是各大高校的自主权。而在高校内部，学校下放给院系，院系再下放给教研室或教师个人，所以教研室或教师个人拥有较多自主选择权。如果该教师刚好出版了该课程的教材，那么他一般都会使用自己的教材。因为这样上课比较容易，也容易扩大他的学术影响力，还可以有一定的经济利润。

　　孔令帅说，目前有些高校有相应的委员会对教材进行审定，但是很多高校并没有。而且，教材，特别是社会人文学科的教材，比较难以进行质量评估。因此，目前对教材的质量评估较少。

　　出版者应有责任意识

　　“在高校教材选用上的自主权，没有一定的监督和指导，就容易转向随意性。”孔令帅博士不无担心地说，由于多种利益驱动，很多教师会积极地编写教材。但很多时候，这样的教材在质量上没有保障，不仅浪费学生的金钱和时间，而且会误导学生。

　　教材和学术著作不一样：教材的内容必须是成熟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学术专著则是需要提出新的学术观点。但是，教材也还是要吸收前沿的经过公认的知识。现在教材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脱节严重，知识陈旧老化。孔博士说，高校教材自主权这一方向没有错，但高校在教材编写中要树立“有利于学生学习，有利于学生发展，有利于学生成才”的指导思想。

　　在教材选用方面，孔博士认为各高校应由相应的教材委员会或各院的学位委员会或教研组统一选定教材，如果没有合适的教材，就请权威的教师编写。当然，如果任课教师觉得没有合适的教材，教师可以自己编讲义，但是讲义也需要通过委员会的审定才能运用于课堂。

　　孔博士还建议，在教材出版过程中，教师和出版社都应有责任意识和名誉意识。对教师来说，出版的教材是他的公开研究成果，而且会影响很多学生，因此他要有责任感。对出版社来说，也应有一定的责任和名誉意识。出版社要严格把关教材，要在经济利润的基础上兼顾学术质量，不能让粗制滥造的教材进入市场，这样会影响它们的长期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