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海外追逃如何消除“痛点”

导读：近期海外追逃追赃的成功案例，案犯几乎都涉及合同诈骗、金融诈骗及传销等犯罪行为。为何普通经济犯罪嫌犯频频落网，同样被公众深恶痛绝的外逃贪官却鲜有到案？我国亟需大力推动国际反腐合作，让外逃贪官失去避罪港。

昨天是猎狐2014专项行动投案自首的最后期限。10月10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14年12月1日前自动投案，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外逃嫌犯自首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猎狐行动已经斩获颇丰。据报道，近期我国公安机关从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57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300多名。除抓捕外，截止到11月中旬，还有126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猎狐行动取得的战果令人鼓舞，但公众的期许不止于此。近日有媒体发声，“云南前书记高严仍未归案”。这种声音既是对海外追逃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恰恰点到了目前追逃工作的“痛点”。高严曾任吉林省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等职务，在任时转移藏匿大量赃款，于2002年出逃澳大利亚。

遍览近期媒体报道的海外追逃追赃的成功案例，案犯几乎都涉及合同诈骗、金融诈骗及传销等犯罪行为，涉及受贿、贪污等职务犯罪的外逃贪官则难得一见。为何普通经济犯罪嫌犯频频落网，同样被公众深恶痛绝的外逃贪官却鲜有到案？

外逃贪官和外逃诈骗犯虽然都涉及经济问题，但两类人群的犯罪过程和外逃模式却大不相同，这也直接导致追逃难度的大不相同。近日，我国警方成功从海外抓捕了涉案金额达5亿元的网络传销头目卢某。卢某长期在境外策划和组织非法网络传销活动，由于案情清晰，今年7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不久卢某就在某太平洋岛国落网。类似卢某这样的普通经济犯罪分子，往往利令智昏，在不择手段作案谋财的同时，会留下大量物证、人证等明显痕迹。公安机关掌握了确凿证据，可以顺利得到国际刑警组织的协助，此时嫌犯即使跑到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也同样难逃法网。

然而，与诈骗犯不同，外逃贪官通常是更为狡猾和神通广大的“狐狸”。贪官外逃之前，往往经过长期准备、周密计划。首先，他们通过贪污、受贿、权力寻租等方法大肆敛财，同时，将配偶和孩子送到国外，并利用这些亲属向海外转移资产。最后，一旦觉得贪足贪饱或终至东窗事发，贪官们立刻脚底抹油，到海外阖家团圆去了。这些贪官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很少会留下明显的证据，他们还会利用买卖房产、证券、开设公司等各种方式，让“黑钱”洗白，变成自己的“合法”财富。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贪官外逃排名前三的藏匿地。这些西方国家能成为中国贪官的最爱，原因复杂。其中，有司法体系差异、双方没有签订引渡条约等法律实体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西方国家存在政治偏见的问题。现实中存在的法律、政治障碍，以及外逃贪官的长期准备、低调潜伏，这些不利因素都让有关追逃工作成为公众心中的“痛点”。

如何消除“痛点”，让贪官得到应有的惩罚？我国亟需大力推动国际反腐合作，让外逃贪官失去避罪港。在追逃遇到困难时，应针对每一个案件，制定针对性的对策，能抓捕的抓捕，能查封资产的查封资产。对于那些隐藏较深一时难以归案的外逃者，也要加强舆论战、心理战，让他们终日生活在噩梦中，直到被迫投案或被缉拿归案。　本报评论员 樊大彧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