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转变监管思路 才能吃得放心

　　今后“九龙治水”将不再成为政府部门管不好食品安全的借口。依照此次机构改革方案，食品安全监管将从多段管理变为两段管理。农产品的监管由农业部负责，而除农产品之外的食品安全监管则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全部承担起来。

　　显然，机构设置的转变，明晰了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权责，然而这不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邵明立说：“监管机构的改变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接下来要思考的是，政府该怎么监管。”

　　来自保定的“油条哥”不会想到，自己的一次尝试，触动的不只是早餐市场，还有政府部门的监管理念。

　　去年4月，河北省保定市一个油条摊点前亮出了“安全用油、杜绝复炸”的承诺，虽然比其他摊点的油条贵1元钱，但这个摊点的油条仍供不应求。摊点的经营者刘洪安因此被称为“油条哥”。

　　一个“油条哥”的出现搅乱了市场。保定市众多渴望像刘洪安一样成功的油条摊主们结成联盟，他们同媒体一道，成立了“放心油条”联盟，互相监督。不仅如此，上千名小餐饮店负责人联合召开大会，号召大家向刘洪安学习。

　　曾经最让政府头疼的小餐饮业，在一个“油条哥”出现后，陡然发生了变化。

　　“以前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每日忙于‘查’和‘堵’，压力巨大，就怕出事儿。”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副市长闫丽英说，“油条哥”出现后，我们发现监管原来并不是只有查和堵，把自律植入生产者的基因，形成“谁诚信谁挣钱”的市场利益导向机制同样重要。

　　近几年，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每一次都牵动着社会公众的神经，也让政府部门头疼不已。怎样监管才能保证不出事？有些地方政府强调的是加强检查、整顿市场；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干脆参与到食品生产中去，试图通过政府的参与，增加监管的力度。

　　2012年，有的地方政府挽起袖子亲自下手“蒸馒头”；有的地方政府屡败屡战，在政府牵头的“早餐工程”屡屡失败后，又发起新一轮攻坚。

　　对于这些做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的评价是：“管得过细，手伸得过长。”他认为，此次机构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实现“职能转变”，“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

　　竹立家认为，在国外，行业协会自筹经费、自我组织、自我监管、自我运转。没有诚信，整个市场就要倒台，所以每个从业者都会严格自律。但在我国，行业自律一直是食品安全监管的短板。

　　从业者没有诚信意识，只靠监管部门天天围堵，根本无法走出食品安全问题的阴影。以瘦肉精检测为例，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快速检测卡，其中“盐酸克伦特罗”速测卡的成本是12～15元/个，“莱克多巴胺”速测卡的成本是18～20元/个。

　　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每天的生猪上市量在2000头左右，如果这些生猪都接受瘦肉精的检测，仅此一项的费用就高达24000～40000元。这还仅仅是生猪检测中的一项。据统计，一头猪上市前要接受的检测全部算下来，费用达到70元。

　　“打篮球、踢足球，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还能进球。可要‘看’好食品安全，那得需要多少人啊？”全国人大代表、渭南市市委书记徐新荣说。

　　2011年，渭南市开始尝试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多个部门手里的、涉及食品安全的9项行政审批事项和16项执法职能被统一划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在徐新荣看来，对食品安全监管来说，这样的调整还仅仅是前奏，关键是要将企业的利益与食品安全紧密联系起来。谁重视食品安全谁就能得到最大效益，利用这种利益导向，才能保证食品行业从业者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视食品安全。

　　然而，这种利益导向机制的建立并不容易。

　　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监管部门总是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哪里出了事就到哪里扑火。今天毒馒头，明天毒牛奶，监管部门疲于奔命。每次出了食品安全事件，监管部门都要开展一场加强整治的专项检查，但治标不治本，食品安全事件仍然频发。

　　“政府部门需要换个思路。”在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高抒看来，现在加强监管的路子还是笨办法，政府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效果不一定就好。即使加强问责，把相关的官员免职，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高抒在德国作访问学者期间发现，德国的公交、地铁都是直接上车，不需要刷卡，理论上会有很多逃票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会有不定时的车票检查。”高抒说，他在德国40天只遇到了一次车票检查，但如果在这一次检查中被发现逃票，就会被罚以全年的车票价款。正是这样的管理方法，让绝大多数德国人都不会冒险逃票。

　　类似的思路还用在了美国对汽车超速的监管中，让这个全球汽车保有量最高的国家有效地控制了汽车超速问题。高抒认为，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也应该借鉴这种思路，同时做好两件事：制定标准，执行标准。

　　“有了标准，一旦在抽查中发现有企业不执行标准，就将其数年的利润都罚没掉。”高抒说，这样就能够防止企业冒险制造假冒伪劣，也减轻了监管部门的工作强度。

　　徐新荣注意到我国一些食品的标准是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没有与时俱进。还有大量的食品根本没有标准，比如小作坊生产的豆腐、醋和香油等。他认为，制定标准是机构改革之后，食品安全监管首先要做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