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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辦慈善組織去行政化轉型提速 倒逼體制破冰【2】
民間公募基金倒逼體制破冰，非公募基金踴躍參與第三次分配
當官辦慈善組織開始醞釀變革，以壹基金為代表的民間公募基金已經先行一步，走在了創新前沿。壹基金最早是由李連杰發起成立的國際性公益組織，但在落戶中國內地時遭遇了身份難題。
李連杰曾與中國紅十字總會合作，成立了“中國紅十字會李連杰壹基金計劃”，成為挂靠在中國紅十字會下面進行公募的專項基金，沒有自己的獨立賬戶和公章。幾經輾轉，上海李連杰壹基金公益基金會以私募基金會的形式注冊成立。李連杰曾在一次電視訪談節目中自嘲：“壹基金這孩子雖然還健健康康的，但它沒有身份証，沒上學。”
2010年底，正在實行社會組織新政的深圳市民政部門向壹基金伸出了橄欖枝。2011年1月，四處碰壁的壹基金絕處逢生，在深圳以公募基金登記。
談記者最新了解，作為地方性公募基金會，壹基金目前的公募行為還隻能在登記的地域內進行，但接受捐贈可以跨地域。將來運作壯大后，如有需要，也可以從地方登記的基金會改為全國登記。壹基金成功破冰，中國有了第一個民間的公募基金會，被視為中國慈善事業重大體制轉型的積極信號。
中國目前已有的公募基金會絕大多數由政府各部門創辦，民間慈善團體多挂靠到官方主導的公募基金會來開展公募運作。例如，在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紅基會)官方網站上記者看到，挂靠紅基會的公益項目就達到幾十項，包括崔永元公益基金、長江公益基金、嫣然天使基金等，多數都是個人或者企業發起。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短短幾年，異軍突起的國內非公募基金會數量已經超過公募基金會，為中國企業及企業家實現個人公益理想、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搭建了新平台。半月談記者專題調研中，受訪的不少企業家已不再僅僅通過官辦慈善機構捐贈善款，而開始建立自己的非公募基金會，從被動、臨時、以突發事件為主的捐助走向主動、長期、獨立且有系統的捐助。
“中國首善”、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捐款累計超過50億。2011年5月，曹德旺家族捐出35.49億元等值股票，成立了河仁慈善基金會，開了中國捐贈股權設立非公募慈善基金的先河，為更多企業家和富人股捐趟出新路。河仁自身並不執行項目，國內慈善機構均可向其申請項目資助，符合條件的簽訂合同獲得資助款項，並無條件接受河仁的全程監管，個人不得侵佔、私分、挪用。
不同於傳統的公募基金，非公募基金可以獨立自主確定基金會的使命和願景，確定公益項目和善款資助方向。記者注意到，河仁主要把救災、濟貧、助學等作為資助方向，此外，平素修煉佛家心慈悲懷的曹德旺父子還捐巨資，在普陀山、九華山等地興建萬佛塔，鼓勵宗教人士積德行善。
南都公益基金會是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會，其原始基金1億元人民幣來源於上海南都集團有限公司。該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說：“我覺得最滿意的還不是具體的成功項目，而是南都基金會理事會良好的治理結構。”
徐永光認為，秘書處和理事會的關系是治理結構當中最核心、也最難處的一種關系。他任秘書長期間，曾去溫州談好了在當地建一所旨在改善農民工子女成長環境的新公民學校，理事會多次派工作人員考察后提出不同意見，然后理事長又帶人到溫州談判。直到大半年后，理事會才表決通過，形成了一個完美的實施方案。徐永光說：“如果沒有南都公益基金會這樣一種治理結構，沒有理事會這樣反復打磨，就不會有這樣的完美結果。”
在華民慈善基金會理事長盧德之看來，非公募基金會作為民間組織，在了解具體的社會問題和受助群體需求方面比政府更具優勢，可以直接瞄准政府公共服務的薄弱點發力，更加快捷、直接地作用於受助群體。
記者調研中了解到，非公募基金多由企業、企業家投資設立，在組織管理上往往引入很多商業操作經驗，凸顯公益創新能力。深圳桃源居基金會借助企業開發地產的成熟經驗，幫助完善桃源居社區自身造血機制，促使這個現代服務型社區被聯合國有關機構評為全球理想人居社區。
首次將公益創業投資理念引進中國內地的是新公益伙伴(NPP)。2006年11月，新公益伙伴在香港成立，在運行一年多之后，NPP在境內成功注冊為NPP公益創投基金，被稱為中國內地第一家具有公益創投概念的公益組織。
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也將創業投資理念引進公益領域。友成基金會理事長兼秘書長王平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說，現有的非公募基金會多委托專業的理財公司打理，友成則是國內首個注冊成立自己資產管理公司的非公募基金會。王平說，友成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有非常嚴格的管理流程，在機制上保障受托管理基金資產的安全、可控和保值增值。資產投資必須經理事會批准，理事會下還設有專門把關的風險控制委員會。
友成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湯敏說，以往人們認為基金會公益創投不可以追求經濟回報，隻能以社會價值體現投資意義，但現在，利潤與社會影響力共存的投資回報模式正受到更多人認可。
記者調研發現，除了企業基金，媒體基金“長袖善舞”，正成為推動公益慈善事業的一大生力軍。媒體和公益慈善機構聯合開展公益活動，已經屢見不鮮。在此基礎上，不少媒體發揮自身優勢，整合企業、讀者和各種社會資源，成立專項公益慈善基金，如京華天使基金、百度基金、南都公益基金會、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等。
去年，深圳報業集團等多家媒體單位發起成立了深圳市關愛行動公益基金會。關愛基金會很多個案救助是通過這樣的程序完成的：媒體對需要救助的對象進行報道——市民反響熱烈並要求捐助——關愛基金會籌款——基金會對救助對象進行幫扶——媒體跟蹤報道善款流向和幫扶效果。
就在去年，我國非公募基金會數量首次超過了公募基金會。針對此，許多受訪慈善人士向半月談記者表示，如果將管理登記權限都放在中央和省級民政部門，工作量實在太大。一旦下放權限給地方，非公募基金會能更快捷更方便地登記，可以解放更多的愛心生產力。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今年初在全國民政會議上稱，“將下放非公募基金會的審批權”。7月13日，在全國民政工作年中分析會(在深圳召開)上，李立國向全國各省份民政廳局長強調，“繼續下放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權限”。半月談記者從現場獲悉，“江西、廣東等省下放了非公募基金會登記管理權限”。
李立國還在別的場合透露，對公募基金會，將來仍然是嚴格審查、合理布局、宏觀調控，這是各國通例﹔但對成立非公募基金會，對其發起人、理事中近親人數、命名、每年公益支出的資金數量以及辦理程序等，政策都會比較寬鬆。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認為，這將有利於改革開放以來先富起來的個人和企業，通過設立非公募基金會的形式，讓企業財富流向公益慈善領域，進入社會財富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於中國社會建設。
草根公益組織：盼來免挂靠，有了孵化器
比起官辦慈善機構和基金會，近年來各種草根公益組織更如雨后春筍，數量激增。它們天生具有平民性，為普通人尤其是大學生投身公益慈善所優選。這些以往通常被列為非政府組織(NGO)、非營利組織(NPO)的草根社會組織，現在統一有了個法定的稱呼：民辦非企業單位。半月談記者注意到，首屆慈展會獲得參展資格的538家參展單位中，民辦非企業單位共263家，基金會103家，企業135家。慈展會主會場面積最大的6號館，成了草根公益慈善組織盡展風流的天下。
民間助學組織燈塔計劃執行理事甘寧告訴半月談記者，燈塔計劃先后組織3000多人次下鄉義教，大部分義工是來自高校有公益情懷的大學生。參與這種公益活動，給這些心態開放但生活閱歷扁平甚至有些自閉的新生代青年人，打開了一扇大門。正如一位有識之士所言，從這裡可以更便捷地沉到社會的底層和平民的日常，在城市的邊緣、在大山的深處、在遼闊的鄉野，發現原來還有另一方收獲成熟的沃土和撞擊靈魂的課堂。
然而，長期以來，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雙重登記管理體制，大大制約了民間草根公益組織的發育和公益青年群體的壯大。社會組織登記需要找到主管單位挂靠，而很多有資格充當主管單位的機構嫌麻煩或害怕擔責任而拒之，導致一些社會組織長時間內屬於沒有名分的“黑孩子”，或寄人籬下難以長大。
據統計，目前，我國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的數量，大大低於發達國家。
令人驚喜的是，今年以來，情況正在向著好的態勢加速度轉變。
南京市民政局從今年8月起，選擇兩三個區縣開展試點，對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這三類組織開展直接登記注冊。凡開辦資金為20萬元以下(不含固定資產)的民辦非企業單位均由區(縣)民政局負責登記。
在擁有上千家公益慈善組織的深圳，該市民政局局長杜鵬表示，今年將直接登記的范圍擴大到公益慈善、社會福利、社會服務、文娛、科技、體育和生態環境等8類社會組織，同時再梳理轉移政府公共服務事項74項。
走在探索前沿地帶的廣東，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已突破3萬家，數量位居全國前列。半月談記者從廣東省民政廳獲悉，中共廣東省委、省政府最近出台《關於進一步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的方案》，將公益慈善組織納入重點培育、優先發展之列，除法律法規規定需要前置審批的以外，實行直接登記﹔還允許公益慈善類社會團體使用“字號”，破除壟斷化。
“我們將不再是黑戶了。”從事8年支教助學的義工李振才和友人最近正向民政部門申請籌建廣州市啟明關愛促進會，而無需再找業務主管單位挂靠。李振才感慨道：“這個規定讓我們已等待了8年。”
據李立國部長公布的最新數據，目前已有19個省份開展或試行了社會組織直接登記。不難看出，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已從部分地方試點漸向全國范圍鋪開。
民辦非企業類社會組織輕裝上陣無挂靠后，其運行機制等也發生新變。廣州市荔盟社會服務聯合會今年1月在廣州市民政局直接注冊登記，半月談記者看到其章程有52條規定，對於組織機構和負責人產生和罷免、資產管理和使用原則、法律責任等，規定尤為嚴密，條目也最多。降生才半歲多的荔盟，已密集推出了牽手麻風病康復老人夜游珠江、募捐6萬元幫扶被硫酸毀容少女等一系列善舉。
免去主管單位挂靠，頭上少了一個婆婆之后，是否都一放就靈？在公益領域，草根組織普遍弱小，不缺乏愛心，但缺乏職業化的能力建設，在草創期尤其需要悉心護理，否則，發育不良極易夭折。因此，少了婆婆后，還少不了有個“奶媽”。
半月談記者在首屆慈展會上發現了十幾個這樣應運而生的“奶媽”。它們是專司培育社會公益慈善組織的支持性組織，承擔了孵化器功能。它們大多發軔於南方城市，如杭州恩眾公益事業發展中心、南京新興社會組織培育促進中心、上海青年家園民間組織服務中心、成都公益組織服務園、安徽益和公益服務中心等。它們為初創期的中小型社區民間公益組織提供辦公場地、設備等共享設施，提供政策咨詢、小額資助、渠道拓展、項目對接、財務托管等全方位服務。
上海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在2006年首創公益孵化器概念，通過恩派系列機構，該模式在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南京等地成功克隆。恩派服務對象就是中小型草根公益組織，核心服務理念是提升其能力。同樣在上海，零點青年公益創業發展中心專注於扶持培育今日公益先鋒、未來社團領袖，項目官員李雅蘭將該組織願景描述為“推動中國青年高社會化發展的第一公益品牌”。
扶持草根公益組織發育的民間舉動，日益獲得官方支持，形成良性互動。廣東省建立了社會組織孵育基地，設立扶持專項基金，並在多個領域由政府購買服務。
有了孵化器，大大降低中小公益慈善組織的創辦風險，迅速提高其成活率和成功率。據半月談記者了解，於去年啟動的瀛公益基金會已在試點城市建立市區兩級社會組織服務園，在49個城市建立了志願者幫扶網絡。
同樣於去年啟動的太原市社區社會組織公益孵化器，首批已經有太原方舟社區自閉症兒童康復中心、太原市社區家庭危機干預中心等7個項目入住孵化。(《半月談內部版》2012年第8期，記者 周清印 吳俊 賴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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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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