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制度上的改革,给予民众自由迁徙的种种保障和便利,也就赋予了他们不受限制地追求个人发展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在更大程度上,它意味着民众对社会资源平等占有和享用的权利。
这是温家宝最后一次做两会报告。在报告里,民众第一次看见了自由迁徙这四个字。它从一堆堆数字、一项项成就里面挣扎出来,努力要摆一个灵动的POSE。
温家宝在报告里是这么说的: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如果把迁徙看做是地理空间上的一种流动的话,迁徙古已有之,但是在古代,往往作为一种惩罚措施,跟发配、流放联系在一起。水浒中的武松、林冲都曾被刺配过,一代词人苏东坡晚年也被流放至岭南,这样的迁徙,去的都是不毛之地,不是背负着肉体的枷锁就是心灵的枷锁,去得不乐意、不自由。也有群体的迁徙,在战火蹂躏之下,破国破家,被迫成为难民、流民,随时都有不测之祸,无处安放六尺之躯。
现在的我们,当然享有迁徙的自由。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民工返乡潮,都说明了对相当一部分民众来说,迁徙已经成了寻常事。而且交通设施的发达,让迁徙更加自由和便利。苏东坡流放岭南,从中国的北部到中国的南部,跋涉一千五百公里,从春天走到夏天又走到秋天,换到今天京广高速一坐,朝辞皇城根,暮至五羊城矣!
迁徙的自由意味着个人拥有迁徙和选择自己居住地的人身自由,也就意味着选择自己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自由。可是迁徙的自由和自由的迁徙还是有区别的。迁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迁徙是为了改善处境、是为了安居乐业、是为了幸福生活、是为了梦想成真。自由的迁徙意味着不仅仅限于肉体的迁徙,还有权利的迁徙和幸福感的迁徙,在目前户籍制度、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的前提下,当从甲地迁徙到乙地意味着权利的限制和认同感的损失的时候,很难符合自由迁徙这一概念。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人口的迁徙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过程。农村里的闲置劳动力看到了城市打工与在家务农之间存在的巨大收入差别,于是背井离乡不远千里去城市的工厂里应聘,工厂招到了工人,农民工得到了收入,这是一种优化的资源配置。可是一年年加剧的民工荒、招工难说明这样的资源配置已经受到了挑战。当农民工离开土地,在户籍、住房、教育、保障等诸方面难以求得安稳,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品味着“物离乡贵,人离乡贱”这句老话时,大城市对他们而言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他们选择了反向迁徙,留给城市的是他们的背影和一份份招工广告里藏不住的焦虑。
通过制度上的改革,给予民众自由迁徙的种种保障和便利,也就赋予了他们不受限制地追求个人发展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在更大程度上,它意味着民众对社会资源平等占有和享用的权利。这也是一种用脚投票的权利,当你这儿空气污染严重,房价高得离谱,交通拥堵得要命,我可以潇洒地和你挥手告别,毫无顾虑地向心目中的宜居之地狂奔而去。
自由迁徙已经出现在报告里面,我们期望着它早日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