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临湘市长被农民告上法庭 自称未干扰过法院

　　市长说：没有出庭，是因为这段时间工作出现交集，一时忙不过来，只好委托代理人出庭。

　　原告起诉前，我们市、乡两级政府工作人员多次与原告进行了沟通交流。我们没有对法院进行过干扰。

　　国土部官员

　　建议他“打官司”

　　让这位湖南农民最终决定走司法途径的，是国土资源部一位官员的建议。“我当时以为打官司要很多钱，但那位领导说，只要50元的行政诉讼费，如果50元的诉讼费也出不起，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接受采访

　　他特意染了发

　　最近为接受采访，刘其军特意花了12元钱染出了一头黑发。谈起自己那身与农民身份并不相宜的打扮，刘其军说，头发要天天洗，穿衣要有讲究，“要有尊严，不能随随便便”。

　　5月22日，湖南一起民告官案件在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未当庭宣判。 因对征地补偿有异议，60岁的湖南临湘市农民刘其军，把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在开庭后的第14天，刘其军满怀期待地赶赴君山区人民法院，被告知判决书的作出仍需要等待一段时间。5日，审判员毛学文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只是市政府的法人，在此案中并非被告。他称，此案是疑难案件，做出判决需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并向上级请示。

　　在此前的舆论中，市长龚卫国是除市政府之外的另一名“被告”，近日龚卫国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他曾考虑亲自出庭，“如果最终输掉了官司，一定会执行到位”。

　　市长曾“考虑过亲自出庭”

　　忙不过来 委托代理人出庭

　　成都商报：一市之长突然成为一个农民的“被告”，听到消息时是什么反应？

　　龚卫国：比较平静。我认为，这次行政诉讼，与过去越级上访、集体信访等表达诉求的形式完全不同，客观反映了我们临湘群众的法律维权意识在逐步增强。作为市长，参加行政诉讼，其法律地位与群众是平等的。主动接受司法监督，对推进临湘行政机关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具有现实意义。

　　成都商报：市法制办是什么时候收到法院传票的，你们是如何准备这次诉讼的？

　　龚卫国：具体签收日期，要看法院存卷的送达回执。签收之后，我们仔细研究了案情，从相关部门搜集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且按行政诉讼法要求，及时提供了证据和答辩状。

　　成都商报：是否考虑过亲自出庭？最后为何没出庭？

　　龚卫国：考虑过。没有出庭，是因为这段时间工作出现交集，一时忙不过来，只好委托代理人出庭。

　　成都商报：选定辩护人（律师）的标准是什么？为何选定法制办和国土资源局的两位工作人员应诉？

　　龚卫国：选辩护人的标准是大局观念强，公道正派，懂法律。选法制办和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应诉，是因为他们都是政府公职人员，符合法律规定。国土资源局作为征地拆迁工作实施主体，应该安排工作人员应诉。

　　没有对法院进行过干扰

　　成都商报：为避免对簿公堂，庭前是否与刘其军进行过协商？刘其军还怀疑你们对君山区法院进行过干扰？

　　龚卫国：原告起诉前，我们市、乡两级政府工作人员多次与原告进行了沟通交流。我们没有对君山区法院进行过干扰。

　　成都商报：过去，百姓在面对类似拆迁纠纷时的普遍做法是什么？给政府带来的困惑又有哪些？

　　龚卫国：过去，在重大项目、民生工程建设上，需要群众配合，进行拆迁的，只要政策宣传到位、走访入户到位，绝大多数群众还是能理解支持、积极配合。但是，也的确存在个别群众补偿款要价超出政策范围，不愿征、不肯征的现象。特别是由于项目类别、地区差异导致征地补偿标准不一，给我们的征拆工作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增加了难度。

　　成都商报：此次“民告官”官司，给临湘市政府部门的工作带来哪些触动和改变？如何面对诉讼的结果？

　　龚卫国：带来的最大触动就是要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严格依法依规按程序办事。在今后的工作中，坚持“不与民争利”，加强沟通协调，鼓励并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不管诉讼的结果如何，我们将尊重法院的裁定，如果赢了官司，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引导力度，避免群众再次误会误读政策法规；如果输了官司，我们也一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执行到位。

　　成都商报：你如何看待老百姓的这种“民告官”行为？

　　龚卫国：这是群众法制观念、维权意识增强的一种表现，我们也会更加适应“民告官”现象。

　　成都商报：我国不少地方都在探索“行政首长应诉制度”，认为行政首长应诉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法制社会建设的方向。你如何评价“行政首长应诉制度”？

　　龚卫国：我认为，行政首长带头出庭应诉，是一种示范，是敢于担当，勇于履职的一种表现，对促进本地区、本系统的依法行政，将会起到较强的触动和推动，应该支持。

　　农民

　　“律师打退堂鼓，自己上”

　　“补偿为什么比5年前还低？”

　　这是60岁的刘其军人生的第一场官司，起诉市政府，需要足够的勇气。2008年，因建湖南至湖北的省道，他的一块0.98亩的水田，以8千元/亩的价格被政府征收，但他称，最后他拿到了一笔36500元的“补偿”。“

　　此次刘其军家再次被征收了1.3亩茶园和0.2亩菜。去年4月，征地小组给了他一个存有23467元钱的存折，这是一笔包括土地、青苗费等在内的补偿。刘其军想不明白，“为什么比5年前还低？”

　　此次征地是从2012年年底开始的，当年11月，苧蔴村村委会贴出第一张拟征地公告。临湘市国土资源局总工程师王金雄全程参与此次征地工作，他解释，此项工作涉及当地4个乡镇，共征收3760亩土地，依照的是湘政发【2009】43号文件。

　　43号文件，全名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该文件对湖南省各地土地征收价格制定标准，其中横铺乡的补偿标准为26730元每亩，“这个标准是以水田的产值计算得出，刘其军的旱地需在此基础上再乘以0.7的系数。”王金雄称，据这份文件，湖南各地土地征收有了“一刀切”的依据，避免了复杂的计算。

　　从怀疑价格开始，刘其军着手寻找各类文件。2008年的“前车之鉴”，让他“很快发现了猫腻”。

　　他找到了另外一份文件。这份湘政办函【2008】159号文件，名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省高速公路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通知》，第一条就提到：高速公路建设征地补偿标准按年产值标准的中值计算，即“一般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按16倍计算”。刘其军认为，自己的土地被征来建设高速公路，正应遵从此文件。

　　为计算出自己权益，只有初中文化的刘其军开始钻研更多的政府文件，竟发现这“不是一两个文件能解释的问题”。

　　他发现，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的计算方式，应以征地前3年土地平均产值乘以补偿倍数。为找到这个平均产值，他找到了2012年修订的“湖南征地补偿的标准”，据此进一步计算出自家土地的平均产值，应为1936元/亩。

　　临湘市政府法制办则认为，刘其军“1936元年产值”的说法找不到依据。根据湖南省湘政办【2005年】47号文件，临湘市年产值中值为1440元/亩，据此每亩能获得的补偿为1440元×16=23040元。王金雄称，部分与土地征收相关的文件拗口难懂，但他们认为，刘其军的补偿，“只能算16倍，不能算32倍，算下来比他已经获得的补偿要低。”

　　刘其军则认为，47号文件中的年产值，时近10年前制定的，“显然已经过时”。

　　“他们担心，官司打不赢”

　　刘其军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愿“大力支持国家建设”，但“家里8个人靠土地吃饭，大儿子一家4口，我和老婆，还有我的父母，现在全家只剩下1.4亩的水田。”他说，他这辈子大多时间和土地打交道，但现在这年龄，“打工没人要，失去了经济来源。”

　　刘称，让他最终决定走司法途径的，是国土资源部一位官员的建议。“我当时以为打官司要很多钱，但那位领导说，只要50元的行政诉讼费，如果50元的诉讼费也出不起，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与刘其军一起选择打这场官司的，还有农民卢德军、李夭军，这三个农民来自2个村的3个组。“打官司是我的主张，他们开始还担心，告政府，官司肯定打不赢。我就说，听我的没错，要相信法律。”

　　2013年12月12日，几经周折，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此案后移交给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此后，3个农民去了3次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9次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

　　他们还准备聘请一名当地律师，但律师要9千元的诉讼费。刘其军说，律师一听说是告市政府和市长，心理就打了退堂鼓。“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又见他犹犹豫豫，就决定自己上。”

　　临湘市政府指派市国土局法规股股长和一名律师参加了此次诉讼，横铺乡乡政府5名工作人员参加了旁听。

　　横铺乡纪委书记刘永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为了刘其军的事，临湘市里开了几次协调会、听证会，但刘其军仍坚持己见。刘其军说，打不打这场官司，他和家人意见不一，“一怕报复，二怕打不赢，三怕花了钱，误了工。”

　　他说，自己不打牌不打麻将，闲时只下下棋看看书，很多农民不懂政策，也不关心法律，把时间花在了牌桌上。

　　他认为，百姓的队伍里，“整个横浦乡，甚至整个临湘市，也就算我强一点。”他说，中国进入了法治社会，他都跟他们讲，要走法律途径。

　　最近为接受采访，刘其军特意花了12元钱染出了一头黑发。谈起自己那身与农民身份并不相宜的打扮，刘其军说，头发要天天洗，穿衣要有讲究，“要有尊严，不能随随便便”。

(责编：庞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