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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转型提速 倒逼体制破冰【2】
民间公募基金倒逼体制破冰，非公募基金踊跃参与第三次分配
当官办慈善组织开始酝酿变革，以壹基金为代表的民间公募基金已经先行一步，走在了创新前沿。壹基金最早是由李连杰发起成立的国际性公益组织，但在落户中国内地时遭遇了身份难题。
李连杰曾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成为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面进行公募的专项基金，没有自己的独立账户和公章。几经辗转，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注册成立。李连杰曾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自嘲：“壹基金这孩子虽然还健健康康的，但它没有身份证，没上学。”
2010年底，正在实行社会组织新政的深圳市民政部门向壹基金伸出了橄榄枝。2011年1月，四处碰壁的壹基金绝处逢生，在深圳以公募基金登记。
谈记者最新了解，作为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壹基金目前的公募行为还只能在登记的地域内进行，但接受捐赠可以跨地域。将来运作壮大后，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地方登记的基金会改为全国登记。壹基金成功破冰，中国有了第一个民间的公募基金会，被视为中国慈善事业重大体制转型的积极信号。
中国目前已有的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由政府各部门创办，民间慈善团体多挂靠到官方主导的公募基金会来开展公募运作。例如，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基会)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挂靠红基会的公益项目就达到几十项，包括崔永元公益基金、长江公益基金、嫣然天使基金等，多数都是个人或者企业发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短短几年，异军突起的国内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为中国企业及企业家实现个人公益理想、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搭建了新平台。半月谈记者专题调研中，受访的不少企业家已不再仅仅通过官办慈善机构捐赠善款，而开始建立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从被动、临时、以突发事件为主的捐助走向主动、长期、独立且有系统的捐助。
“中国首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捐款累计超过50亿。2011年5月，曹德旺家族捐出35.49亿元等值股票，成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开了中国捐赠股权设立非公募慈善基金的先河，为更多企业家和富人股捐趟出新路。河仁自身并不执行项目，国内慈善机构均可向其申请项目资助，符合条件的签订合同获得资助款项，并无条件接受河仁的全程监管，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
不同于传统的公募基金，非公募基金可以独立自主确定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确定公益项目和善款资助方向。记者注意到，河仁主要把救灾、济贫、助学等作为资助方向，此外，平素修炼佛家心慈悲怀的曹德旺父子还捐巨资，在普陀山、九华山等地兴建万佛塔，鼓励宗教人士积德行善。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其原始基金1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该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我觉得最满意的还不是具体的成功项目，而是南都基金会理事会良好的治理结构。”
徐永光认为，秘书处和理事会的关系是治理结构当中最核心、也最难处的一种关系。他任秘书长期间，曾去温州谈好了在当地建一所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学校，理事会多次派工作人员考察后提出不同意见，然后理事长又带人到温州谈判。直到大半年后，理事会才表决通过，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实施方案。徐永光说：“如果没有南都公益基金会这样一种治理结构，没有理事会这样反复打磨，就不会有这样的完美结果。”
在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看来，非公募基金会作为民间组织，在了解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受助群体需求方面比政府更具优势，可以直接瞄准政府公共服务的薄弱点发力，更加快捷、直接地作用于受助群体。
记者调研中了解到，非公募基金多由企业、企业家投资设立，在组织管理上往往引入很多商业操作经验，凸显公益创新能力。深圳桃源居基金会借助企业开发地产的成熟经验，帮助完善桃源居社区自身造血机制，促使这个现代服务型社区被联合国有关机构评为全球理想人居社区。
首次将公益创业投资理念引进中国内地的是新公益伙伴(NPP)。2006年11月，新公益伙伴在香港成立，在运行一年多之后，NPP在境内成功注册为NPP公益创投基金，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家具有公益创投概念的公益组织。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也将创业投资理念引进公益领域。友成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平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现有的非公募基金会多委托专业的理财公司打理，友成则是国内首个注册成立自己资产管理公司的非公募基金会。王平说，友成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有非常严格的管理流程，在机制上保障受托管理基金资产的安全、可控和保值增值。资产投资必须经理事会批准，理事会下还设有专门把关的风险控制委员会。
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说，以往人们认为基金会公益创投不可以追求经济回报，只能以社会价值体现投资意义，但现在，利润与社会影响力共存的投资回报模式正受到更多人认可。
记者调研发现，除了企业基金，媒体基金“长袖善舞”，正成为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一大生力军。媒体和公益慈善机构联合开展公益活动，已经屡见不鲜。在此基础上，不少媒体发挥自身优势，整合企业、读者和各种社会资源，成立专项公益慈善基金，如京华天使基金、百度基金、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
去年，深圳报业集团等多家媒体单位发起成立了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关爱基金会很多个案救助是通过这样的程序完成的：媒体对需要救助的对象进行报道——市民反响热烈并要求捐助——关爱基金会筹款——基金会对救助对象进行帮扶——媒体跟踪报道善款流向和帮扶效果。
就在去年，我国非公募基金会数量首次超过了公募基金会。针对此，许多受访慈善人士向半月谈记者表示，如果将管理登记权限都放在中央和省级民政部门，工作量实在太大。一旦下放权限给地方，非公募基金会能更快捷更方便地登记，可以解放更多的爱心生产力。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今年初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称，“将下放非公募基金会的审批权”。7月13日，在全国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在深圳召开)上，李立国向全国各省份民政厅局长强调，“继续下放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权限”。半月谈记者从现场获悉，“江西、广东等省下放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
李立国还在别的场合透露，对公募基金会，将来仍然是严格审查、合理布局、宏观调控，这是各国通例；但对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对其发起人、理事中近亲人数、命名、每年公益支出的资金数量以及办理程序等，政策都会比较宽松。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认为，这将有利于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个人和企业，通过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形式，让企业财富流向公益慈善领域，进入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作用于中国社会建设。
草根公益组织：盼来免挂靠，有了孵化器
比起官办慈善机构和基金会，近年来各种草根公益组织更如雨后春笋，数量激增。它们天生具有平民性，为普通人尤其是大学生投身公益慈善所优选。这些以往通常被列为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的草根社会组织，现在统一有了个法定的称呼：民办非企业单位。半月谈记者注意到，首届慈展会获得参展资格的538家参展单位中，民办非企业单位共263家，基金会103家，企业135家。慈展会主会场面积最大的6号馆，成了草根公益慈善组织尽展风流的天下。
民间助学组织灯塔计划执行理事甘宁告诉半月谈记者，灯塔计划先后组织3000多人次下乡义教，大部分义工是来自高校有公益情怀的大学生。参与这种公益活动，给这些心态开放但生活阅历扁平甚至有些自闭的新生代青年人，打开了一扇大门。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所言，从这里可以更便捷地沉到社会的底层和平民的日常，在城市的边缘、在大山的深处、在辽阔的乡野，发现原来还有另一方收获成熟的沃土和撞击灵魂的课堂。
然而，长期以来，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登记管理体制，大大制约了民间草根公益组织的发育和公益青年群体的壮大。社会组织登记需要找到主管单位挂靠，而很多有资格充当主管单位的机构嫌麻烦或害怕担责任而拒之，导致一些社会组织长时间内属于没有名分的“黑孩子”，或寄人篱下难以长大。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令人惊喜的是，今年以来，情况正在向着好的态势加速度转变。
南京市民政局从今年8月起，选择两三个区县开展试点，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这三类组织开展直接登记注册。凡开办资金为20万元以下(不含固定资产)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均由区(县)民政局负责登记。
在拥有上千家公益慈善组织的深圳，该市民政局局长杜鹏表示，今年将直接登记的范围扩大到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文娱、科技、体育和生态环境等8类社会组织，同时再梳理转移政府公共服务事项74项。
走在探索前沿地带的广东，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突破3万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半月谈记者从广东省民政厅获悉，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最近出台《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将公益慈善组织纳入重点培育、优先发展之列，除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前置审批的以外，实行直接登记；还允许公益慈善类社会团体使用“字号”，破除垄断化。
“我们将不再是黑户了。”从事8年支教助学的义工李振才和友人最近正向民政部门申请筹建广州市启明关爱促进会，而无需再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李振才感慨道：“这个规定让我们已等待了8年。”
据李立国部长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已有19个省份开展或试行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不难看出，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已从部分地方试点渐向全国范围铺开。
民办非企业类社会组织轻装上阵无挂靠后，其运行机制等也发生新变。广州市荔盟社会服务联合会今年1月在广州市民政局直接注册登记，半月谈记者看到其章程有52条规定，对于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和罢免、资产管理和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规定尤为严密，条目也最多。降生才半岁多的荔盟，已密集推出了牵手麻风病康复老人夜游珠江、募捐6万元帮扶被硫酸毁容少女等一系列善举。
免去主管单位挂靠，头上少了一个婆婆之后，是否都一放就灵？在公益领域，草根组织普遍弱小，不缺乏爱心，但缺乏职业化的能力建设，在草创期尤其需要悉心护理，否则，发育不良极易夭折。因此，少了婆婆后，还少不了有个“奶妈”。
半月谈记者在首届慈展会上发现了十几个这样应运而生的“奶妈”。它们是专司培育社会公益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承担了孵化器功能。它们大多发轫于南方城市，如杭州恩众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南京新兴社会组织培育促进中心、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等。它们为初创期的中小型社区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办公场地、设备等共享设施，提供政策咨询、小额资助、渠道拓展、项目对接、财务托管等全方位服务。
上海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在2006年首创公益孵化器概念，通过恩派系列机构，该模式在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南京等地成功克隆。恩派服务对象就是中小型草根公益组织，核心服务理念是提升其能力。同样在上海，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专注于扶持培育今日公益先锋、未来社团领袖，项目官员李雅兰将该组织愿景描述为“推动中国青年高社会化发展的第一公益品牌”。
扶持草根公益组织发育的民间举动，日益获得官方支持，形成良性互动。广东省建立了社会组织孵育基地，设立扶持专项基金，并在多个领域由政府购买服务。
有了孵化器，大大降低中小公益慈善组织的创办风险，迅速提高其成活率和成功率。据半月谈记者了解，于去年启动的瀛公益基金会已在试点城市建立市区两级社会组织服务园，在49个城市建立了志愿者帮扶网络。
同样于去年启动的太原市社区社会组织公益孵化器，首批已经有太原方舟社区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太原市社区家庭危机干预中心等7个项目入住孵化。(《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8期，记者 周清印 吴俊 赖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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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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