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公車頑疾需要曝光 更要懲治

　　中共十八大后，公款吃喝和公車私用成為社會監督“三公腐敗”的兩個主要指向。從剛過完的蛇年春節看，公款吃喝在節日期間有了明顯收斂。因為公款吃喝的主兒大都害怕成為被槍打的出頭鳥。

　　時勢比人強，公車私用當然也有所收斂，但不怕公車私用被曝光的主兒顯然比擔心公款吃喝被曝光的人要多。畢竟公車私用的目標比公款吃喝要小，就算運氣不好被網上曝光，狡辯的余地也比公款吃喝要大許多。這一判斷有人民日報的報道為証。

　　春節長假一結束，人民日報就刊發了部分地區春節長假期間軍車及警務用車出入風景名勝的報道，圖文並茂、形象生動。事實上，我們可以相信，春節期間乃至於長假結束以來的這一周，公車私用的數量和頻次恐怕遠遠超過人民日報對於軍車和警務用車圖文並茂的報道。

　　新華社亦發文痛斥缺乏有效監督導致公車私用泛濫的現象，呼吁最大限度地減少公車保有量。

　　應該說，治理公車私用這類“亞腐敗”，最大限度“做減法”無疑是治本之策。但治本之策需要的前提手段，如預算明細公開、預算執行監督和預算使用追責等，一時還尚不具備。故而，“做減法”難以稀釋當下的民憤滔滔。既然尋求治本之策目前困難太多，那麼治標的辦法又有多少呢？

　　童真無邪。前不久北京有個叫欒鬆巍的六年級小學生公開建議給公車單獨挂紅色牌照，便於民眾辨認和監督。這個辦法花錢不多還簡便易行，連許多成年人都在微博上為此叫好。我們認為，循著挂紅牌的思路再往前走一步，那就干脆在所有公車的車頭、車尾、車身兩側顯眼處，直接噴上“公車”字樣可能更好。至少它可以避免吉林大學教授邴正先生所擔心的一輛公車配多副車牌，公務時挂“領導牌照”，私用時換成普通牌照的情形發生。

　　可這遠不是治標辦法中的“狠招”。必須與“挂紅牌”和“噴字”同步配套使用的還應包括嚴厲的懲罰機制。假如隻停留於前者而在懲罰環節下不得狠手，那麼，公車私用者的“事后狡辯”無疑會使前者的威懾效果大打折扣。就此現象，我們不妨從兩個例子說起：

　　第一個例子是1月9日那天，廣州市蘿崗工商分局一官員公車私用被市民舉報，該分局除對其內部通報批評外，僅讓當事人補交了119元油錢。第二個例子，蛇年正月初一（2月10日），廣州市南海區四名執法人員公車私用被網民曝光，盡管網上譴責聲一片，當事人卻隻被停職檢查了事。人們完全可以設想，假如兩起個案皆對當事官員施以降級懲罰外加大額罰款這樣的嚴厲懲處，且各地皆照此辦理，公車私用這樣的“亞腐敗”至少可大為收斂。

　　小到監督公車，大到監督政府，我們需要改革的理想主義激情迸發，更需要秉持現實主義立場，從眼下能改動的細節起步，並盡量使每項具體的監督做到“上下搭配”和互相配套。若把“挂紅牌”、“噴字”以及諸如網絡視頻曝光視為監督的底層手段，那麼事后嚴懲無疑是現階段最管用的上層措施。

　　眼下，補齊上層監管措施的缺位，急需強化一系列黨紀、政紀處罰條款，加大懲罰力度。這一步能不能邁出去，將是公車頑疾能否治愈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