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坛扫黑往事：黑哨疑云(组图)

黑哨让原本热心的球迷感到愤怒。
 

龚建平写的自白信和所收受的贿赂。
 

　　黑哨疑云

　　——中国足坛扫黑往事

　　今年3月13日，一场足球工作会议在天坛饭店召开，各省市体育局主抓足球的领导与足协负责人悉数参会。

　　打击“假(球)赌(球)黑(哨)”是这次会议的重中之重，而会议由体育总局而非直接负责足球工作的中国足协主抓，更说明了其重视程度。

　　“"假赌黑"这颗毒瘤一日不除，中国足球将永无宁日。”会上有消息传出，包括公安、银行、工商、财务、电信、邮政等十二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将一起针对“假赌黑”所能涉及的每个环节一一分析，进而拿出一个全面打击的方案。

　　不过，球迷之间对这次12部门联合扫黑的前景却并不乐观，网上调查显示，认为中国足球能够根除“假赌黑”的人所占比例还不足2%，但选择了“根本不可能”的人却超过了80%。

　　这或许是因为，在八年前，曾有一次规模更大、舆论更关注的扫黑行动。这一风暴的推动，使得司法第一次介入足球界。然而这一切却以轰轰烈烈开局，“突然死亡”告终。

　　中国足球，也由此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最佳契机。

　　风起羊城

　　“我们只是无助的风中之烛，注定要熄灭在这黑暗之中。我们发自内心的抗争和努力显得那么苍白和渺小，我们原本认为那么崇高的足球事业竟是如此这般……既然如此这般，吉利只有将精力放在企业发展上，放在振兴民族工业上。御外必先强内，我们先从自身做起。”

　　2001年12月11日，吉利集团总经理桂生悦正按部就班地念着一份长达七页的发言稿，题目是《致全国球迷公开信》。这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吉利集团要在会上宣布，仅仅冠名了一个赛季的广州吉利队将退出中国足坛。

　　当时，桂生悦并没有注意到，当他念到这一段的时候，坐在旁边的董事长李书福突然做了一个长长的深呼吸。

　　轮到李书福发言了。他一开始也是照着发言稿念，但临到结束时，情绪突然激动起来，抛开稿子说了起来：“在我眼中，原来以为足球只不过是个踢来踢去的球那么简单，但介入不久就让我大吃一惊，一场球100万、200万地行贿！”

　　台上台下，惊诧的人们开始交头接耳，而李书福恍若不觉地继续说着，他当场承认自己曾给过一个中间人一笔钱，让他去买通裁判。“我对我说的话负责，我甚至可以当污点证人。”

　　后来，李书福向很多记者坦承，本来他是不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什么的，只打算按稿子念就成了。可是后来越说越生气，心里的火一压再压却也按捺不住，就发起了“连珠炮”。

　　这是中国足坛第一次有人站出来承认向裁判行贿，并直接指控背后的黑幕。

　　这一幕的发生，必须要说到一场比赛。9月29日，联赛倒数第二轮。上海中远队对阵广州吉利。这是一场关键的比赛，如果上海中远队取胜，就可以提前一轮晋级甲A，而广州吉利只要战平，就能够继续保持冲A的可能性，否则将彻底无望。

　　足协早就宣布，为防止不正常的情况出现，将聘请外籍裁判执法。而在比赛的前一天，上海一家报纸却登出了将由北京籍裁判张建军执法的消息。

　　看到报纸，桂生悦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假的”。

　　没料到，这“假的”最后却变成了真的。临近赛前，消息确定，外籍裁判因为航班的问题来不了了，只能改为中国裁判执哨。站在场上的，正是张建军。

　　比赛临近结束，双方战成2：2。吉利队队员在场上缓慢地倒着脚，等待终场哨声。客场对强队，还能打成平局，这已经是他们很满意的结果了。

　　转折就发生在第90分钟，中远队外援马克接队友横传，进球，3：2。吉利队队员认为马克当时处在越位位置，应判进球无效。场上队员纷纷走下赛场，以罢赛相抗议。在等待了9分钟后，主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中远提前一轮冲A成功。

　　“今天是国际足联的公平竞赛日，可是我没有看到公平。”赛后，吉利队主教练周穗安说。他认为，主裁判至少漏判了上海中远队的两次严重犯规，其中至少应该包括一个点球。

　　据吉利后来的说法，这场比赛对吉利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并最终成为引发反黑风暴的原动力。

　　“甲B五鼠”

　　事实上，吉利队的突然发作早有预兆。2001年，走到职业化联赛的第八个年头。全国球迷和舆论界对假球黑哨的愤怒早已隐雷震震。

　　源起于1994年的足球职业化改革，让参加职业联赛的俱乐部所有权都变成了企业。各俱乐部老板每年花费数千万元巨款在球队上，自然希望得到回报，而收入是和球队战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面对升降级的时候，甲A、甲B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关注度和广告、门票收入却相差千里。而甲B一旦降入乙级，更是几乎完全丢掉了市场价值。

　　哪个俱乐部老总也不愿意自己的投资白白打了水漂。除了招收强手历练球队，也有人开始通过重重罅隙寻找黑色机会。能够直接决定比赛胜负的球员和裁判，便成了被“敌方”惦记的对象。

　　联赛伊始，赛程设置和监督机制并不完善，多有漏洞可钻。因而每当碰到关键赛事，往往怪事频出——名列前茅的强队经常被保组心切的弱队以大比分横扫，积分垫底“输不起”的球队时常能获得一个雪中送炭的点球，平时生龙活虎的球员有时会像梦游一样在赛场上不停出现低级失误……这些让人一望即穿的怪现象，逐渐给国内职业联赛背上了“假球”的恶名。

　　几乎是从职业化的第二年开始，足协每一年都会在联赛开幕前向俱乐部三令五申，要求杜绝假球黑哨，同时也每年不断完善比赛章程，力图堵住漏洞。但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有效监督的缺位，使得假球黑哨逐渐成为职业联赛的一个痼疾。

　　失望的球迷，把甲A和甲B称为“假A”“假B”。足球类报纸上，公然刊登着“某某队有几成可能性会放水”的猜测。人们愤怒，却又舍不得割舍，边骂边看，边看边骂。

　　积累着的矛盾，总有一天会集中爆发的。

　　2001年的赛制变化，给这个潜伏着的火药桶加上了一根引线。

　　年初，根据“一切服从、服务于世界杯”的方针，中国足协定下了当年甲A只升不降，次年不升不降的赛制调整方案。对众多甲B球队来说，这个方案意味着如果在2001赛季不能冲上甲A，就要等到2003年才能再有机会了。

　　直到联赛最后一轮，除上海中远队提前晋级甲A之外，另一个晋级名额却一直难以产生。同积39分的成都五牛队和长春亚泰队、积38分的江苏舜天队都有可能升A。涉及这三支队伍的两场比赛——江苏舜天对成都五牛、浙江绿城对长春亚泰，成为焦点中的焦点。

　　两场关键比赛中，江苏舜天和成都五牛两支球队都有冲A希望，肯定会背水一战。相比之下，已经无望升级的浙江绿城对长春亚泰的比赛更受瞩目。还要交待的一个背景是，浙江绿城是在2001年刚刚被绿城集团收购的球队，大多数队员都来自吉林敖东队。已经有媒体预测，老乡的情分足以使绿城队做出“放水”的行为。

　　在整个赛季中，有球队买通裁判或对方球员制造假球的猜测不时传出，而在9月29日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中，成都五牛对四川绵阳的比赛竟踢出了11：2的结果，创下中国甲级联赛的比分和净胜球纪录，引起全国媒体和球迷同声叫假。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协特意下令让最后一轮所有比赛同时开场，并邀请了外籍裁判执法。

　　赛前，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特意打通了浙江绿城队老总宋卫平的电话：“今天下午，绿城对亚泰的比赛可不要让球哦。”

　　宋卫平的回答给陈培德吃了定心丸：“亚泰已经提前托人来请求我们让球了，我们没答应。”宋卫平说，他特别提醒了球员，输球可以，不能输人。

　　可到了下午，还是乱套了。

　　下午三点整，六场比赛同时开始。比赛的前75分钟，一切看起来还都是正常的。上半场的最后一分钟，江苏舜天首开记录，1：0。下半场的第一分钟，长春亚泰攻入一球，0：1。

　　比赛最后的15分钟里，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成都五牛和长春亚泰两支球队仿佛一下子具备了超越时空的心灵感应，交替进球，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16时31分，江苏舜天进球，2：0；

　　16时33分，成都五牛进球，1：2；

　　16时34分，五牛再进一球，2：2；

　　16时38分，长春亚泰第二次进球，2：0；

　　16时47分，长春亚泰3：0；

　　16时49分，成都五牛反超比分，3：2；

　　16时50分，长春亚泰4：0；

　　16时51分，成都五牛与江苏舜天的比赛结束，最终比分4：2；

　　16时53分，长春亚泰5：0；

　　16时55分，长春亚泰6：0。

　　玄妙中的玄妙出现在16时38分。当时，长春亚泰攻入第二个进球，浙江绿城队队员认为对方进攻时手球在先，应判无效。宋卫平紧握双拳冲进赛场向裁判投诉，未果后，绿城队全体在他的带领下立即罢赛，6分钟后才继续比赛。

　　本是同一时间开赛的两场比赛，因为绿城队的罢赛延长了补时时间。杭州赛区因此推迟了结束时间。

　　正是在这推迟的6分钟里，长春亚泰“凑巧”连进了两个球，凭借总积分相同，净胜球领先一球的微弱优势，成为当年甲B的第二只升班马。

　　杭州黄龙体育场愤怒了，球迷迟迟不愿离去。全场激愤地高喊：“假球，假球！”

　　同样又惊又怒的陈培德立即拨通了宋卫平的手机，愤怒地质问：“这是怎么搞的，你们这不是假球又是什么？！”耳机里传来的声音却让陈培德吓了一跳，宋卫平对着电话哇哇大哭：“我真没想到，让我的球员给出卖了。”

　　赛后，宋卫平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开除五名“消极不作为”的球员。当着众多媒体的面，宋卫平冲这几名球员大发雷霆：“你们什么都能卖，为什么不去卖爹卖娘？”

　　即便如此，宋卫平依旧摆脱不开媒体和球迷对他的重重猜疑。毕竟，长春亚泰得以升级，完全是凭借最后6分钟的两个进球，而出现这延时的6分钟，“导演”正是宋卫平。

　　在这场比赛的第二天，10月7日，中国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战胜阿曼队，提前两轮获得世界杯出线权。这是几辈子中国球迷一直没有实现的梦想。在无边无际的幸福感之下，前一日甲B假球的阴影被冲淡了许多。

　　事过不久，中国足协也做出了史上最严厉的处罚。10月16日，中国足协针对甲B最后两轮的不正常比分，取消长春亚泰队升A的资格，同时取消9月29日成都五牛、四川绵阳、江苏舜天、浙江绿城和长春亚泰队参赛球员的2002年注册资格，主教练停止工作一年，并将四川绵阳降入乙级。这五支球队，事后被称为“甲B五鼠”。

　　“乱世须用重典，矫枉难免过正。”“杀无赦、斩立决。”在公布处罚结果时，时任足协副主席阎世铎铿锵有力的表态为足协赢得了不少印象分，不少球迷也由此熄了火气。

　　很多俱乐部却对处罚结果并不满意。受罚最重的四川绵阳队转天就表示要和足协对簿公堂讨还公道，一些受罚球员也纷纷表示将以个人身份诉诸法律。

　　 宋李联手

　　12月15日，浙江黄龙体育场，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正在接受中央台《新闻调查》栏目的采访。

　　这位后来被誉为“反黑局长”的人戟指着镜头怒斥：“我通过电视摄像机的镜头，我已经看到昨天听到、看到媒体见面会上对黑哨的揭露的裁判们，他们现在正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他们明年还敢吗？他们正在惶惶不可终日。”

　　陈培德提到的新闻发布会，是宋卫平和李书福第一次联手。

　　李书福怒斥黑哨的讲话，成了极具爆炸性的体育新闻。当天晚上，正在看电视的陈培德接到了宋卫平的电话：“李书福的消息，您看到了吗？”

　　在电话中，宋卫平透露，自己已经向李书福和桂生悦发出邀请，让他们到杭州来，绿城和吉利两家俱乐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联手揭露黑哨。

　　12月14日下午2时，杭州，浙江世贸中心二楼会议室内，高悬着“2001年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的横幅。宋卫平和李书福、桂生悦三人并排坐在了主席台上。

　　这是一场差点流产的发布会。在宋卫平邀请李和桂到杭州开发布会的时候，曾劝说李书福主要以吉利的名义召开：“你们已经退出了，关系不大，我们绿城还要玩呢，不方便。”获得李书福同意后，宋卫平布置工作人员以“吉利退出足坛——浙江媒体见面会”的形式给几十家媒体发了邀请函。

　　14日上午11时，发布会临近。宋卫平在赶往会场的路上接到李书福的电话，后者提出得改发布会的名字。“吉利退出足坛的消息已经宣布过了。”李书福说，“这事是你邀请发起的，不能光是我们一家说。”于是，发布会就改成了“2001年浙江足球媒体见面会”。

　　改名字只是个形式，其实李书福的提议另有意图。按照之前的安排，宋卫平坐台下，李书福、桂生悦和主持人坐台上，但是改了名字之后，宋卫平就必须坐主席台，也必须开口讲话了。

　　这三位在台下“斗智斗勇”的当事人，却在发布会现场超级默契地连连抛出猛料。宋卫平坦承自己一个赛季送出过几十万元，桂生悦则曝出了送黑钱的方式和过程——有的时候，俱乐部会在比赛前接到电话，来电者声称自己是代表哪个裁判的，或者说可以帮忙把裁判搞定。这些人往往都是“圈内人”，拐弯抹角地和俱乐部工作人员认识。钱给到中间人的手里，给完钱以后也没有收据。也有的时候，俱乐部会为了一些关键场次主动寻求途径找裁判“沟通”。极个别的情况下，也有裁判或对方球员直接来要钱。

　　“很多场球的结局是事先设定好的，也包括绿城主场赢的几场球。”宋卫平说，“看到几万名球迷在那里欢呼雀跃，真的有一种犯罪的感觉，我们在欺骗球迷。”宋、李、桂三人都表示，自己手里还有更多关于黑哨的证据，会在适当时机大白于天下。

　　自1994年开展职业联赛以来，关于“假球”“黑哨”的质疑不下十次，不过，从来没有哪个俱乐部老总主动站出来坦白自己送过钱。

　　也许这将成为根除足坛黑幕的最佳契机？台上三人的发言，感动了台下的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方益波。当晚，方益波写成了一份3000字的内参，连夜发往总社。

　　就是这份内参，使得方益波和他的同事杨明，以一种特殊的状态，深深地介入到了这场足球反黑斗争。

　　 忏悔信

　　12月29日，杨明到了杭州，他承担着与同事方益波一起为黑哨一事写内参的任务，将逐一和关键当事人见面。

　　在到达杭州的前一天，杨明和方益波刚刚采访了足协“掌门人”阎世铎。阎世铎显然为采访做了精心的准备，他基本是照着笔记本，念出了足协对裁判的种种管理措施——提前一天通知裁判，裁判到达时由当地足协派人接，到驻地后必须关掉手机，掐断饭店电话，严禁裁判和俱乐部接触。通常，会同时派两个主裁判去当地，在比赛开始前现场启封密封的名单，宣布当日主裁。“可以说，有些做法是违反人权的。”阎世铎说。

　　阎世铎同时回应了宋卫平等几人对足协“不作为”的指责。他表示，足协苦于“协会”的身份，只能进行行业管理，想制裁也没有证据。希望杨明和方益波凭借写内参的便利条件，帮忙从俱乐部手里弄到些证据和线索。

　　也就是说，当两个记者回到杭州时，身份已经悄然变得多元。

　　第一站，宋卫平。

　　宋卫平向两人介绍，自己已经给好几个收受过黑钱的裁判打过电话，希望他们一是把收下的钱退回来，二是写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匿名，也可以不用手写。而宋的相应承诺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退钱的裁判的名字告诉别人。

　　宋卫平透露，已经有一个裁判主动交来了钱和忏悔信，存放在浙江省体育局。

　　第二站，陈培德。

　　在陈培德的办公室，杨明和方益波看到了打好封条的四万块钱，以及一封电脑打印的忏悔信——

　　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接受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就目前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加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行为，深深的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现在写的这份材料，我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1、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2、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的支持。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全国的裁判们，都会受到震撼，会接受教训。我也呼吁全国的足球裁判都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另外，陈培德还向两人透露，帮助绿城做裁判工作的中间人原本在浙江省体育局工作。陈已经劝告这个人写出一份书面的揭发材料。

　　真相，似乎在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迅速浮出水面。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场风暴有了个顺利的开头。没想到的是，在近两年的调查周期中，这封匿名的忏悔信成了惟一有迹可查的证据。

　　黑名单

　　事情发展到这里，有些明眼人已经看出了蹊跷。

　　虽然“反黑风暴”早已超出了一般体育新闻的关注度，成了备受瞩目的话题，但是，在一片红火的局面下，却只有媒体的空前热情、球迷们的密切关注，和几个缘起人的不断爆料。足协，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是缄默的；司法，人们关注会不会介入黑哨调查，却迟迟不见动静。

　　最早说出丧气话的是李书福：“只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向多位记者流露出悔意，后悔当初不应该一时怒起，即兴“开炮”：“吉利已经不想涉入中国足坛了，现在却走不了了。”

　　2002年1月1日，“反黑风暴”已经变成了跨年大戏。几十名记者留在杭州，期待着能有最新的消息。

　　当天，陈培德先后找了宋卫平和李书福，希望他们能拿出更多向裁判送钱的证据，推动司法对黑哨事件的介入。

　　宋卫平回答说时机不到，李书福更是直白地问陈培德：“材料交了，我不也得去坐牢吗？我坐牢了，我企业的职工怎么办？”

　　李书福的反问，是当时最大的难题。俱乐部向裁判送钱，没有任何物证。如果只凭俱乐部出具一份证明，说明曾向哪些裁判送过钱，只要对方坚决否认，不但无法构成裁判的受贿罪，反而坐实了揭黑者的行贿行为。

　　两位身经多年商战的俱乐部老总当然不会那么傻。

　　陈培德反复劝说李书福，让他先把材料准备好，或者马上交，或者等待司法介入后就交。李书福想了想，同意了。

　　陈培德拨通了方益波的手机，告诉他最新的进展。话筒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方益波和杨明正与宋卫平在一起，他们也把宋的工作做通了，要陈和李快过去和他们会合。

　　这已经是元旦的后半夜。介入反黑核心的几个人达成了一致。两个俱乐部老总交出的，会是一份什么样的证据，它的杀伤力会有多大呢？

　　1月5日，足协副主席阎世铎飞到杭州，了解反黑的新进程。一到杭州，阎世铎就把自己“藏”了起来，谢绝一切采访。只是在最后，开了一个只有短短十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会上，阎世铎说：“这次收获非常大，比预想的还要大。”说毕，他和陈培德紧紧地握了一下手。

　　人们都在猜测，阎世铎究竟在杭州拿到了什么证据？第二天的媒体上，种种猜测版本不一而足。而陈培德和阎世铎这两位体育官员在“反黑风暴”后第一次握手，也被媒体放大了象征意义。

　　第二天，杨明拿到了这份证据。把证据交到他手上的，正是绿城队负责给裁判送钱的中间人方信忠。“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杨明这样回忆方给他留下的印象。

　　全部的“证据”，只是一张盖着绿城俱乐部公章的打印纸，写着8名裁判的名字，以及给他们送钱的日期、金额和场次。此前，杨明已经得到了吉利提供的名单，涉及4名裁判。这样，将两家俱乐部交出的涉嫌“黑哨”名单累计迭加，涉嫌“黑哨”的裁判总共达到了9人。

　　名单共有三份，一份掌握在足协手里，一份交给了新华社，还有一份交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

　　球迷和媒体纷纷发出了呼吁，希望尽快启动司法程序，介入“黑哨事件”。很多人认为，有了这份名单，那些“黑哨”受到司法制裁，将不是障碍。

司法难入

　　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李书福和宋卫平显然还保留了更多的内幕。一张薄薄的白纸，几个裁判的名字，几个中间人的单方面证词，十分单薄。

　　也不能再强求更多了。尽管宋李二人都铿锵地放话说“什么都不怕，该坐牢就坐牢，该枪毙就枪毙”，但是，无论换了谁，也都会留几分余地。

　　在交出名单的那天，十多名法学专家在杭州开了一个研讨会。如果说，来自媒体和俱乐部的“揭黑”是充满激情的，那么，法学界的讨论，更多则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商榷司法如何介入。

　　但是，讨论结果并不让人感到乐观——中国足协的性质模糊。如果足协是“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机构，对裁判的处理就能适用《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受贿罪。但是，足协只是一个社会团体，没有国家行政权力。足球运动算不算公共事务？裁判执哨比赛算不算从事“公务行为”？这些疑惑，都给司法介入带来了困难。另外，在《刑法》中，涉及受贿的罪名有两项，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裁判显然不是公司企业人员，但是，如果说这些吹职业联赛的人是国家工作人员，似乎也不太对劲。

　　显然，面对刚刚职业化不久的中国足球，法律出现了空白区。

　　媒体一再催促足协把证据移交给司法机关，但迟迟得不到回音。足球圈里有人议论，足协的角色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从种种蛛丝马迹判断，收取黑钱俨然成了联赛中广泛存在的潜规则，涉及到的决不只是一两个裁判和一两家俱乐部。如果足协移交证据，万一导致整个职业足球体系的崩盘，这一责任是他们万万承担不起的。

　　杨明不信这个邪。他自己跑到了北京市检察院，想以举报人的身份交这份材料。结果，举报中心仔细看了他交来的东西，并不接收。“这些在法律层面上只能作为线索，根本不能称之为证据。”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他，“另外，如果裁判不算国家工作人员，这事就根本不归检察院管。”

　　宋李两人也不打算把名单主动交到司法机关。他们给出了一模一样的解释：如果名单公布，舆论的焦点就会聚集在几个裁判身上，但是，这几个裁判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事情，僵在了原地。

　　迷离难行

　　1月28日，上海中远队一纸诉状，把辽宁《球报》告上了法庭。中远队表示，《球报》的不实报道损害了中远队的名誉权，要求登报道歉，并赔偿20万元损失费。

　　这场官司的缘起，是一个突然冒出头来的“中间人”。

　　这个名叫简擎的人找到宋卫平，声称他曾受上海中远队的委托，给绿城队的球员夏青送过5万块钱。另外，他还知道中远向一名北京籍裁判行贿30万元，手里握有当时的汇票复印件。

　　和简擎聊完，宋卫平觉得这个人的话里有很多疑点。比如，在他声称收买夏青的那场比赛中，夏青赛前就已经受伤，为何要收买一个铁定不能上场的人？再比如，夏青多次表示要和这个“中间人”当面对质，但总是被拒绝。因此，宋卫平向媒体建议先不要披露这个消息。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宋卫平那样谨慎。不少正发愁事件毫无进展的媒体如获至宝，《球报》就是其中一家。

　　而后，简擎的说法不断受到质疑。他提供的汇票复印件疑点重重。不仅填写方式与通常的汇票不符，在北京工商部门，更是压根儿找不到汇票上所提到的那个公司的名字，账号也是假的。

　　综合种种，只能得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简擎只是个想出风头的骗子。

　　上海中远队不干了。他们选择了将《球报》告上法庭。事实上，如果中远选择其他任何一家曾根据简擎的口径发稿的媒体，都是一告一个准。

　　4月2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要求《球报》在头版刊登道歉声明，但驳回了中远队要求经济损失的索赔要求。

　　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从中远队递交诉状的那天起，所有法学专家都表示，中远队的胜算非常大。

　　这一事件无疑是对裁判一方无声的支持。几名被媒体指责涉嫌吹黑哨的裁判纷纷向媒体或宋卫平、李书福发来律师函。如果他们以诽谤罪或侵害名誉权的理由告上法庭，同样胜算很高。

　　有媒体不甘心，找来甲B最后几场问题赛事的录像，和足坛专家、球员、资深记者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看。最终，也得到了令人泄气的结论——尽管比赛结果离奇，过程充满争议，但是，根据比赛录像根本无法确认哪一幕是假球，哪一幕是黑哨。

　　足球场上从来就不缺少巧合和奇迹。这本是足球运动最大的魅力之一，现在却成了取证的难题。例如，上海中远对广州吉利这场比赛中，根据录像中几个摄像机的不同角度，有的显示马克处在越位位置，有的则显示这个进球是个有效好球。再比如，尽管长春亚泰最后六分钟连进两球，最终以一个净胜球险胜的结果如同一篇神话，但是从比赛过程上，只能认定为有争议，却不可能明确地找出什么问题来。

　　此前被认为是“黑哨”的判罚，仔细推敲之下也被证明立不住脚。裁判本就具有一定的执法尺度。那些“黑哨”行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有争议的判罚，并没有明显超出裁判的执法界限。话说回来，一些国际顶级赛事还都会出现有争议的判罚情况，何况水平不高的国内联赛呢？裁判们完全可以用“个人能力不足”来解释这些争议判罚。

　　1月23日，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足协副主席南勇的一番表态让在座不少记者都吃了一惊。南勇说，只要主动认错、退钱并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这无疑和人们的心理预期大相径庭。

　　无奈的是，这番看似荒谬的表态，却几乎是足协能够做的惟一抉择。

　　春节过后，中国国家队就要开始集训。这支44年来第一次冲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寄寓了亿万球迷多年的期望。再过两个月，联赛也要开幕。“黑哨”一事迟迟未决，将影响联赛的赛程。

　　坊间更有消息传出，称国际足联接到了中亚一支国家队的申请。这支球队以“反黑风暴”为由头，指责中国足球太脏太乱，中国国家队出线也有黑幕，并要求代替中国队参加2002年世界杯。而国际足联并未对这一申请当即否决。

　　这个无处核实的消息越传越广。曾经热情于足坛扫黑的人们开始暗地里互相提醒：“万一中国队被取消了世界杯参赛资格，你我可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大罪人。”

　　人们的关注度也不会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几个月迟迟不见消息，反黑舆论渐淡，媒体上不再长篇累牍，司法部门依然不见动静，宋卫平飞往澳大利亚“处理公务”，李书福、桂生悦也在南方忙生意……

　　反黑，从一开始的一锅沸水，逐渐变成了寡淡无味的凉白开。这一切，还有翻身的机会吗？

不是收场的收场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反黑突然得到了进展。

　　在1月初的浙江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陈培德与另外41位代表一起提交了“司法介入足坛打假扫黑”的议案。全国“两会”期间，这份议案略经修改，又由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交到了提案组。同时，占旭刚的教练陈继来也以人大代表身份提交了议案，要求司法介入足坛扫黑打假。

　　3月14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专程通报了事情的进展——2月25日，最高检下发了通知，要求依法处理足球“黑哨”。通知上第一次明确确认，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依法逮捕，提起公诉。

　　这一通知，可以被视为最高检针对黑哨出台的司法解释。司法介入扫黑，由此不再存在技术障碍。

　　当司法真的介入后，人们才发现，整个扫黑斗争给司法留下的惟一突破口，仅有那四万块钱和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的主人很快浮出水面——北京籍裁判、首都体育学院教师龚建平。

　　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被羁押，同年4月17日被批捕。经审理，龚建平被确认有9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2003年，终审裁决，龚建平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同时，足协也做出了惩罚规定，对6家被认定有行贿行为的俱乐部进行罚款，禁止替俱乐部送钱的6人从事足球活动。

　　这是不是太重了？陈培德为此专门询问了律师，得到的回答是：“企业人员受贿37万元，按照《刑法》，10年已经是最短期限。”随后，在央视的采访中，陈培德动容地说了一句话：“龚建平绝不该是第一个，更不该是惟一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问题裁判。”

　　没料到，陈培德一语成谶。在龚建平案审结后，迟迟不见第二个“黑哨”被揪出。

　　过了很长时间，陈培德侧面了解到，有一份相关的调查材料被转到了足协，其中涉及17名裁判。足协对他们进行了内部处理，有的罚款，有的停赛。其中有四个人死不承认，被处以终生禁哨。

　　如果没有一年后的旧事重提，一个10年徒刑、17个足协内部处理，几乎可以算是这场历时两年，一度轰轰烈烈的足球打假扫黑的最终结局。

　　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在服刑期间意外病逝，年仅44岁。这使得这场风暴彻底成为一场悲剧。

　　人们直观地认为，龚建平的突然病逝，与他的心情郁结大有关系。他不是足坛中最黑的“黑哨”，更是当时鼓励裁判自发承认错误时惟一一个站出来反省自己的人，但是，他最终也是惟一一个锒铛入狱的人。

　　在龚建平入狱后，足球圈内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龚建平的忏悔信是宋卫平劝说他写的。宋卫平许诺不说出他，他就同意了。而绿城的中间人方信忠也曾经说过，龚建平收下四万元的那场比赛吹得一点问题都没有。赛后，方信忠把钱给龚建平，龚一再表示不要，是方硬塞给他的。一直拒收这四万块钱，是龚建平敢于站出来退钱的底气所在。

　　球迷们自发地赶到追悼会现场，不少人失声痛哭。这一幕，与一年前龚建平被抓时人们拍手称快的场面大相径庭。

　　在杨明看来，与那些或有或无，难以核实的猜测相比，人们对龚建平的遭遇感到不公，才是纷纷由怒斥转为祭奠的关键所在。“如果我是裁判，会不会收钱？我嘴上说不会，但心里却没把握。”杨明坦率地说，“我可能拒绝几次，几十次，但是如果大家都收，俱乐部死塞，圈子里谁都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事情，不随波逐流还可能丢了饭碗……我想我不会一直拒绝。”

　　从扫黑斗争轰轰烈烈的开场而起，人们怀着对“黑哨”和足坛腐败的痛恨投身其中，但当这一斗争化解成各个组成部分，甚至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时，人们却发现，原本明确的对手竟然变得模糊不清。以牛刀之力处罚少数几个涉嫌裁判，而大环境依然故我。这一结局，显然是背离初衷的。

　　磕磕绊绊中，职业联赛又开始了。在龚建平身陷囹圄的那一年，联赛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中超。不过，摆脱了“假A”谐音的中超却依然没有摆脱假球的困扰。

　　2004年，北京国安与大连万达先后因不满裁判判罚而扬言退出足坛，随后组织七家俱乐部联合发起“革命”，表示要自行建立监督机制，从足协手里接下联赛的监督权。中国足协由此做出了次年暂停中超升降级的决定。

　　利益的减少能否真的带来赛制的清洁？在这个问题依然待解之时，中超比赛锐减的吸引力已经让广告商打起了退堂鼓。球场上球迷急剧减少，最少时数万人的体育场仅有两人观战。再加上没有了升降级的悬念，2005年中超开赛以来，旧赞助商退出，迟迟没有接盘者。曾一度投资云集的职业联赛出现了无冠名的“裸奔”尴尬。

　　2006年，中超终于找到了一家网络电话公司IPBox作为赞助商，也重新恢复了升降级制度。但是，国家队糟糕的表现和每况愈下的联赛水平，让忠于中超联赛的球迷越来越少。

　　回首职业联赛中最火热的1995年，球迷彻夜排队买票，球赛场场爆满。而12年过后，球场冷冷清清，球迷不见踪影。中国足球，因何在尴尬中走完了这一个轮回？

　　去年11月，央视宣布全面“封杀”中超，当央视体育频道总监江和平说出“中国职业足球踢得臭，但我们不能跟着随波逐流”的话时，竟赢得了球迷的一片喝彩声。

　　而今，恢复在央视转播的中超已经开场了，相关部门又要加大力度治理“假赌黑”了。这次，比起2001年那次未竟的扫黑，会有所区别吗？
 

(责编：庞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