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自創山寨聯合國總司令部 涉數百人屢查難禁【2】

　　兩個証件6000元

　　買証者承認，2013年9月，他花6000元在吳廷標那兒辦《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特別通行証》、《全世界維護世界和平聯合聯絡工作証》兩個証

　　5月26日，記者按照楊三妹身份証上的信息，在保靖縣毛溝鎮永和村找到這位64歲的老人。毛溝鎮離吳廷標所居住的花垣縣團結鎮很近，相距十多分鐘車程，且同在團結鎮趕集。

　　楊三妹寡居在家，同鎮的兒媳和她幾乎不來往。她的庭院裡堆滿廢紙板和編織袋。她靠撿垃圾維生，每個月收入百余元。按當地說法，她辦証所花的5900元，幾乎是這位老人的“棺材本”。

　　楊三妹承認自己認識吳廷標，但談及“司令部”的組織情況及辦証費用時，便緘口不語。

　　嗣后，記者聯系上楊秀春的母親。他母親一聽說是記者，便稱兒子的電話號碼已經更換，隨即挂掉電話。

　　記者走訪數位吳廷標名單上的人員，他們大多對吳廷標其人贊不絕口，但一談及“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便都守口如瓶。記者發現，辦証者多是些鄉鎮老人，且絕大部分為獨居者。

　　5月30日，記者聯系上兩名願意作証的成員。

　　吳啟學是重慶市秀山縣裡仁鄉的一名養殖場退休職工，他向記者承認，2013年9月，他花6000元在吳廷標那兒辦《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特別通行証》、《全世界維護世界和平聯合聯絡工作証》兩個証。

　　吳啟學回憶，吳廷標常去秀山縣的玉寶寺（音）拜菩薩，兩人因此認識，當時一同辦証的還有另外四名村民。裡仁鄉位於重慶東部，與湖南湘西州接壤，相距花垣縣不到兩小時車程。

　　吳大才是吳啟學的鄉鄰，他告訴記者，吳廷標向他們兜售這個証件時神神秘秘，所說不多，但強調有了這個証，“就可以走遍全中國，沒有人敢妨礙他們。”

　　吳啟學表示，他和一同辦証的五人隻交了一次性的費用，而湘西地區的組織成員還需要按月逐級向組織繳納會費。

　　記者查閱吳廷標所持賬單的翻拍照片，上面記錄著，“2013年8月份交給師傅3000元，9月交師傅2700元。”

　　特權、寶藏的蠱惑

　　如吳廷標兜售証件時所說，“走遍全中國，沒有人敢妨礙”，記者調查發現，確有很多人持維和部隊官員身份，進行各種可笑的行騙

　　張新則是另一個以身試法的例子。

　　2012年9月9日，重慶開往昆明的k167次列車停靠在遵義站時，51歲土家族男子張新上車，向列車長掏出“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大校軍官証”，稱自己正在訪問民情，要求列車長為其安排座位。乘警長聞訊趕來，二人互敬軍禮，張新被帶到餐車休息。在之后的談話中，張新因講不清楚維和部隊的工作職責，被警方識破並抓獲。

　　除了有人利用維和部隊証件尋求“特權庇護”，還有人用其來尋寶尋財富。

　　2009年7月22日，河北籍男子劉樂星與兩名同伙來到武漢市武昌區東湖路一家銀行，聲稱要存入500萬美元。銀行工作人員將其迎入貴賓區，劉出示了五張一百萬面額的“美鈔”。

　　該鈔票不僅面額巨大，尺寸也較一般美元大出許多，且為塑料材質。工作人員表示，“第一次見到這麼大面值的美鈔，需要找一台專業的儀器檢測”，穩住三人后，報警將其抓獲。

　　面對警察，劉樂星掏出自己“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先鋒官”的証件，表示手中的五百萬美元，是從別人手中購來，是“國民黨時期留在大陸的‘寶藏’”。無論警方怎麼說，劉樂星也不願意相信自己受騙。

　　更有甚者，為了這個謊言家破人亡——

　　2013年5月28日，安徽阜陽籍64歲男子馬文海因騎摩托車未佩戴頭盔被交警攔下。馬掏出“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執行官工作証”，聲稱自己正在解凍民族資產，要求公安配合自己所從事的“絕密活動”，予以放行。

　　警方將馬帶至派出所，才知道馬曾任阜南縣某鎮副鎮長職務，因忙於民族資產解凍事務被辭退，妻子怒而和其離婚。警方提醒其已身陷騙局，但馬仍自信表示，最多到2013年10月，資產解凍就能完成，屆時他就能獲得高達5000萬美元的中介費。最終，警方隻能將其解凍民族資產的偽造文件全部予以沒收，並罰款550元。

　　而49歲河南籍於某，利用“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辦事員”的身份，四處勸人投資“世界民營銀行”，斂財數萬元，后於2012年4月25日在合肥火車站行騙時因形跡可疑被民警盤查，后因“詐騙罪”被抓捕。

　　打不垮的總司令

　　警方聯系了所有能夠找到的受騙者，但他們拒絕相信余思高是騙子。警方最后隻能將他們遣送回原籍

　　吳廷標勇闖岳陽監獄，讓“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進入公眾視野，實則警方與該機構的較量已持續數年，並於2010年抓獲該機構的創始人余思高。

　　余思高是浙江農民，他向警方承認，2009年，他到遵義市，創立“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等一系列虛假機構。

　　2010年7月，遵義市警方第一次盯上余思高。在接到群眾舉報后，警方將余抓獲。

　　“余思高自封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總司令，對外自稱李德勝（毛澤東曾用名）轉世。到公安局，我給他做筆錄，他仍堅持自己是毛澤東。他還有一個玉璽，一個御枕。”6月2日，該案辦案民警楊玲秋向記者聊起余思高時，仍對余的荒誕難以忘懷，還因對不能將其繩之以法而倍感遺憾。

　　“我們明知他是詐騙，但拿他沒辦法。詐騙罪必須要有受害人，但沒有人報案。”楊玲秋說。

　　警方辦案材料顯示，其時，余思高的組織已經堪稱星火燎原，成員多達數百人，遍布雲南、重慶、廣東、北京、湖南、四川、貴州等省（市）。余思高向他們發放“中國聯合國總部先鋒官”、“執法官”、“執行官”、“公務員”等工作証。甚至案發時，每天還有絡繹不絕的信徒來到余思高的住處要求加入。

　　警方聯系了所有能夠找到的受騙者，但他們拒絕相信余思高是騙子。最為鐵杆的，是余思高的數名貼身保鏢，他們自稱是林彪、鄧穎超等人轉世，對余思高謊稱的身份堅信不疑，警方最后隻能將他們遣送回原籍。

　　最讓楊玲秋無語的是，警方將余思高帶走時，有受騙群眾將楊玲秋拉到一邊，悄悄說，“你見過聯合國的主席沒有？他就是。”

　　警方當場查獲了余思高偽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央軍事委員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主席令”、“中國聯合國總部”等印章12枚，偽造的証明文件87份。但這些証據仍然不足以讓余思高獲罪。

　　“他私刻了很多章，比如國務院的，聯合國的，我們明知是假的，但要辦案的話,要權威機構出示一個正牌的印章來進行比對。我們難道去找國務院，找聯合國嗎？”最后，警方找到遵義軍分區，在中央軍委下達的文件裡找到了一個可堪比對的印章，以“私刻公章”為由將余治安拘留十五天。

　　楊玲秋最后一次見到余思高是在2012年，匯川區的茅草鋪派出所接到報案，稱余思高又在某打字復印店打印聯合國的工作証。楊玲秋現場警告余，“如果我在轄區再發現你一次，我送你去勞動教養。”

　　此后，余思高搬到遵義市的紅花崗區居住。2013年，警方接到群眾報案再次對余思高進行調查。忠庄派出所副所長楊安強告訴記者，這一次因為証據不足，連拘留的處罰都沒有，隻能沒收其虛假印章証件。

　　行騙者還是受騙者？

　　這種“把想象等於現實”的自戀心理，被心理學家武志紅稱為“巨嬰心理”。他說我國“巨嬰遍地”的事實，正是傳銷、邪教和各種稀奇古怪組織能夠輕鬆成功的基礎

　　與遵義市警方拿余思高沒轍類似，岳陽市警方拿吳廷標也沒有辦法。

　　君山區辦案民警李細紅對吳廷標的不老實大為惱火，他告訴記者，林術祥可按期釋放，但對吳廷標，警方一定會想法延期羈押，把事情查到水落石出。

　　按刑法，個人詐騙公私財物兩千至四千元以上，已達到“數額較大”的標准，按照刑律可以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警方找不到報案人，5月28日，吳廷標如期被釋放。

　　吳廷標的家在湘西州花垣縣團結鎮中寨村。

　　即使在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的當地，吳廷標家的貧窮也很惹人注目——一棟四面透風的木屋，整體向西北傾斜15度，搖搖欲墜。屋內昏暗、一片狼藉，四處堆滿破舊的衣物，在梅雨季節泛起陣陣霉味。

　　據當地村民描述，吳廷標不喜勞作﹔吳妻田翠平則表示，吳在家裡行為粗暴，一副領導做派，兩口子常常爭吵甚至打架。但不管在花垣縣警方的記錄裡，還是村民的口中，吳廷標都未有過行騙鄉鄰的案底。

　　由於吳廷標顯而易見的貧困和毫無章法的行騙風格，其在媒體報道中，更多被描述成一個“誤入歧途”、“一時糊涂”的可笑農民。

　　縱觀吳廷標與余思高所發展的成員，他們有以下特征——中老年人、低學歷、鄉鎮居民。這些人群，在現實中一無所有，是權力與金錢的稀缺與渴求者﹔在余思高描摹的世界中，他們卻又輕易地“無所不能”。

　　警官楊玲秋向《新京報》記者表示，余思高謊言的核心之一，是“中共成立時，9名元老在遵義留有一筆巨額資產，如果找齊轉世的另外8個人，就可以找到並解凍這筆巨額的民族資產”。雖然這個類似“七龍珠”的故事荒誕不經，但相信者不在少數。

　　這種“把想象等於現實”的自戀心理，被心理學家武志紅稱為“巨嬰心理”。按照武志紅的理論，我國“巨嬰遍地”的事實，正是傳銷、邪教和各種稀奇古怪組織能夠輕鬆成功的基礎。

　　而另一個讓警方困惑的問題是，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這個組織裡，吳廷標他們究竟是受騙者﹔還是行騙者？

　　余思高還創立了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官網”（www.aaa13888.com）。經記者查証，這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域名，而是挂靠在南京的一家公司名下。

　　這個網站至今仍能打開。打開留言板的第一句話是：“這個網站明顯是騙人的，求教，他們的目的是啥。”

(責編：李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