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追问“份子钱”的产生,要回望出租车的市场化历史。这段历史里有乘客、司机、公司、政府四个主角,他们互相牵动,在不同的制度设计下各有损益。当无数悲喜交加的故事演完,更多暗流涌动的博弈还在继续。解剖错综复杂的出租车利益格局,也可从中找到线头。 |
谁获益,谁受损
王军考据,129号文件全称是“关于加强企业营运任务承包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营运任务承包合同书”里有“营运方式”、“承包期限”、“车辆价值保证金、营运收入保证金与承包金”等等内容。从这份文件开始,约定了4500元的“份子钱”。
2000年以后,经过核算,单班司机的“份子钱”涨到了每月每辆车5175元。这个价格持续了12年,时至今日,单班车5175元的“份子钱”一直没有改变。
北京市一家国营出租车公司的现任管理者告诉本报记者,现在该公司每月从每辆车上缴的“份子钱”中,平均获取的净利润只有167.91元。油价上涨后司机压力很大,目前北京市政府为每辆出租车每月发放油料补助905元,企业发放油料补助520元。
政府补贴的905元从哪里来?北京市有6.6万辆出租车,每天都有很多人遭遇打车难。站在路边打不到车的人可能不清楚,自己为打上车的人均摊了多少钱。
可即使有了补贴,司机们出车的积极性也不高。
银建公司的邢师傅是平谷人,家里有地,孩子也不大,他每个月出车20多天,赚到手约2000元到3000元,“这个工作特别辛苦,但我觉着身体要紧,累了就歇着。”像这样来自郊县的司机,目前占北京出租车司机的一半以上,节假日、雨雪天北京城急缺出租车的时候,他们要考虑的是遥远的路途和并不增倍的收益。
张国庆说,节假日去平谷、延庆的村子里看看,趴着的都是北京花色车(出租车)。而每天上班高峰期,路堵难行,司机会计算,堵车一小时乘客支付20元,油费也差不多,何必出车?
“稳定的承包关系有助于减少公司和司机之间的纠纷。但这只是政府的目标。”王军告诉本报记者,对公司和司机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利益和风险的分配。
在张国庆看来,政府规定了出租车的份子钱,又限制了市场准入,现在的北京出租车市场是一潭不再流动的水,“企业哪里有创新的积极性?”
本报记者近日连续采访了多名出租车司机。因为入行要缴纳2万元“抵押金”,司机一般与企业签订合同后不会中途走人,除了个别公司“留不住人”,其他公司待遇相差无几。“提供座套的可能就少给司机上一项保险,上全了保险了可能就有些别的小花活儿”。出租车分单班和双班两种。前者一人一车,后者两人一车,轮流倒班。对于公司来说,双班用车利用率更高,收的“份子钱”也高,有些司机为了拉单班车,会向有关系的中介交6000元到10000元的价格,争取一趟单班车。
张国庆说,由于公司的利润是固定的,不再有创新动力,“就在小地方动心思。”现在在一些公司,100人的车队只用2个人管理,“以前可能用3个人,多一个是为了企业发展培养人才,以便有机会扩充车队,现在用不着了。”由于缺乏竞争和活力,这些企业往往靠减少管理人员提高高层管理者的工资。
那6.6万辆出租车的经营权,偶尔在并购公司时闪现。上述出租车国企负责人表示,目前附着在一辆牌照上的价格,大约是20~30万元。
不过,这也不是其真正的价格,因为这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而在张国庆看来,这些牌照赋予了大公司无可估价的“特许经营权”,用来获取银行贷款。如果想降低运价,打破垄断,让更多的车进入这个市场展开竞争,就直接意味着大公司那“看不见的价值”贬值,这不是既得利益者愿意的局面,更考验政府的智慧和勇气。
这个当年中北公司的书记铭记着过去的精彩,“那时候,我们靠好车、高素质司机和加强创新,曾经击败过国企,一举拿下大订单……”但对今天的他来说,没有创新的垄断市场,再也找不回那时的荣光。记者 白雪 实习生 张晨