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出台背后的权力逻辑
一方面,苏意图主导民进党两岸政策话语权。民进党是派系共治,不同派系对于两岸政策有不同态度,大致可分为改革派、基本教义派以及保守派。谢系、蔡英文势力、许信良人马以及以陈菊为代表的部分新系,可归类为改革派;以游系、扁系、“独”派为代表,属于基本教义派;而以林浊水为代表的部分新系及苏系虽然主张因应情势变化,但立场与改革派相比更加保守,可称之为保守派。由于目前党内有关两岸政策的共识性文件仍是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而两岸交流的情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派的声音逐渐扩大。尤其是,谢长廷登陆并提出“宪法共识”,开创民进党正视两岸交流的新一页,获得外界正面响应,但也引发基本教义派与改革派论战,一时间,党内路线之争成为媒体焦点。
苏趁势以党主席身份兼任召集,主要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同时也借机巩固自身地位。首先,谢已经提出“宪法共识”,而苏定位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又是“整合党内意见”而非“两岸交流平台”,谢兼任“主委”,势必引发改革派与基本教义派之间更大范围争论。苏若放任党内分歧扩大,或情势发展到逼迫苏表态时,苏将缺乏战略回旋余地。其次,谢登陆后引发以游锡堃为代表的基本教义派反弹,谢、游两大“天王”互相批判,苏以党主席身份兼任召集人可在谢、游两岸论战中充当裁判,彰显党主席权威。
另一方面,苏也有借机“卡住谢、压缩蔡”的考虑。首先,苏贞昌与蔡英文两大阵营的较量是民进党未来权斗的主线,苏占据党机器平台,蔡则擅长包括两岸论述在内的政策论述。蔡退出民进党权力核心之后,通过周游列国、就重大政策发声等系列动作进行政治保温,近期又借倡议召开“国是会议”博得广泛赞誉,加上其不断充实的两岸政策主张无形中对不擅两岸论述、避免就两岸政策表态的苏形成压力。苏主导“中国事务委员会”的平台,并且邀请蔡作为委员加入,就是要将蔡的意见纳入到党的体制内,统一党内发言口径,强化自身权威的同时削弱蔡的空间。
其次,在苏蔡较量的过程中,苏一度为拉拢谢而有意释出“主委”的位置给谢,但以“智多星”著称的谢凭“调酒之行”访陆后,已抢得民进党两岸交流的头筹。苏担心若真的将“主委”位置给谢,谢会主导民进党两岸论述,从而使苏面临边缘化的境地。同时,苏笃定谢具有强烈的政治企图心,再加上谢多次与自己敌对的教训,长期沉淀的“苏谢心结”并未真正解开,苏并不愿意看到谢凭借“主委”一职东山再起。
缺乏魄力或将酿成“悲剧”
苏在不愿意真正进行政策调整的心态下,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看似有诸多权谋算计,但也面临极高的政治风险。
首先,未能讨好呼吁改革的民意。党主席兼任召集人意味着苏要对争议性极高的两岸政策论述负全责。由于民进党内两岸政策面临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如何转型、在多大程度上呼应主流舆论与中间选民的诉求,如何面对基本教义派的阻挠,对于毫无两岸论述经验的苏而言,都是极具挑战的事情。如果苏只是做做样子,并不能呼应改革诉求,苏保守的形象将会被强化,终会被选民唾弃、被时代潮流所抛弃。目前看来,苏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起到改革的效果,相反还遏制了党内改革的声音,不仅未获大陆方面重视,主流舆论也评价消极。《中国时报》称,苏贞昌此举不但未获得掌声,反而换来阵阵叹息声。
其次,“独”派也不领情。游锡堃表示,民进党与中国大陆的交流及接触,已有“中国事务部”,所以他对设这个委员会持保留态度。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江志铭批评,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不是政策调整,是投机、投降,未来如果全党因此被大陆“牵着鼻子走”,不但民进党前途堪虑,台湾的未来更是黯淡。有舆论指出,苏兼任召集人致使“万千压力集于一身”,反给自己增加“新麻烦”。
最后,此举可能促成“谢蔡联盟”。吴子嘉专文“苏贞昌背信”指出,苏为换取谢长廷在党主席选举期间“保持中立,不支持特定候选人”,曾承诺在上任后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并邀请谢担任该委员会的召集人。在谢履行诺言后,苏却翻脸不认帐,是名符其实的“背信”。此举逼迫谢另辟途径与大陆交流,严重阻碍谢作为政治人物追求价值实现、历史定位的理想,让谢大为感慨,称“人类的悲剧,就是情势变更,但人不变更”,也直接影响党内第三大派系谢系的生存空间。而蔡阵营最缺乏的就是谢系这样有组织的党内力量,谢、蔡原本就有过联手抗苏的合作经验,对于两岸想法又更趋一致,因此,无论是对谢个人还是谢系成员,谢蔡联盟都可能成为最佳选项。(陈咏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