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國務院行政審批改革表態力度前所未有【2】

　僅僅用削減審批項目的方式去釋放改革的善意恐怕已經不夠了

　　不久前，廣東省發改委主任李春洪在談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時無奈坦承：“我調查了6個項目，按程序來走，把所有的審批程序走完，需要310天。”中國人民大學比較行政法研究所所長楊建順也曾經進行過一次立法調研，發現企業辦一個事情最多需要蓋125個章，而實際情況往往“比這還嚴重”。

　　事實上，從中央政府層面一級觀察，行政審批改革10年間，並不乏“重拳”出現。2004年7月1日，《行政許可法》實施，而其最大的用意在於“收權”——相比於過去的許可泛濫，如今能新設許可的隻有全國人大、國務院、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

　　鮮為人知的是，這種一刀切式的可以適用於所有政府審批事項的《行政許可法》，在世界上並無先例。“我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已經嚴重影響到市場機制的形成，我們沒有時間去等待一個市場經濟自發形成的秩序。”周漢華曾經這樣對媒體解釋立法初衷。

　　現實卻並不樂觀。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應鬆年撰文指出：有關行政審批的概念五花八門，變相設定行政審批的現象較為嚴重。一些部門和地區利用“紅頭文件”、規章等，以登記、備案、年檢、監制、認定、審定以及准銷証、准運証等形式，變相設置審批事項。

　　荒唐事也時有發生。2008年，河南漯河市裴城鎮政府要求農戶在辦理“砍伐証”、“准運証”后才能收割玉米，且每畝玉米繳費500元，否則將“給予嚴重處罰直至追究刑事責任”。不久前，甘肅省質監局則剛剛叫停“暫行”14個月的《甘肅省生產加工食品小作坊加工許可管理暫行辦法》，根據該辦法，加工油條、賣饅頭都需要辦行政許可証。

　　多年來，國家工商總局個體私營經濟監管司的副處長張道陽親歷了若干次行政審批改革。

　　他發現，行政審批與計劃經濟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在一些圈子裡，他至今還能聽到“炒指標這樣的事情”。他還發現，由於審批權在地方的各個部門之間常常互有交叉，因此部門摩擦並不鮮見，“有利益搶著上，沒利益躲著走”。

　　“各級政府機構已經習慣於將審批作為日常行政方式。”張道陽說，“這個時候，一刀刀地切豆腐，一點點退，僅僅用削減審批項目的方式去釋放改革的善意恐怕已經不夠了。”

　　審批制度改革的關鍵就是要真正轉變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靠審批是審批不出合格市場主體的”

　　事實上，在這個熱翻天的時政新聞裡，最令這個一線改革者感到眼前一亮的內容是：2012年8月2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廣東省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試。不僅如此。對於中央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設定的審批，如果覺得不合理，廣東也有權突破甚至取消。

　　今年兩會期間，廣東省委領導曾特地拜會國家工商總局。之后不久，國家工商總局就出台了一個以支持地方經濟改革創新為主要內容的文件。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內容，是支持廣東在特定區域開展商事登記制度改革試點。

　　在今年2月，張道陽去廣東出差，特意到佛山順德走訪。順德正是廣東省行政審批體制改革的試點，有媒體報道，這次改革裡，順德大約有548項需要取消和調整的審批報到省委省政府，其中涉及到包括前置審批在內的商事登記審批多達155項，而改革帶來的結果是“登記企業的數量增長了60%。”

　　張道陽還發現，改革過后，市場監管局的執法力量分配在辦公室搞審批的少了，去各個監管風險點巡查的多了。

　　他想起，在國務院進行第四批行政審批項目的取消和調整時，自己曾拿到一份地級市法制辦梳理的市區兩級部門行政審批項目目錄。

　　張道陽覺得，這個目錄像一張大網，把整個經濟社會活動一下子給預先框住了，“怎麼走都沒辦法快走”。

　　“經濟社會活動當然需要規制。”他強調道，“問題在於，是側重預先的、普遍性的審查，還是側重事后的、有針對性的監管，或者說是要一個明網，還是應該織一張隱形的網。”

　　“如果我們更集中力量去做事后糾正，再把違法記錄完整公示，令違法者擔心自己的商業信譽，是不是就有可能找回市場經濟的公序良俗？”張道陽覺得，一種以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市場機制為目的的現代政府治理理念必須匹配“重監管、輕審批”的行政模式。

　　與之相反，那種“重審批、輕監管”的行政審批模式勢必令政府有“伸手”的沖動，成為試圖在微觀經濟領域配置資源的權力主體。

　　在他看來，審批制度改革的關鍵就是要真正轉變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靠審批是審批不出合格市場主體的”。

　　“我們不能頭上沒了辮子，但心裡留著辮子。”他笑著說。(記者 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