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警方與“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的荒唐較量,雖因吳廷標勇闖岳陽監獄而進入公眾視野,實則已持續數年。
由浙江農民余思高創立的“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經4年發展,組織成員數百人,遍布貴州、湖南、湖北、重慶、河北等十余省市,他們不僅敢於去監獄提犯人,而且敢在銀行存假幣、坐火車不給錢、騎摩托車不帶証。
而湖南農民吳廷標,赴岳陽監獄並非只是其“一時糊涂”,而是其一貫邏輯的延伸,他不僅為組織發展新成員,還按月收取費用,供養給上級。
在警方徹底將這個荒誕組織鏟除之前,一批一批的新成員將加入其間,成為下一個“吳廷標事件”的伏筆。
5月17日下午4點35分,岳陽監獄三監區監區長楊海波在值班,一高一矮兩名男子來到面前,問“楊海波是哪位?請讓他快來見我們!”
得知眼前的人就是楊海波,高個男子拿出四份文件——《關於請求將林國昌保外就醫回家贍養慈母體弱多病的申請報告》及國家領導人的回復,司法部、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印發《罪犯保外就醫執行辦法》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我們是專門來提你單位罪犯林國昌保外就醫回家的,這裡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親筆回復,請立即將林國昌交給我們帶走!”高個男子極其強硬。
楊海波糊涂了,保外就醫和“環境保護法”有什麼關系。
楊海波試著去解開疑團,隨后他發現了一則冒充聯合國維和部隊官員行騙的奇異故事。
而記者調查發現,利用該身份行騙的故事,已發生在貴州、湖南、湖北、重慶、河北等十余省市。每則故事都有著光怪陸離的荒誕色彩。
“聯合國官員”提人記
“我們是保密單位,不能隨便透露身份信息。”當楊海波要求查看証件時,“聯合國官員”顯得極為氣惱
楊海波事后回憶,當時他就心生疑惑——保外就醫隻與犯人本身的健康狀況有關,“慈母體弱多病”無論如何都不是保外就醫的理由?既然來頭這麼大,為何監獄沒接到上級通知?
“我們是保密單位,不能隨便透露身份信息。”當楊海波要求查看証件時,高個男子顯得極為氣惱。
“沒証件我怎麼相信你們?”楊海波說。
高個男子不情願地掏出兩個証件,《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特別通行証》、《全世界維護世界和平聯合聯絡工作証》,姓名均為“吳廷標”,職位分別是“辦事員”和“專員”。
17點13分,多名監獄官員、武警趕到現場,雙方展開一場爭論——
“最起碼的到這裡來提人的程序你們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提什麼人?”
“我上面叫我們來的。”
“你上面是誰?”
吳廷標所謂的“上面”指的“中南海”。爭論期間,吳廷標號稱自己撥通了“中南海”的電話。
自始至終,矮個男子沉默寡言,表情局促不安。吳廷標則語氣強硬,對於自己身份遭到懷疑,數次惱怒地拍了桌子。他還出示了自己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但PS痕跡明顯。
“到時候我們的人下來就要帶走你、找你麻煩,你知不知道?”吳廷標環顧一圈,指著拍照攝像的工作人員厲聲責問。
盯了楊海波一會后,吳廷標將身子重重地靠在椅背上,目光撇向別處,嘆息道,“太蠢了。”
19點15分,吳廷標及其同伴被警察帶走。這場持續了三個小時的提人鬧劇畫上句號。
經查,吳廷標與聯合國毫無關系,他與矮個同伴林術祥系湖南省花垣縣的兩名農民。4年前,林術祥的堂弟林國昌因非法集資獲刑15年。今年4月,林術祥見林國昌的母親年老,動了“把林國昌從監獄撈出來”的念頭,他找到吳廷標,遂上演那幕鬧劇。
吳林二人最終因“招搖撞騙”分別被治安拘留10天、6天。
兩名嫌疑人落網(圖片來源:華聲在線)
不只是農民
吳廷標66歲,當過兵,做過體育教師和大學保安,最為漫長的一份職業是為當地的鉛鋅礦場做了20年的看守人員
吳廷標毫不起眼的人生在2013年3月發生轉折,成為了“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和“全世界維護世界和平聯絡辦公室”的“辦事員”和“專員”。較之他之前大半生的履歷,這是兩份“顯赫”的頭銜。
5月22日,記者在岳陽市君山區看守所見到吳廷標,問他“聯合國”相關証件是怎麼辦理的。他說,去年在重慶街上走著,突然有人塞在了他手中,他也不知道那人是誰。
記者問,証件上有你寸照,明顯是在端坐情況下拍攝的,它從何而來?吳廷標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我也不知道啊。”
對於提人時所持的相關文件,如有國家領導人簽名的回復,吳廷標一開始堅稱是真的, “是國家的一個政府部門,但部門名稱我要保密。”
此后,吳廷標翻供,稱文件是4月24日至26日間,自己在重慶一家“記不清地址”的打字店裡,打印了提人所需的各種文件。
5月22日,君山區警方當著記者的面打開吳廷標挎包,裡面除了賬單,還有許多寸照與身份証復印件。
記者看到,賬單寫滿了各種名字和金額,內容由“辦証費”和“生活費”兩部分構成,如:
“交辦手續費名單:2013年農歷10月初六楊秀春4000元(相片、身份証),2014年正月二十一日楊三妹交辦証費5900元(相片、身份証)。”
“2013年9月28日交費名單:楊秀春交200元,楊勝坤交100元,屈代華交100元,楊勝坤交300元……”
吳廷標辯稱,這是“替人辦洗礦証”的錢。這顯然又是一句謊言,據辦証人身份証信息顯示,他們中許多都是年屆七八十歲的老人,不符合洗礦工的年齡﹔且一個洗礦証不可能高達6000元,更無須按月交費。
兩個証件6000元
買証者承認,2013年9月,他花6000元在吳廷標那兒辦《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特別通行証》、《全世界維護世界和平聯合聯絡工作証》兩個証
5月26日,記者按照楊三妹身份証上的信息,在保靖縣毛溝鎮永和村找到這位64歲的老人。毛溝鎮離吳廷標所居住的花垣縣團結鎮很近,相距十多分鐘車程,且同在團結鎮趕集。
楊三妹寡居在家,同鎮的兒媳和她幾乎不來往。她的庭院裡堆滿廢紙板和編織袋。她靠撿垃圾維生,每個月收入百余元。按當地說法,她辦証所花的5900元,幾乎是這位老人的“棺材本”。
楊三妹承認自己認識吳廷標,但談及“司令部”的組織情況及辦証費用時,便緘口不語。
嗣后,記者聯系上楊秀春的母親。他母親一聽說是記者,便稱兒子的電話號碼已經更換,隨即挂掉電話。
記者走訪數位吳廷標名單上的人員,他們大多對吳廷標其人贊不絕口,但一談及“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便都守口如瓶。記者發現,辦証者多是些鄉鎮老人,且絕大部分為獨居者。
5月30日,記者聯系上兩名願意作証的成員。
吳啟學是重慶市秀山縣裡仁鄉的一名養殖場退休職工,他向記者承認,2013年9月,他花6000元在吳廷標那兒辦《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特別通行証》、《全世界維護世界和平聯合聯絡工作証》兩個証。
吳啟學回憶,吳廷標常去秀山縣的玉寶寺(音)拜菩薩,兩人因此認識,當時一同辦証的還有另外四名村民。裡仁鄉位於重慶東部,與湖南湘西州接壤,相距花垣縣不到兩小時車程。
吳大才是吳啟學的鄉鄰,他告訴記者,吳廷標向他們兜售這個証件時神神秘秘,所說不多,但強調有了這個証,“就可以走遍全中國,沒有人敢妨礙他們。”
吳啟學表示,他和一同辦証的五人隻交了一次性的費用,而湘西地區的組織成員還需要按月逐級向組織繳納會費。
記者查閱吳廷標所持賬單的翻拍照片,上面記錄著,“2013年8月份交給師傅3000元,9月交師傅2700元。”
吳某某要求監獄“立馬放人”(圖片來源:華聲在線)
特權、寶藏的蠱惑
如吳廷標兜售証件時所說,“走遍全中國,沒有人敢妨礙”,記者調查發現,確有很多人持維和部隊官員身份,進行各種可笑的行騙
張新則是另一個以身試法的例子。
2012年9月9日,重慶開往昆明的k167次列車停靠在遵義站時,51歲土家族男子張新上車,向列車長掏出“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大校軍官証”,稱自己正在訪問民情,要求列車長為其安排座位。乘警長聞訊趕來,二人互敬軍禮,張新被帶到餐車休息。在之后的談話中,張新因講不清楚維和部隊的工作職責,被警方識破並抓獲。
除了有人利用維和部隊証件尋求“特權庇護”,還有人用其來尋寶尋財富。
2009年7月22日,河北籍男子劉樂星與兩名同伙來到武漢市武昌區東湖路一家銀行,聲稱要存入500萬美元。銀行工作人員將其迎入貴賓區,劉出示了五張一百萬面額的“美鈔”。
該鈔票不僅面額巨大,尺寸也較一般美元大出許多,且為塑料材質。工作人員表示,“第一次見到這麼大面值的美鈔,需要找一台專業的儀器檢測”,穩住三人后,報警將其抓獲。
面對警察,劉樂星掏出自己“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先鋒官”的証件,表示手中的五百萬美元,是從別人手中購來,是“國民黨時期留在大陸的‘寶藏’”。無論警方怎麼說,劉樂星也不願意相信自己受騙。
更有甚者,為了這個謊言家破人亡——
2013年5月28日,安徽阜陽籍64歲男子馬文海因騎摩托車未佩戴頭盔被交警攔下。馬掏出“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執行官工作証”,聲稱自己正在解凍民族資產,要求公安配合自己所從事的“絕密活動”,予以放行。
警方將馬帶至派出所,才知道馬曾任阜南縣某鎮副鎮長職務,因忙於民族資產解凍事務被辭退,妻子怒而和其離婚。警方提醒其已身陷騙局,但馬仍自信表示,最多到2013年10月,資產解凍就能完成,屆時他就能獲得高達5000萬美元的中介費。最終,警方隻能將其解凍民族資產的偽造文件全部予以沒收,並罰款550元。
而49歲河南籍於某,利用“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辦事員”的身份,四處勸人投資“世界民營銀行”,斂財數萬元,后於2012年4月25日在合肥火車站行騙時因形跡可疑被民警盤查,后因“詐騙罪”被抓捕。
打不垮的總司令
警方聯系了所有能夠找到的受騙者,但他們拒絕相信余思高是騙子。警方最后隻能將他們遣送回原籍
吳廷標勇闖岳陽監獄,讓“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進入公眾視野,實則警方與該機構的較量已持續數年,並於2010年抓獲該機構的創始人余思高。
余思高是浙江農民,他向警方承認,2009年,他到遵義市,創立“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等一系列虛假機構。
2010年7月,遵義市警方第一次盯上余思高。在接到群眾舉報后,警方將余抓獲。
“余思高自封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總司令,對外自稱李德勝(毛澤東曾用名)轉世。到公安局,我給他做筆錄,他仍堅持自己是毛澤東。他還有一個玉璽,一個御枕。”6月2日,該案辦案民警楊玲秋向記者聊起余思高時,仍對余的荒誕難以忘懷,還因對不能將其繩之以法而倍感遺憾。
“我們明知他是詐騙,但拿他沒辦法。詐騙罪必須要有受害人,但沒有人報案。”楊玲秋說。
警方辦案材料顯示,其時,余思高的組織已經堪稱星火燎原,成員多達數百人,遍布雲南、重慶、廣東、北京、湖南、四川、貴州等省(市)。余思高向他們發放“中國聯合國總部先鋒官”、“執法官”、“執行官”、“公務員”等工作証。甚至案發時,每天還有絡繹不絕的信徒來到余思高的住處要求加入。
警方聯系了所有能夠找到的受騙者,但他們拒絕相信余思高是騙子。警方最后隻能將他們遣送回原籍。
最讓楊玲秋無語的是,警方將余思高帶走時,有受騙群眾將楊玲秋拉到一邊,悄悄說,“你見過聯合國的主席沒有?他就是。”
警方當場查獲了余思高偽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央軍事委員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主席令”、“中國聯合國總部”等印章12枚,偽造的証明文件87份。但這些証據仍然不足以讓余思高獲罪。
“他私刻了很多章,比如國務院的,聯合國的,我們明知是假的,但要辦案的話,要權威機構出示一個正牌的印章來進行比對。我們難道去找國務院,找聯合國嗎?”最后,警方找到遵義軍分區,在中央軍委下達的文件裡找到了一個可堪比對的印章,以“私刻公章”為由將余治安拘留十五天。
楊玲秋最后一次見到余思高是在2012年,匯川區的茅草鋪派出所接到報案,稱余思高又在某打字復印店打印聯合國的工作証。楊玲秋現場警告余,“如果我在轄區再發現你一次,我送你去勞動教養。”
此后,余思高搬到遵義市的紅花崗區居住。2013年,警方接到群眾報案再次對余思高進行調查。忠庄派出所副所長楊安強告訴記者,這一次因為証據不足,連拘留的處罰都沒有,隻能沒收其虛假印章証件。
行騙者還是受騙者?
這種“把想象等於現實”的自戀心理,被心理學家武志紅稱為“巨嬰心理”。他說我國“巨嬰遍地”的事實,正是傳銷、邪教和各種稀奇古怪組織能夠輕鬆成功的基礎
與遵義市警方拿余思高沒轍類似,岳陽市警方拿吳廷標也沒有辦法。
君山區辦案民警李細紅對吳廷標的不老實大為惱火,他告訴記者,林術祥可按期釋放,但對吳廷標,警方一定會想法延期羈押,把事情查到水落石出。
按刑法,個人詐騙公私財物兩千至四千元以上,已達到“數額較大”的標准,按照刑律可以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警方找不到報案人,5月28日,吳廷標如期被釋放。
吳廷標的家在湘西州花垣縣團結鎮中寨村。
即使在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的當地,吳廷標家的貧窮也很惹人注目——一棟四面透風的木屋,整體向西北傾斜15度,搖搖欲墜。屋內昏暗、一片狼藉,四處堆滿破舊的衣物,在梅雨季節泛起陣陣霉味。
據當地村民描述,吳廷標不喜勞作﹔吳妻田翠平則表示,吳在家裡行為粗暴,一副領導做派,兩口子常常爭吵甚至打架。但不管在花垣縣警方的記錄裡,還是村民的口中,吳廷標都未有過行騙鄉鄰的案底。
由於吳廷標顯而易見的貧困和毫無章法的行騙風格,其在媒體報道中,更多被描述成一個“誤入歧途”、“一時糊涂”的可笑農民。
縱觀吳廷標與余思高所發展的成員,他們有以下特征——中老年人、低學歷、鄉鎮居民。這些人群,在現實中一無所有,是權力與金錢的稀缺與渴求者﹔在余思高描摹的世界中,他們卻又輕易地“無所不能”。
警官楊玲秋向《新京報》記者表示,余思高謊言的核心之一,是“中共成立時,9名元老在遵義留有一筆巨額資產,如果找齊轉世的另外8個人,就可以找到並解凍這筆巨額的民族資產”。雖然這個類似“七龍珠”的故事荒誕不經,但相信者不在少數。
這種“把想象等於現實”的自戀心理,被心理學家武志紅稱為“巨嬰心理”。按照武志紅的理論,我國“巨嬰遍地”的事實,正是傳銷、邪教和各種稀奇古怪組織能夠輕鬆成功的基礎。
而另一個讓警方困惑的問題是,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總司令部”這個組織裡,吳廷標他們究竟是受騙者﹔還是行騙者?
余思高還創立了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官網”(www.aaa13888.com)。經記者查証,這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域名,而是挂靠在南京的一家公司名下。
這個網站至今仍能打開。打開留言板的第一句話是:“這個網站明顯是騙人的,求教,他們的目的是啥。”(記者 曾鳴 發自湖南保靖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