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曾提出要以出文集的形式為周揚平反

(原標題：1983：周揚受批判之后)

胡耀邦提出，可以用出文集的形式為周揚恢復名譽，而且要快，趕在他生前

顧驤記得，1983年的深秋特別冷。

三年前，顧驤從中國文聯調到中宣部，但正式任命一直沒有下來。賦閑的他成了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忘年交，實際上承擔著周揚秘書的工作，幫他起草文件、文章等。

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開始。

隨著周揚受到批判，顧驤也坐上了冷板凳。不過，他仍然需要每天去西單附近的辦公室點卯。

中午午休的時候，他總是從辦公室出來，過一條馬路，走上十來分鐘，到已退居二線、時任中宣部顧問的周揚的家裡去看他。

平素裡愛聊天的周揚，這一段時間判若兩人，非常沉默。“我能感覺到，周揚整個身心都在受摧殘，十分痛苦。”顧驤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讓顧驤和周揚同病相憐的，就是1983年3月周揚在紀念馬克思去世10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所作的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的著名報告。

還是要談一談“異化”

1983年2月，春節剛過，在北京過節的顧驤接到了周揚從天津打來的電話。幾乎在同一時間接到電話的，還有在北京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在上海的大百科全書上海分社負責人王元化。

1983年是馬克思去世100周年，中共中央決定召開紀念大會，由胡耀邦作報告。同時，再召開一個學術討論會，推舉理論權威周揚作主題報告。

“中宣部原本要找人幫周揚寫發言稿，但周揚不同意，自己挑選了我們三人。其實，按照過去的做法，周揚完全可以讓秘書代筆，寫一篇應景的文章。但他是真心想總結這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所走過的路，看看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顧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寫作班子住進天津迎賓館，開始了全封閉的寫作。四人共同商定了發言稿的結構，分為“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學說”“要重視認識論問題”“馬克思主義與文化批判”和“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四個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重點。

顧驤記得，80年代初，針對“人道主義”是否違背馬克思主義，剛剛恢復元氣的學術界和理論界展開了多次討論。1980年9月，周揚曾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之約，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思想解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提出，過去把人道主義一概當作修正主義批判，這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是包含著人道主義的。

這一次，周揚打算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這樣一個更為正式的場合，再次談一談這個問題。“周揚過去也批人道主義，也做過一些錯誤的事情。他相當於在反思自己，做自我解剖，成為先驅者。”顧驤說。

期間，王若水因家事臨時趕回北京，寫發言稿的任務就落在了顧驤和王元化身上。顧驤負責一、四部分，王元化負責二、三部分。

寫稿前，顧驤特意提醒周揚：“喬木同志對人道主義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周揚不以為然：“有不同意見還是可以討論的嘛！”

顧驤以周揚在中央黨校的發言稿為基礎，寫就了第四部分，交給周揚。周揚看完稿子后鄭重提出，還是要談一談“異化”。

顧驤對“異化”這個名詞並不陌生。1959年，他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必看書目。在1956年出版的該書中譯本中，他第一次接觸到了“異化”這個詞。

“異化這個詞很難解釋。王若水有一個解釋，通俗易懂，就是‘蠶吐絲’。絲是自己吐的，變成蠶蛹包住了自己，這就是異化。在發展過程中，自己把自己變成了對立面。”顧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周揚在中央黨校的那次演講中也提出，要通過改革，克服各個領域的“異化”現象，實現人的物質和精神的全面解放。但這一次，他十分謹慎。他告訴顧驤，自己前一晚翻來覆去沒有睡好，一直在猶豫，是否要提“異化”。顧驤有點奇怪，在他看來，異化問題雖然很前沿，但終究是一個學術問題，何需這麼瞻前顧后呢？

不過顧驤也有自己的擔心，怕自己對此沒有專門的研究，寫作時會“露怯”。他找來厚厚一沓資料，每天惡補，最后又將王若水請來斟酌、修改。這一章的題目也改為了“人道主義和異化”。

修改了近一個月之后，在大會前一天，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最終定稿，在《人民日報》的印刷廠排印出來。

批判從“人道主義”轉向“異化”

1983年3月7日，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學術討論會在中央黨校大禮堂召開。周揚請一名廣播電台的播音員代讀了這份報告。報告在最后談道：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當不害怕承認現實。承認有異化，才能克服異化。自然，社會主義的異化，同資本主義的異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們也是完全能夠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來克服異化的。異化的根源並不在社會主義制度，而在我們的體制上和其他方面的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異化。現在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將進行的整黨，就是為了克服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異化。

報告讀完后，全場掌聲雷動。

當天下午，周揚告訴顧驤，報告將會在《人民日報》全文刊發，他已經將清樣呈送了胡耀邦，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和主管文藝的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三人審看。

意外的是，會議第二天，胡喬木下令，休會兩天。

3月10日，胡喬木來到周揚家中，討論這篇報告。據在場的王若水回憶，胡喬木自始至終沒有正面批評周揚，只是說講話在有些問題上還不夠完整、不夠清楚。

12日，會議繼續。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等單位的四名學者先后發言，對周揚的報告提出了不同意見。

顧驤聽周揚說，會議期間，胡耀邦的批示下來了。他圈閱了這份報告，沒有做其他批示。胡喬木和賀敬之都沒有圈閱或批示。

16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全文刊發了周揚的這篇講稿。之前，王若水曾和總編輯秦川商量，既然上頭沒有明確要求修改，就可以尊重周揚的原意，因此決定，原文刊發。

事態就此急轉直下。

20日，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中宣部關於人民日報擅自全文發表周揚同志長篇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

據顧驤回憶，處理意見有三個要點：第一，《人民日報》應該刊發對於人道主義的其他看法，不應隻發表周揚的講稿﹔第二，將王若水調離《人民日報》﹔第三，周揚不聽胡喬木的意見，不對文章進行修改，在重大問題上“不負責、不嚴肅”，應“有所認識，表示正確的態度”。

之前，對於周揚報告的不同意見都集中在“人道主義”方面。從4月開始，焦點逐漸轉向“異化論”。

原先，胡喬木等人對“異化論”理論不熟悉，在查資料的過程中，一個名字浮現了出來：德熱拉斯。德熱拉斯是南斯拉夫共產黨元老級人物，曾被視為“修正主義分子”。他在《新階級》一書中首先提出了“異化”的概念，稱“共產主義革命是以消滅階級為號召，最后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

直到這時，顧驤才了解周揚那個晚上為何輾轉反側。“他一定知道德熱拉斯，知道如果異化論和德熱拉斯聯系起來，這個事情就麻煩了。”

4月之后，對周揚報告的批判升級了。

10月，十二屆二中全會根據十二大的部署，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后來又加上了“不搞精神污染”的決定。很快，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推向全國。

在二中全會的小組討論上，周揚做了口頭的自我批評，但此事並沒有結束。胡喬木提議，讓周揚接受新華社記者的專訪，做一個表態。

11月6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專訪，題為：周揚同志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擁護整黨決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決策，就發表論述“異化”和“人道主義”文章的錯誤作自我批評。

文章引述周揚的話說：“我在當時那種鄭重場合，以那種潦草的形式來提出問題，就不夠虛心謹慎了。特別是在一些負責理論宣傳工作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見之后，還固執己見，這就更加不妥。現在冷靜地看，文章本身確有缺點。”

但私下裡，他對顧驤坦承，他是違心在作檢討。他說，他一生被打倒過三次。第一次被誤會反魯迅，第二次在文革十年間被毛澤東多次公開批評，第三次就是這次。而且，每一次都是被自己景仰的人所誤會，所打倒。

1984年1月3日，胡喬木在10個月前周揚作學術報告的同一地點——中央黨校禮堂，作了題為《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報告，也由播音員代讀。

報告提出：“在這個問題上的帶有根本性質的錯誤觀點，不僅會引起思想理論的混亂，而且會產生消極的政治后果。”

《人民日報》在1月27日頭版刊登了此文。之后還發行了單行本，供黨員學習。

文章收入《周揚近作》

1984年，受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曾任中共廣東省省長的習仲勛和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的邀請，周揚率20余人的作家代表團去廣東珠海、深圳參觀。之后，周揚留在廣東修養。

8月底，周揚忽然失語。他的老下屬郝懷明去廣東看他。“我說什麼他都明白，但就是不會說話。”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9月5日，周揚被送回北京，住進了北京醫院，檢查結果是腦軟化。

剛入院時，周揚每天還能坐起來，聽人讀報一刻鐘，說話也逐步恢復，還能接待探望者。顧驤常去看他，還數次碰到習仲勛的夫人齊心。

“習仲勛來醫院不方便，醫院要為了他提高保衛規格。為了不增添麻煩，他就讓夫人代表他來看望老干部，包括周揚。”顧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國慶過后，周揚病情再次加重，1985年1月，第一次病危。

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告訴顧驤，上面有為周揚恢復名譽的意思，這是胡耀邦提出來的。“事情的整個過程中，胡耀邦一直有心維護周揚的。”顧驤說。

胡耀邦提出，可以為周揚出文選，將《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收入其中。

胡耀邦將此事委托給了習仲勛，習仲勛找了自己的老部下、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早在上世紀40年代時，習仲勛擔任中共西北局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為彭德懷），實際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秦川就在西北局宣傳部任秘書長。

秦川將習仲勛的指示傳達給了蘇靈揚和剛剛卸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張光年。蘇靈揚和張光年商量后，一致決定將此事交由顧驤來辦。

1985年5月，顧驤開始了文選的籌備工作。為了能趕在周揚生前盡快出書，他決定隻收入文革后周揚新發表的文章。為此，他找到了《周揚文集》編寫組。

這個編寫組是80年代初就成立的。1980年7月，受周揚邀請，經批准，當時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的郝懷明參加了這項工作。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周揚決定先出第五卷（即文革后卷），所以在編出全部選目后，他們就從第五卷開始編起。

1981年1月，經中宣部批准，從全國文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單位抽調人員，正式成立了“周揚文集編寫組”。6、7月，第五卷篇目選定，文章也經過了周揚的審定。之后周揚有新文章發表的話，則隨時收入。

但隨著《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受到批判，文集的出版也出現了問題。該書責任編輯、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部文藝理論組組長羅君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上級要求第五卷中不得收錄。對此，周揚表示不能接受。因此，第五卷的出版被暫時擱置。

經商量，文集的出版順序調整為從第一卷出起。1984年12月，《周揚文集》第一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4300冊。

顧驤參考了《周揚文集》第五卷的篇目，經過挑選和編輯，交由文革后剛剛恢復活動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社長張僖和總編輯江曉天擔任責編。

僅僅一個月之后，1985年6月，《周揚近作》順利出版。該書按時間順序收入了周揚文革后發表的文章，《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也被收入其中，全文一字不改。

《周揚近作》的出版盡管已是火箭速度，但是還是沒有來得及。周揚的病情發展得很快，當時已進入了植物人狀態。1989年7月，他在北京去世。

《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三位起草者，王元化后來擔任了上海市宣傳部部長，清除精神污染期間，沒有受到太大影響﹔王若水被調出《人民日報》，1987年被勒令退黨﹔顧驤在中宣部坐了兩年的冷板凳后，1985年調到中國作協，擔任了創作研究部副主任，1991年離休。

“人道主義、異化這個事情，說結束也結束了，畢竟現在大家可以放開來探討這個問題。但現在的年輕人誰還了解這個事情，誰還會來參與討論這個事情？”顧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周揚文集》其他各卷，之后陸續出版。1992年，羅君策想找《周揚文集》第二卷多余的樣書，被告知，這些書都賣掉了，是作為廢紙論斤賣掉的。“當時心裡的感覺很苦。”

1994年，《周揚文集》第五卷也即最后一卷出版。

彼時，隨著鄧小平南巡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社會思潮已發生了極大變革。《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順利收入，但該書發行量隻有300冊。

周揚簡歷

建國后，周揚一直擔任文化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周揚被打倒，被稱為“十七年‘文藝黑線’的總頭目”，入秦城監獄。1975年，周揚出獄，打倒四人幫后恢復了名譽，先后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文聯主席、中宣部副部長等職。1989年去世。(記者/徐天)

(責編：肖靜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