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贵钉子户”：夫妇获赔1700万后已离婚【2】

2006年9月15日，推土机推进蔡屋围村，从红宝路一侧开始拆迁，蔡珠祥一家开始了钉子户生涯。

蔡珠祥家的6层小楼究竟值多少钱？他们先是要求1.2万元/平方米的现金补偿，遭到拒绝，开发商的理由是房子是城中村宅基地上的农民房，和周边的高楼大厦不能横向比较，因此价格更不能参考后者。此后2006年9月房地产评估机构给了价格是4089元/平方米，理由是宅基地实际不能流通，房子没有房产证。双方对房子价值几何的评价大相径庭。京基将补偿金提高至9000元/平方米，双方仍未能达成协议。

2007年3月，张莲好以网名“阿香婆”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南方第一高楼之征地拆迁令我感到弱势》的文章，拉开了这一出拆迁的大戏。这场拆迁的拉锯战从一开始就成为深港乃至全国媒体的报道热点，它具备太多吸引人的新闻元素：蔡珠祥的港人身份，《物权法》的颁布，上千万的天价赔偿，已经在迅猛飙升的深圳房价……老人与开发商，孤楼与新地标，这栋老楼的命运成为深圳旧城改造的标志性事件。

蔡珠祥将内地和香港媒体记者的联系方式记录在一个小本上，有需要的时候他就逐个打电话。为了防止开发商假冒记者抢走房产证，他将房产证存进银行保险柜，给记者看的只有复印件。

在这场拆迁保卫战中，偌大的工地上只有这幢6层小楼孤独而倔强地屹立着。蔡珠祥坚定地认为他手中抗争的砝码是媒体、胆识和法律，而法律是最重要的。同一时期出台的《物权法》为旧改拆迁再添变数，它成为蔡珠祥的有力武器。有一阵，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钉子户”纷纷找到蔡珠祥学习取经，他就带着人家到书店买一本《物权法》。他振振有词地拿着《物权法》跟媒体说：“根据《物权法》，如果是像建地铁、政府机构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项目，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但是建金融中心是商业利益，所以我可以和他们自由谈判。”

夫妻俩可谓“一文一武”。这边，蔡珠祥拿着《物权法》要谈判；那边，张莲好则用她的近乎偏执的强悍来表示决不妥协的决心。拆迁不仅留下了小楼，还留下了小楼前蜿蜒通向深南大道的一条小路。每天早上4点，张莲好都一个人拿着扫把，把头一天拆迁洒落在小路上的灰土认真扫去，每天一扫就是两个小时。2006-2007年连续报道此事件的一个记者回忆，每次见到张莲好，她头一句一定是：“这地是我家的，房子也是我家的，就是要他们赔！”

罗湖法院召集双方调解了4次，斡旋成了主要协调方式。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万的天价补偿款，成为中国“最贵的钉子户”。那一年，他57岁，张莲好60岁。伍青山对那一天的场景记忆犹新，张莲好打电话给他要交钥匙。在小楼前，张莲好递过来小楼的钥匙，尽管她极力保持平静的表情，但是眼神中流淌出无尽的凄凉。张莲好说：“青山，我现在啥也没有了，只剩下钱了，明天就睡在天桥下数钱去。”她离开的背影被午后的阳光拉得越来越长，一步三回头，似乎想要把身后的小楼嵌入眼睛里。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此后他们将相忘于江湖。

对于公众来说，赔偿金总额成为最大的八卦。两人挨个给记者打电话，告知这个他们认为“扬眉吐气”的结果。有记者至今仍记得电话中蔡珠祥那胜利者的口吻。也有参与报道的记者认为，夫妇俩一直都把媒体作为争取更多赔偿金的利用工具。

隐居者

蔡珠祥和张莲好分开了，1700万也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张莲好和一双儿女各一份。2007年底，蔡珠祥在布吉买了一套房子和女朋友同住，小区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精瘦、有些驼背的老人；至于张莲好，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

多数蔡屋围村民选择了物业补偿回迁，1-2套120多平米的大户型+10多套40多平米小户型的“组合”。位于蔡屋围的京基金融公寓，1755户住户中，业主300多户，租户1400多户。而这些业主几乎都是蔡屋围村被拆除的108栋楼的原村民。他们住在大户型的公寓中，大户型集中在一栋新楼中，位置好、户型大。罗阿姨家物业补偿建筑总面积720平米，2006年拿到了一层的拆迁补偿金144万元，余下面积换取了一套107平米的三房两厅和13套33-44平米的一房一厅。目前小户型全部用于出租，每月租金总额约4.5万元。村里其他人跟她家情况差不多，也有村民一家拥有超过20套房产的。

还有一幢新开发的写字楼产权属于蔡屋围村股份公司，如此村民的分红就更高了。村股份公司组建物业公司对写字楼进行管理，村里不少年轻人在物业公司里面工作。尽管每个月的工资仅仅够汽车的油钱，但是他们仍旧很乐意去“上班”。无疑，这些村民已经成功跻身富翁行列，但是几乎所有村民都对记者的采访有些避讳。罗阿姨面露难色：“大家都以为我们发财了，其实我不想做富翁，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

如果按照产权补偿的方式，蔡珠祥家708.3平方米的总建筑面积，按照均价3.5万元/平方米计算，保守估计目前的市值总额超过2400万元。

但是，如果仅仅是如果。

有村民提出，蔡珠祥和张莲好之所以坚决选择现金补偿的方式，抗争了整整一年多时间，原因是两人作为夫妻早已貌合神离，而现金补偿给了大家更方便分割财产的方式。也许是巧合，现在的蔡珠祥和张莲好确实分开了。1700万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张莲好和一双儿女各一份。

蔡珠祥和张莲好更换了电话号码，和村里人没了联系，因为钉子户行为拖延了工期，也就推迟了大家回迁的时间，他们成为全村“公敌”。蔡珠祥曾和别人说，张莲好没有再买房，而是租住在滨河新村。这是一个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住宅区，离蔡屋围很近。但是，记者通过物业管理处和社区工作者均未能查到张莲好的租赁信息。有一种可能，张莲好已经更换了住地，在连前夫都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一种可能，张莲好用了别人的名字租下了滨河新村的住宅。她就像瓶子中的空气，打开瓶盖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她生活得怎么样？

2007年年底，蔡珠祥在布吉买了一套三房两厅131平方米的房子，购房和装修总价约200万元。他清晰地记得那时候的房价是9400多元/平方米。目前，他和女朋友同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社交圈子也越来越小，在蔡屋围老村外，他很难找到与自己有着相似背景和共同语言的人。“跟外面的人聊不来”，蔡珠祥的普通话不好，说起来很费力。 每天，他6点起床，然后下楼散步，8点买菜回来，顺便带一份报纸，9点吃早餐、看新闻，眯着已经老花的眼睛逐页阅读报纸，午饭后午睡，下午要么看碟要么下楼打会儿麻将。小区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精瘦、有些驼背的老人，更不知道他就是名噪一时的“天价钉子户”。平日里他很少出门，“我也没有啥可以去的地方，呵呵”，蔡珠祥说，难得去香港找到那些熟悉的小餐厅，吃吃久违的味道，是他一段时间里最幸福的时光。由于女朋友晕车，他们几乎没有旅游的安排。蔡珠祥至今没有买车，他说自己不需要，也没有想去的地方。

他不知道儿子和女儿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最牵挂的人是年幼的小孙子。他时常还会想起做钉子户那段轰轰烈烈成为公众焦点的时候，时常拿出那本记录着各个媒体记者电话的小本来反复摩挲。对未来，他说没有什么想法，平安过一天就是一天。“我怎么可能回蔡屋围呢？我在那里没有房子了，别人也不欢迎我。”说到这儿，蔡珠祥很是无奈。

和蔡珠祥一样选择住在“外面”的人几乎没有，村里人因为物业补偿，回迁还是住在一起，他们普遍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回迁入伙时，有村民得知自己家住20多楼惊呼：“每天爬楼怎么吃得消啊？”当搭乘电梯“回家”后，这个村民感叹道：“坐电梯还是比爬楼梯舒服啊！”拆迁前，有车的村民很少，李先生是村里之前为数不多几个有车一族，车子在村里只能乱停放，车身被刮、玻璃被砸是经常的事情。现在，几乎每家都购买了私家车，车库中几乎看不到20万以下的车型，很多家都有两台以上的汽车。 老村民蔡叔听人说，蔡珠祥曾经在去年通过中介想买蔡屋围的京基金融公寓的房子，搬回来跟原村里人一起住，“但是，怎么可能有人卖房子给他？他当钉子户是出名了，但是当时是得罪了全村的人。”

生活环境变化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却没有什么改变，初一、十五，村民们会在集中地指定空地烧纸拜祭，老人中心几十个麻将桌每天都很热闹。蔡叔乐呵呵地说：“原来是一家一栋，现在是楼上楼下，还是那些人。”一花一世界，一村一天堂。他们有着价值千金的物业，有着每月数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但是他们都感觉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走出大厦后快节奏的城市节奏，是大部分村民所不能适应的，于是虽然旧改已经将蔡屋围村从深圳版图上抹去，但是他们仍旧习惯只和村里人来往，对同族人身份认同而怀念。

现在，蔡珠祥仍旧肯定地表示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当时有当时的情况，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客死他乡，现在能够在故乡安度晚年，我已经很庆幸、很安心了。”

无论是选择偷渡的冒险，还是建房时户型的选择，又或者是拆迁时选择的赔偿方式，每一次蔡珠祥夫妇都没有“随大流”，都没有安分地等待命运的安排，都显得那么特立独行。但是，命运好像给这对勇于冒险的夫妇开了玩笑，每一次选择他们好像都处于“下风”。

是命运吗？谁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这一切发端于1972年，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走出家门，偷渡香港的那一刻。那时候，他还是个强健的年轻人，充满梦想，现在他只是个老人，只想安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