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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周永康后中国还有三大战役

2014-08-07 10:42:04|来源:参考消息网|字号:

  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经近乎盖棺定论,只是实操中步步为营罢了。以反腐败为抓手、以周永康为重心,新一届政府打了一场大仗,就像复刻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查办石油系如同打下锦州,剩下的都是瓮中捉鳖;此后对四川官场的彻查、政法系统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战四平、围猎长春。

  但是,辽沈战役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后续怎么办,下一步在哪里?

  第一大战役:四中全会与法治社会

  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主题已经提前确定:依法治国。对此,需要为习大大和本届政府的“超前动作”点赞。一般而言,一中二中定人事,三中搞经济,四中抓党建和落实,这次四中全会抓法治,可谓特例。

  首先,原本以为依法治国这样的议题会在下一届任期、至少是下一年才会大动作,但是让人看到了本届政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以庸俗的政治观来看,目前还处于打老虎、拍苍蝇的进行时,还处于王岐山所说的“治标”阶段,是运动反腐。这时候强调依法治国,有些人难免会以为这是一种“收官”的信号。但是,想一想,徐才厚案还未定夺,新一批的巡视组还在地方扎根,应该不是反腐运动的终结,更可能是把制度建设和治标运动同步进行——倘如此,幸甚。

  其次,现在主流的反腐运动究其实是治党、治军之策,但是,中国社会的腐败根深蒂固、范围极广,需要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群众反腐的结合。法由人而定,法依人而行,谈何容易!比如,严法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出现了不作为、但求无过的“看官”,等等,挑战众多。

  近期,众多国企内部的腐败被查办,不少外企也因行贿、垄断等诉诸司法,吴英案、唐慧案等民间民粹对司法的干涉也屡见不鲜……这些不同层面的变相违法案例,只靠中央决心,断然无法解决,严肃法纪、公开透明还是根本所在。但是,中国并不缺法律条文,而是执行不力,有法不依。这种情况下,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心,恐怕不是立法、守法,而是关注预防、执法、及违法之后的惩戒。对此,还需要很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也应该是此次四中全会的着力点。

  综合看,反腐运动与法治,仍然可以视作是辽沈战役。

  第二大战役:高效市场经济与优化分配

  首先,要完善高效公平的市场经济机制,但不能掉入陷阱。比如,某知名经济学家曾经强调市场的万能性,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也分为好的市场、坏的市场。殊不知,这也是另一种思想上的混沌,好、坏本身就是道德法则,与立场有关。强人如刘汉者,自然认为官商就是对他最好的机制;得暴利如地产商者,也可以满口正义成为创业导师,认为他们的资本是应得的……

  市场优劣,第一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有很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就是它是否相对公平。比如,垄断国企自然必须改,特别是要建立董事会、经理人和监管人结合的公司治理机制,需要优化经济增加值考核,需要向社保分红,需要引入国企间竞争,逐步打开私企牌照准入等市场化举措,也需要反腐——但是,这与崽卖爷田、变相管理层收购毫不相关。在中国最牛的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招行等,管理层所持股权反倒不多。

  而且,中国的市场建设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僭越与缺位并存。比如,本周李克强总理提到的政府过多的审批有寻租嫌疑,比如,对土地出让的过多干预是裁判员参与比赛的问题;反过来,现在市场中还有很多政府该干而没有干好的,需要去补足,比如,食品药品监管、国资贱卖、地产商各种逃税避税……这种情况下的自由化只能是一切权利归资本。

  其次,市场不是万能的,必须通过制度优化财富分配。在全球30多个发达国家里,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北欧五国的贫富差距都不算大;而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法系则要大得多,几个并不发达的金砖国家反倒基尼系数很高,这都与它们的经济制度休戚相关,特别与它们的经济分配制度相关。不如,更低的资本税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而对促进经济增长几无帮助。对该问题,在欧美炙手可热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所述颇多。

  中国有太多人致富是靠着“封建资本主义”的裙带关系(比如,很多私营矿山来自低价非法获取国家资源),“野蛮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产商囤地待涨)。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平,是贫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那些最阴暗的部分。所以,需要建设现在还千疮百孔的市场,但是又不能让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能放过裙带资本、野蛮资本,但是又要鼓励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动物精神。这个战役几乎攸关所有官僚资本和野蛮资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顺利解决市场化问题、显著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要坚定不移完善市场制度,兼顾保护优秀合法企业家利益,需要和日本一样与资本一方“春斗”,需要和解……可以视为平津战役。

  第三大战役:和平崛起与生存空间

  与内政相比,关注外交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在地球村当中,中国的未来与全球的未来密不可分,中国必须要在全球寻找资源、寻找市场,直面竞争又要广泛合作——所以,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的成败也关系到国内的很多事务的成败。

  本届政府在外交方面应该说积极进取、刚中带柔,延续了中国在外交上的成熟思路并有明显推进。其中,政治上依靠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金砖四国峰会、中非峰会、上合组织四大互相交叉的不结盟合作;经济上借助77国集团、金砖银行、中欧多国货币互换、东盟10+3等关系让中国的外交基线变得非常稳健。同时,中国与欧洲多国实现了经贸上的紧密合作,在政治上与英、法、德等距离外交,与“老欧洲”的关系大体无虞;在复杂的中东关系上,中国没有过早受到诱惑卷入,堪称明智。

  如是,主要矛盾落在了南海、东海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日本、菲律宾、越南背后都是中美角力,这也是最难处理的一对矛盾。中国数年内的实力都不足以挑战美国,但是,又必须现在就直面站在门口的巨人,如何和平崛起又保障自身的生存空间,相当不易。

  这种竞争,最好的格局就是:军事上威慑但不破局,政治上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而在经济战场上暗中角力。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格局:八一建军节之前,中国举行了备受瞩目、近年来最具实战性的朱日和军事演习,低调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东风41战略导弹,威慑之意明显;政治上,在东乌克兰、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两方都相当谨慎,宁可置身事外、选取弃子战术,生怕陷入泥潭影响主战场;而在双方利益最攸关的地区,无论是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上,又互不相让……这种格局肯定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最终,战场可能在企业和经济战场展开。偏偏在经济领域,特别是企业市场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更多要靠企业自身,政府更多是顺势而为。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都在积极去IOE(去IOE是对去“IBM、Oracle、EMC”的简称,三者均为海外IT巨头),针对高通、微软等反垄断,还查办了葛兰素史克等外企腐败案。去IOE可以给华为、浪潮等IT企业一些空间,但是,在大多数领域,如专利药、操作系统和芯片等领域,中国厂商相距甚远,未必就能给国内企业带来很大的市场机会。这些主要市场说了算的领域,也不可能砸下四万亿就能起到效果。反倒是一些领域的国企更为适合,比如,中石油已经超过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石油储量第一的公司,比如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其实与国企的身份关系不大,是因为这些领域恰恰不仅仅市场说了算。

  可见,中国争夺国际生存空间的路还有很远,对国家来说风险重重又不得不为,对企业和市场来说,还有赖于中国未来的企业家和90后、00后新生代们,是一场需要高层指挥大兵团作战、但是又需求全民参与的“淮海战役”。

  正是因为有了前期反腐体现出强大力度,人们当然对本届政府有更高的期望。政治上的反腐与制度化、经济上的市场化与再分配、外交领域的发展空间与和平崛起,可以视为本届政府需要后续挑战的三大战役——抑或需要多届政府延续下去的命题。(作者为飞笛资讯首席研究员)

(责编:姚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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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分配;中国厂商;辽沈战役;四中全会;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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