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重啟改革是唯一出路

　　■ 過去三十多年來“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取得了巨大進展，概括來說就是一句話：“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起來了。

　　■ 中國經濟長期問題的症結在於增長模式過於粗放。近年來，一遇到增長減速，就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政策把速度拉起來﹔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努力促進技術進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上，而是放在如何增大由投資、消費、淨出口等“三駕馬車”組成的需求總量上。而且算來算去，擴張需求總量最后總是主要落腳在增加投資上。

　　■ 事情很清楚，想要推進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一個決定性的條件就是通過改革，消除轉型的體制性障礙，建立起能夠鼓勵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

　　■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7月在武漢的講話中，提出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調查研究的六大問題。我覺得，我們可以從這些問題中大體看到三中全會改革總體設計的基本框架。這六條不但有新意，而且抓住了要害，切中了時弊。

　　■ 隻有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民主化、法治化的進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才有可能實現，舍此絕無他途。如果離開了這項最根本性的原則，我國的經濟發展就會重復過去的老路，繼續通過大量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最后隻能是在盲目擴張和剎車調整之間打轉，最后以引發系統性危機告終。

　　我們正處在一個很重要的關頭，我們要重新啟動“大改革”。這個改革所涉及的目標，比起上世紀90年代更大、更高。這會涉及過去30多年來的改革，它取得了什麼成就？它存在什麼問題？現在為什麼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樣全面深化改革？

　　我主要講兩個方面：第一，迄今為止的改革進展和我們面對的問題﹔第二，必須重啟和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要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盡一切努力，實現全會所制定的改革總體規劃。

　　具體涉及兩個問題：一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或者說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這是“九五”計劃提出來的，現在已經是“十二五”過半了，背后面臨的問題到現在基本沒有解決，而且有一些情況還變得越來越嚴重了。二是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社會體制的改革。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遲遲沒有成功，原因是存在體制性的障礙。這個體制性障礙從“十一五”到現在沒有太大的改觀，在某些方面還有退步。所以，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要消除體制性的障礙。消除的辦法是什麼？辦法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迄今為止的改革進展

　　我們改革的初期，是“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這個時候經濟社會整個體系瀕臨崩潰的邊緣。所以，全國上下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一定要“變”。接下來就是三十多年來“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有目共睹，我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進展。

　　改革進展概括來說就是一句話：“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起來了。

　　這三十多年來的改革，在我國原有的命令經濟（command economy）的一統天下之外，打開了一個缺口，生長出了一個新的體制——“市場經濟體制”，開辟了市場經濟的新天地，而且這個新天地逐漸地擴大。在我們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中表現為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進步，這就是李克強總理講的“改革是最大的紅利”。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大改變，就是整個國民經濟效率的提升。

　　早期經濟學根據19世紀經濟發展的實際數據認為，決定產出總量的是兩個因素，一個是資本，一個是勞動。在不存在新增勞動力的條件下，決定人均產出增長的隻剩下資本增加，即投資。據此，長期流行的“哈德羅-多馬增長模型”認為，投資決定增長，投資率越高，增長率就越高。

　　但是，1956年美國經濟學家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根據20世紀美國經濟的實際情況提出質疑。他指出，決定增長的除了勞動力的增加和資本的增加以外，還有一個勞動和資本所不能解釋的余量A，即所謂“索洛余量”。索洛把這個余量定義為“技術進步”。他的“技術進步”概念很寬泛，不僅指狹義的生產技術，任何方法改進、效率提高都可以叫做技術進步。現在我們經常用到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即各種生產要素的綜合效率，就是這個“索洛余量A”。

　　其實早在“九五”計劃制定以前，許多人早已達成共識，中國經濟問題的症結在於經濟增長方式（或稱經濟發展方式）過於“粗放”，隻有實現從“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到“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才能解決我們的長期增長問題。那麼，什麼叫“粗放增長”？什麼又叫“集約增長”？它們正是用索洛改寫的生產函數來加以界定的：主要依靠投資增加，即資源投入支撐的增長叫做“粗放增長”，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支撐的增長則稱之為“集約增長”，中國從“九五”期間（1996-2000年）以來一直提倡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核心和實質就是一句話：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

　　改革開放以前，在經濟增長中，效率提高的貢獻幾乎等於零。但是改革開放以后，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特別是1990年代后期，因為改革的大步前進，中國的經濟效率有了相當幅度的提高。

　　原因在於：第一，長久被僵化體制所壓抑的創業精神和創新才能獲得解放，成千上萬的企業投身到發展的洪流中，使經濟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第二，經濟結構的改變也提高了效率。由於打破了過去城鄉隔絕的工業化模式，兩億多低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轉到了城市非農產業，大量低效利用的土地也轉為城市用地，這些都使效率有了提高。第三，開放也帶來了效率的提高。在中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差距很大的條件下，通過開放國門，引進國外的設備和技術，中國的技術水平很快就提高到了接近於發達國家的水平。

　　在大規模投資和效率提高的支持下，我國的GDP平均年增9.6%，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國。社會方面也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30年來世界貧困人口的減少基本發生在中國，這是聯合國所承認的。

　　改革停頓造成的問題

　　上面講到改革取得的進展，但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存在另一方面的性質：命令經濟舊體制的遺產仍然嚴重存在。這是一種“過渡性的體制”，這個過渡性是既有原來體制的因素，又有未來體制的因素。新舊兩種因素的消長，決定了整個經濟的發展軌跡。

　　講改革開放的紅利，這絕不是說我們沒有問題了，我們的問題還有很多，而且有一些問題還非常的嚴重。

　　改革初期設定的目標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是由於我們的歷史傳統是一個命令經濟、統治經濟的一統天下，所以我們建立起來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政府的作用更強大。

　　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連續兩個季度減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流行的看法是，因為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的需求總量不足。中國的消費本來就比較弱，主要依靠出口需求和投資需求來支持增長。再加上西方國家進口乏力，中國出口需求銳減，所以經濟減速。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必須設法增加需求，以便保持增長速度不要低於政府設定的“底線”。

　　我很擔心，這種分析由於用錯了進行分析的理論框架，隨之得出的結論也就會出現偏差。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就流行這種用“三駕馬車”的需求強度決定增長速度的分析框架，來預測今后的發展趨勢和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這種分析問題的方法，顯然是從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而來。

　　國內外對於凱恩斯主義都有強烈的質疑的聲音，有些經濟學家全盤否定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

　　我的看法比較折中。我認為，凱恩斯主義的某些政策在處理短期問題時還是可用的。正像凱恩斯自己說過的那樣，他的理論和政策建議針對的是短期問題，而不是長期問題。

　　現在出現的問題是，在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時，我們的一些政府部門、經濟學家和傳媒習慣性地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通過“三駕馬車”的狀況來預測中國未來發展。在政策取向上，則偏愛用擴張需求的辦法，去解決長期增長的問題。

　　政府改革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全面深化改革將為短期內穩增長創造體制空間，為調結構、轉方式、提高經濟質量和效益創造制度條件，由此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全面深化改革與過去講的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不一樣的。所謂全面深化改革是“五位一體”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五位一體的改革。

　　從全面深化改革的整體性、統籌性、復雜性和深刻性來看，建議盡快設立由中共中央或國務院主要領導擔任組長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是在改革的關鍵時期能否攻堅克難的重要舉措。

　　今年8月中旬，美國《華爾街日報》載文稱，包括日本、美國和歐洲在內的發達經濟體，今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首次超過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此文一出，有專家經過進一步測算后指出，即便考慮歐洲經濟二季度恢復增長，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會低於60%，但是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已是不爭事實，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作為最大的新興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3年上半年的7.6%，雖然中國經濟增速第三季度回升到7.8%，但穩增長的壓力仍然很大，面臨產能過剩、地方債務、影子銀行、房地產泡沫等諸多挑戰，正處於必須依靠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才能持續健康發展的階段，必須通過深化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短期內穩增長、中長期轉型升級注入新的動力。

　　中國改革正處於深水區和攻堅期，面臨難啃的硬骨頭。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演講時強調：“中國要前進，就要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一直強調改革是最大紅利。即將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全面深化改革，總的是要統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的改革。在此背景下，我以“全面深化改革是增強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為題，與大家交流對下一步改革的幾點思考。

　　改革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所依靠的一些動力，如勞動力、原材料、能源、土地等資源廉價供應的成本發展優勢，已經不復存在。曾為中國經濟增長重要動力的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風光不再。今年上半年，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隻有0.9%，僅僅拉動GDP上漲0.1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增長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能否形成經濟增長新的動力，關鍵靠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隻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破除制約經濟轉型升級的體制瓶頸，獲得新的增長動力。中國先易后難的漸進式改革，雖為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體制制度條件，但一些重要領域改革的滯后，使經濟轉型升級面臨許多體制制度障礙。因此，必須全面深化改革，為短期內穩增長創造體制空間，為調結構、轉方式、提高經濟質量和效益創造制度條件。由此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改革創新、科技創新替代資源消耗拉動經濟增長﹔以制度創新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同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全面深化改革跟過去講的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不一樣的。所謂全面深化改革是“五位一體”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五位一體的改革。

　　第二，隻有改革才能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面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收入差距擴大等挑戰。隻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隻有深化改革，建設法治社會，才能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隻有深化改革，更好地回應人民期待，凝聚改革共識，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政府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

　　政府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是現階段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政府職能轉變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前提。中共十八大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資料，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誰來保証呢？企業無法保証，隻有政府才能保証。中國為什麼產能過剩，而且是大量的過剩？地方政府為什麼出現債務危機？這都與政府理念、定位和目標導向分不開。

(責編：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