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诉讼过程比结果重要

　　8月4日，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被掳往日本当劳工的受害者讲述当时在日本经历时落泪。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15日，抗战胜利迎来68周年。昨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和腾讯微博联合发起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募捐。计划一个月之内，为116名受害者募款365400元，对他们给予生活上的救助。

　　发布会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受害者，有关部门并无权威统计。近20年中进入公众视野的受害者，主要涉及劳工、慰安妇、遗留生化武器及生化武器伤害者。因为有赴日劳动的经历，不少劳工回国后遭遇歧视、现进入晚年生活困苦。慰安妇和细菌战受害者则要长期忍受精神和身体的折磨，他们中大多没有家庭，无人照料。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项目部主任周玲表示，救助项目计划在一个月之内，为116名受害者(包括20位慰安妇、50位强征劳工、36位潘家峪惨案受害者、10位细菌战受害者)募款365400元，并通过点对点捐助的形式，确保专款专用。

　　受害劳工幸存者李良杰、赵宗仁、李瑞信在活动现场表示，一定会将对日索赔工作坚持到底。

　　■ 对话

　　“20年对日诉讼过程比结果重要”

　　从1990年组织侵华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开始，作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始终没有等来“胜利和正义”。回首对日索赔的20年，童增还是很乐观，在他看来，一个又一个受害者选择站出来维护尊严和权益，也是帮助中日两国国民正视历史。

　　新京报：仍健在的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有多少人？

　　童增：我们统计到的有116位，民间肯定还有未被发现的受害者。这次实施救助的主要集中在这116位，对他们表达关怀，是我们后辈应尽的义务。

　　新京报：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进行了20年，大大小小的诉讼有20多起，有什么样的进展？

　　童增：20年对日诉讼过程比结果重要。这20多年老人们一个个逝去，日本方面以超过诉讼期限、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为由一次次判我们败诉。但是和20年前相比，我们的努力是有意义的。通过诉讼，许许多多的受害者走向联合，他们站在一起，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另外在此过程中，日方看到了我们的态度。20年前，有关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等等，日本是不承认的，但是通过法庭审判，日方承认了当初的罪行。许多日本媒体、民众也在此过程中了解了侵华战争的真相，他们中很多人选择跟我们站到一起。官司输了，但我们没输掉人心。

　　新京报：20年里，对日索赔的路径基本被堵死，接下来要进行怎样的努力？

　　童增：接下来我们将尽力推动对日索赔在国内启动。这些年有不少团体在国内的司法机关提交申诉，法院不是不受理，就是受理了又退回，这方面的工作一直不怎么顺利。

　　在我国没有这方面的先例，不少法院感觉难办。作为民间团体，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表达诉求，让有关部门正视这件事。

　　■ 讲述

　　“抗战胜利，劳工抱头痛哭”

　　我叫赵宗仁，今年84岁。1944年，我在北京昌平的村子里被日军掳到天津塘沽。

　　我那时只有15岁，还是个孩子。当时，可能有传染病，隔几天就有人死掉，人死了，他们就把尸体扔到海滩上，喂野狗。过了7天，我们300多人被赶到一艘货轮上，乘船去日本。在海上也有人死掉，他们就直接扔到海里。

　　到了日本，我们昌平来的一拨儿先后被安排到福岛、北海道等地干活。我在日本修过路，背石头、运沙子，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吃的也不好，饭菜都是馊的，根本吃不饱。工头有时候会让饿极了的劳工互相抢食物。

　　那时候天天要工作十四五个钟头，工头很凶，经常变着法儿地折磨我们。动作稍微慢一点，就可能招来一顿毒打，生着病也要干活，不少人就活活给折磨死了。

　　那时候每天都很恐惧。在那边也都是封闭的，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一年多后的一天，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忽然就变了，然后有消息说日本战败了。

　　那时候真高兴啊！劳工们抱在一块痛哭，个别胆子大的组织人把欺负我们的工头打一了顿，出口恶气。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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