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恒明：达沃斯关注国家和公司的“幸福”

来源：腾讯网

又好又多、又好又快地增长，曾经是我们的目标、愿景，或也是一厢情愿。经济学本质而言是一门有关选择的学问，在“好”、“快”、“多”都似正能量词汇中，当务之急是有所抉择，有所取舍。近些年达沃斯的主题，2013年中国改革再出发，都把倾向性给予“好”字。

不管是去年 “有质量的增长”主题，还是今日口号“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世界级商业精英为主的达沃斯论坛无疑都与“幸福”相关，它讨论国家如何幸福，公司如何幸福。

银行家是中介商、嗜血者，被挖苦为不创造价值却最为暴利的阶层，即便在金融危机期间也腰包满满。即便这样，金融界头子、有新华尔街国王之称的杰米·戴蒙在达沃斯的一席话还是引起我不少触动。IMF副总裁朱民发表全球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观点时，他强硬地回应到，金融系统需要“更好的监管，而不是更多的监管”。

这位与花旗集团缔造者桑迪·韦尔情同父子，后却被逼出走，又重振雄风的硬汉是一位霸主，但我相信“更好的监管，而不是更多的监管”更符合公司的幸福追求、国家的幸福追求，中国尤是，中国公司尤是。

让民营经济更活跃，让民间融资更活跃，这是更少的监管；加强食品安全，加强环保，这是更好的监管。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经济转型备受关注，我认为，经济转型的本质即在：更少的监管、更好的监管。

国家的幸福，一定是深化改革后大众舒服了，而不是权贵更舒服了。更少的监管，意味着权力下放，意味着权贵们要适应“无权可使”的寂寞期；更好的监管，意味着责任加重了，官老爷们要习惯过一直处于“测评期”的生活了。中国、俄罗斯的改革是达沃斯众多话题中的热点，这两个国家将要在“更好”上走得更远，收敛追求“更多”的热情。

近几年，美国有金融危机，欧洲有欧债危机，如果因为这类危机而增多了监管，而不是更好的监管，那是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国的福音，本国的不幸。近些年中国有如何深化改革的危机，有市场经济摇摆的危机，如果是对自由经济本质上的不屑，那是国家的不幸。还好，我们也主动放慢增长速度，我们也提有质量的增长。

2012年12月，中国顶级商业论坛——《中国企业家》杂志领袖年会召开，会议主题“重塑商业安全边界”。探讨的虽然是企业如何追求增长，如何幸福，但在大政府背景下，企业幸福如何还要看国家发展战略在“更好”与“更多”的抉择，及如何有效率的执行。

达沃斯论坛始于1970年哈佛大学毕业的年轻教授克劳斯·施瓦布的一个聚会畅想，他想让欧洲企业界思考欧洲的未来，如今他的理想实现了，全世界企业界人在他所搭建的平台上思考着全世界的未来。财富论坛、高端论坛也贵在精而不在多，达沃斯论坛成为国际上的、民间的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盛宴，无疑也是追求“更好”的结果。

2013冬季达沃斯论坛看似讨论的都是危机，“俄罗斯经济不会不崩溃”，“货币战争”，“中国粗放型经济前景”、“谁在扼杀欧洲经济”等等，但我相信，我们在讨论危机，是因为我们在等待幸福；我们在大唱赞歌，是因为自我麻痹，或受他者麻痹。如同我们思忖着职业危机，是在描绘更长远的发展一样。

看着一群高贵的人在高谈阔论着各国、各行业的危机，总比看着同样一群人在炫耀权力与幸福更入眼些。

我相信，他们担虑着各式各样的危机，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幸福正在被影响，被扭曲。达沃斯，无疑也是一个有关“幸福”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