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重启改革是唯一出路

　　■ 过去三十多年来“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概括来说就是一句话：“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了。

　　■ 中国经济长期问题的症结在于增长模式过于粗放。近年来，一遇到增长减速，就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把速度拉起来；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上，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资、消费、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而且算来算去，扩张需求总量最后总是主要落脚在增加投资上。

　　■ 事情很清楚，想要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通过改革，消除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

　　■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7月在武汉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调查研究的六大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些问题中大体看到三中全会改革总体设计的基本框架。这六条不但有新意，而且抓住了要害，切中了时弊。

　　■ 只有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才有可能实现，舍此绝无他途。如果离开了这项最根本性的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重复过去的老路，继续通过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扩张和刹车调整之间打转，最后以引发系统性危机告终。

　　我们正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关头，我们要重新启动“大改革”。这个改革所涉及的目标，比起上世纪90年代更大、更高。这会涉及过去30多年来的改革，它取得了什么成就？它存在什么问题？现在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

　　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第一，迄今为止的改革进展和我们面对的问题；第二，必须重启和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要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尽一切努力，实现全会所制定的改革总体规划。

　　具体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或者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是“九五”计划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是“十二五”过半了，背后面临的问题到现在基本没有解决，而且有一些情况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迟迟没有成功，原因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障碍从“十一五”到现在没有太大的改观，在某些方面还有退步。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消除体制性的障碍。消除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迄今为止的改革进展

　　我们改革的初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经济社会整个体系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一定要“变”。接下来就是三十多年来“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有目共睹，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

　　改革进展概括来说就是一句话：“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了。

　　这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在我国原有的命令经济（command economy）的一统天下之外，打开了一个缺口，生长出了一个新的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市场经济的新天地，而且这个新天地逐渐地扩大。在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为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进步，这就是李克强总理讲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升。

　　早期经济学根据19世纪经济发展的实际数据认为，决定产出总量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劳动。在不存在新增劳动力的条件下，决定人均产出增长的只剩下资本增加，即投资。据此，长期流行的“哈德罗-多马增长模型”认为，投资决定增长，投资率越高，增长率就越高。

　　但是，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根据20世纪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质疑。他指出，决定增长的除了劳动力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劳动和资本所不能解释的余量A，即所谓“索洛余量”。索洛把这个余量定义为“技术进步”。他的“技术进步”概念很宽泛，不仅指狭义的生产技术，任何方法改进、效率提高都可以叫做技术进步。现在我们经常用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即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效率，就是这个“索洛余量A”。

　　其实早在“九五”计划制定以前，许多人早已达成共识，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或称经济发展方式）过于“粗放”，只有实现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才能解决我们的长期增长问题。那么，什么叫“粗放增长”？什么又叫“集约增长”？它们正是用索洛改写的生产函数来加以界定的：主要依靠投资增加，即资源投入支撑的增长叫做“粗放增长”，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则称之为“集约增长”，中国从“九五”期间（1996-2000年）以来一直提倡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句话：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

　　改革开放以前，在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贡献几乎等于零。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因为改革的大步前进，中国的经济效率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

　　原因在于：第一，长久被僵化体制所压抑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才能获得解放，成千上万的企业投身到发展的洪流中，使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第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提高了效率。由于打破了过去城乡隔绝的工业化模式，两亿多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转到了城市非农产业，大量低效利用的土地也转为城市用地，这些都使效率有了提高。第三，开放也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很大的条件下，通过开放国门，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中国的技术水平很快就提高到了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大规模投资和效率提高的支持下，我国的GDP平均年增9.6%，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国。社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30年来世界贫困人口的减少基本发生在中国，这是联合国所承认的。

　　改革停顿造成的问题

　　上面讲到改革取得的进展，但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另一方面的性质：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仍然严重存在。这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这个过渡性是既有原来体制的因素，又有未来体制的因素。新旧两种因素的消长，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轨迹。

　　讲改革开放的红利，这绝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了，我们的问题还有很多，而且有一些问题还非常的严重。

　　改革初期设定的目标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们的历史传统是一个命令经济、统治经济的一统天下，所以我们建立起来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更强大。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连续两个季度减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流行的看法是，因为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总量不足。中国的消费本来就比较弱，主要依靠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来支持增长。再加上西方国家进口乏力，中国出口需求锐减，所以经济减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设法增加需求，以便保持增长速度不要低于政府设定的“底线”。

　　我很担心，这种分析由于用错了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随之得出的结论也就会出现偏差。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就流行这种用“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决定增长速度的分析框架，来预测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显然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而来。

　　国内外对于凯恩斯主义都有强烈的质疑的声音，有些经济学家全盘否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我的看法比较折中。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某些政策在处理短期问题时还是可用的。正像凯恩斯自己说过的那样，他的理论和政策建议针对的是短期问题，而不是长期问题。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时，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经济学家和传媒习惯性地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通过“三驾马车”的状况来预测中国未来发展。在政策取向上，则偏爱用扩张需求的办法，去解决长期增长的问题。

　　政府改革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全面深化改革将为短期内稳增长创造体制空间，为调结构、转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创造制度条件，由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全面深化改革与过去讲的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不一样的。所谓全面深化改革是“五位一体”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位一体的改革。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统筹性、复杂性和深刻性来看，建议尽快设立由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能否攻坚克难的重要举措。

　　今年8月中旬，美国《华尔街日报》载文称，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发达经济体，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首次超过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此文一出，有专家经过进一步测算后指出，即便考虑欧洲经济二季度恢复增长，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会低于60%，但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已是不争事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3年上半年的7.6%，虽然中国经济增速第三季度回升到7.8%，但稳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面临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等诸多挑战，正处于必须依靠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短期内稳增长、中长期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期，面临难啃的硬骨头。不久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演讲时强调：“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一直强调改革是最大红利。即将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全面深化改革，总的是要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在此背景下，我以“全面深化改革是增强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为题，与大家交流对下一步改革的几点思考。

　　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靠的一些动力，如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土地等资源廉价供应的成本发展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曾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风光不再。今年上半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0.9%，仅仅拉动GDP上涨0.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能否形成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关键靠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破除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体制瓶颈，获得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虽为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体制制度条件，但一些重要领域改革的滞后，使经济转型升级面临许多体制制度障碍。因此，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为短期内稳增长创造体制空间，为调结构、转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创造制度条件。由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改革创新、科技创新替代资源消耗拉动经济增长；以制度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全面深化改革跟过去讲的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不一样的。所谓全面深化改革是“五位一体”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位一体的改革。

　　第二，只有改革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收入差距扩大等挑战。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只有深化改革，建设法治社会，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只有深化改革，更好地回应人民期待，凝聚改革共识，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政府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政府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现阶段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中共十八大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资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谁来保证呢？企业无法保证，只有政府才能保证。中国为什么产能过剩，而且是大量的过剩？地方政府为什么出现债务危机？这都与政府理念、定位和目标导向分不开。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